宋庆龄:永远的美丽

李辉
一 

    20世纪的中国,如果在男性中评选一名世纪伟人,恐怕还会让人斟酌再三,难以取舍。而女性则不然,我想不出还有谁比宋庆龄更有资格当选。
    我这样说,不只是因为她在20世纪的80年间,跨越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几个重要时代,并在每个时代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历史错综复杂的风云变幻中,她始终以自己的人格、气质、精神的美丽征服了所有人——无论朋友或者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的一些风风雨雨可能会渐渐被人淡忘,但在来往穿梭的历史人物队列中,她仍将赫然耸立。她曾发挥的作用,她优雅、朴素的风格,她身上所漫溢出的精神的美丽,永远值得评说和欣赏。
    这种感觉在阅读外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时,尤为强烈。还没有别的哪位中国女性,能像宋庆龄这样,赢得那么多的赞美,赢得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发自内心的敬仰和热爱。
    “你认为我们卓越的宋庆龄只是一枝香溢全球的美丽鲜花吗?不,不,她是一头要冲破天罗地网的雄师。”当1927年宋庆龄流亡欧洲时,见到过她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发出这样的赞叹。
    “她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最高雅的女性。”这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赞美。
    “我认为,当时在上海,只有一个光辉灿烂、无与伦比的人物,她就是勇敢、美丽而又孤独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这是海伦·斯诺的赞美。
    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甚至写到过这样一件事:“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卧室里有两张女人的照片,一张是他已故的妻子,另一张就是孙夫人。”
    这便是外国人视野中、印象中的宋庆龄。在革命的年代,她实在是革命与美丽的化身。

二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都在美国留学成长,但在美国人眼里,只有宋美龄最具有美国性格,而宋霭龄和宋庆龄则更多地带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40年代第一个直接采访宋氏三姐妹并在美国出版《宋氏姐妹》一书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曾在传记中这样写到宋庆龄留学美国时的故事:
    “像姐姐霭龄一样,她总是显得羞怯和敏感,与美国化的美龄相比更像传统中国女性,这一点甚至在她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非常突出。卫斯里女子学院的校长讲到过,庆龄因为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外套去参加毕业典礼而感到烦恼。这位年长的夫人就说她随时都有儿子的外套备用,但这位姑娘叫道:‘不,我不穿一个男人的衣服!’我们称之为‘定型’的美国学校的7年生活,并没有改变她的过于敏感的性格;婚后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太多改变她不喜欢表现自己的习惯。”
    斯诺写道:“庆龄喜欢美的东西,她的家具陈设寥寥无几,可总是得体大方。她家里永远那样洁净,使人觉得温暖朴素。她还有一些珍贵的画卷,异国情调的鲜花给她的房间增添了光彩。她的长袍颜色素净,式样活泼。她衣着总是很考究,乌黑的头发梳成一个髻,端正地盘在脑后,烘托出精巧的脸部轮廓。除了一个玉发夹或别针外,她很少戴其他饰物。”
    德国姑娘王安娜也谈到宋庆龄身上的中国女性的特点:“在我初次站在孙夫人面前时,我和所有认识她的人一样,都惊叹她的美。在宋家三姐妹中,毋庸争论,她是长得最美的。但她自己好象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态度自然,具有中国妇女特有的温文而雅。每当我和她接触时,我一再感到,她那并不引人注目的质朴的态度,和她的弟弟及姐妹比较起来,美国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她的每一姿态都给人以一种羞怯感,她每每压抑自己,不使自己的柔情表露出来。孙夫人说起话来细声慢气。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她的声音柔和、安详,和妇女的身份特别相称。’”
    不愿意表现自己,不习惯抛头露面,这是宋庆龄的另一性格特点。
    项美丽这样写道:“孙夫人在多年的现实生活中给人留下简朴和自制的印象。她个人总是保持低调——服饰淡雅,寓所绝对简单、实用。当她公开露面发表演说时,人们会觉得她是在勉力而为,但是她的声音和她的词语是坚强有力的。当局势需要时,她能做到坦率,甚至激烈,譬如当她被激怒时便是这样。
    天性不习惯抛头露面,却义无返顾地继承孙中山的事业,成了中国政治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女性,这对宋庆龄实在是一个巨大考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考验甚至大于外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政治恐怖带来的种种压力。于是,从1927年大革命起,几乎所有见到过宋庆龄的外国人,无不一方面赞叹宋庆龄的美丽,一方面惊讶于她的娇柔、羞怯的外表背后所隐含的勇气与魄力。似乎绝然相反的性格因素,却那么完美地结合在她的身上,闪耀出人性的魅力。这就难怪不同的外国男女,都毫不吝啬地、不约而同地把赞美的语言用在了这个中国女性身上。

 
    20、30年代,可以说是宋庆龄政治角色最为重要、影响也最显著的时期。大革命时期,她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成为孙中山理想的最忠诚的继承人和代表,在武汉革命政府中占据着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随后的流亡苏联和欧洲,以及回国住上海时期,她又以蒋介石政权的批判者身份而发出世界性的声音。从其政治活动范围和经历来说,她称得上中国真正的女强人,但几乎所以第一眼见到她的外国人,无不惊奇地发现,声名赫赫的宋庆龄,与传言,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英国出版的《孙中山夫人》一书,转引了作家约翰·根舍(原名不详)所写的他1938年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时的印象:“我想象中的孙夫人有点像维多利亚女皇,孀居服饰,心如死灰,令人望而生畏,等等。但是我见到的孙夫人,即使在她的年龄,仍像28岁的姑娘。她尽管纤弱,却雍容华贵,明快活泼,身材好似一尊完美无瑕的雕像。她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一位历史性的革命人物,倒像是一个刚刚跨进事业门槛、生气勃勃的少女。”
    从我个人有限的阅读来说,美国记者、作家希恩(Vincent Sheean)在《个人历史》中对宋庆龄所作的描述,最为生动和精彩。
    中国大革命时期,已成为世界名记者的希恩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了武汉政权的兴衰和宋庆龄流亡苏联的过程。他的这本《个人历史》,出版于1934年,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他所亲历的中国故事。这本近400页的回忆录,叙述生动,文笔优美,曾成为当时美国大学生的必读之书。他以驻外记者身份在世界各地革命现场历险的经历,他对现场故事的生动描写,影响了白修德、索尔兹伯里等后来一批美国著名记者的成长,使他们把目光关注到中国和苏联。国外出版的有关宋庆龄、关于大革命的传记中,都参考和摘引过他的著作。
    希恩在1927年4月14日抵达上海,上海正在血泊中。他先去拜访仍呆在上海的宋子文,宋此时还在武汉政府和南京政权之间徘徊。希恩拿着宋子文分别写给蒋介石和宋庆龄的介绍信,前往南京和武汉,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在完成南京之行后,希恩来到武汉,他急切地盼望见到宋庆龄。如今,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武汉,关注着宋庆龄。
    希恩《个人历史》中对宋庆龄的描写,《孙中山夫人》和《宋家王朝》两书都各有转引。但在中译本中,删掉了一些内容。笔者这里特地将有关段落完整译出,以飨读者。
    希恩从描写他在武汉第一次拜见宋庆龄的现场开始,进而用颂扬、赞美的语调勾画他印象中的这位伟大女性:
    财政部二楼昏暗的会客厅一头的门打开,走进一位娇小、羞怯的中国女子,身着黑丝绸服装,她的优雅而有力的手上,一手拿着一块绣花手帕,一手拿着宋子文为我写的介绍信。她一开口,声音几乎让我跳了起来:它竟如此柔和、舒缓、如此出人意料的甜蜜。怕热气进来,百叶窗是关着的,这样,只当她走到我身旁时我才看清她。我颇有些疑惑,不知道她到底是谁。难道孙中山夫人有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女儿?我绝对不敢相信,面前这位有着优雅外貌、身体虚弱且有点儿腼腆的女子就是夫人本人,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女革命家。
    “你在上海见到了我的弟弟,告诉我,他怎么样?”她迟疑了一会儿说。
    她便是孙夫人。
    差不多有10分钟我不知所措。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传言,大多都是造谣,美国报纸曾发表过它们。
    据这些报道,孙夫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她是一个中国“娘子军”的领导人;她这也是,那也是,什么都是,全靠要闻记者们在那里凭空想象。关于她真的在战斗中统帅着军队的说法流传甚广,以致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也相信这一点。在上海,这些可笑的传闻,因更多的流言蜚语而变得更加负责。在这些传言中,她个人的人格和行为受到攻击——这是在租界通商口岸城市政治争执中最热衷的手段。尽管我早有精神准备不相信关于她的种种传言,但它们汇总一起,还是给我形成印象。因此,我肯定期盼看见到一个既定的形象。恰恰相反,我此刻面对的却是一个像小姑娘一样的人,漫溢着令人心醉的优雅,甚至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恐惧带来的发颤。我从没有像此刻感觉到自己是如此自负、粗俗、野蛮。
    然而,孙夫人具有丰富特质,总是使她能努力克服自身的胆怯——不仅仅面对我,而是在生活一般方面。她所具有的天生的高贵,造就其威严的名望。同样的素质偶尔在欧洲的君王或王后身上也能看到,特别是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但他们能够如此,分明是漫长生活锤炼的结果。孙夫人的威严则有所不同,那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天性,它源于内心而非外在地套在身上。她还具有纯粹的道德勇气,使之处乱不惊。她对孙中山名声的忠诚,对自己认为所拥有该名声的忠诚,足以支撑她不屈不挠地与种种指控抗争到底。这些品质——高贵、忠诚、道德勇气——赋予她的性格以一种源源不绝的力量,使她能够克服和改变体外表现出来的虚弱、胆怯等诸种印象,从而成为最能体现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在以后的叙述过程中,我将有必要表明,死亡吓不倒她;贫穷、流亡、自己家族的愤怒、全世界的诽谤,都无法让她向自己认为错的事物低头。她不只是在身体上让人相信专栏作者们所说的“中国的圣女贞德”,而是给人更为真切的感受,只不过你需要多用一段时间才能发现优雅、羞怯的外表下面其实潜伏着精神的力量。
    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孙夫人。接下来的几个月的事件中,共产党人被屠杀,劳工运动陷入血泊之中,她的愤怒到了极点。在人们眼中,她就像一座雕像。不靠体力,不靠知识的力量,而是以人格的真正力量、行为的纯洁性、绝对的忠诚,成为了英雄。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之际,这位非凡的人赫然耸立:将军们、演讲家们,或者魂飞魄散,或者投降,或者逃逸,或者沉默,但没有被压垮、没有沉默的革命者,却是孙中山的娇弱的遗孀。“一个傻瓜”,在上海有些人时常这样说到她。
    可是,这个世界上如果多几个这样的“傻瓜”,也就会少一些让人抱怨的痛苦。
    这便是希恩眼中的宋庆龄,我没有读到过别的任何女性赢得过如此美丽的赞誉。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希恩的这些文字,堪称外国人描写宋庆龄的经典片段。

 


    很长时间里,我们早已习惯了用单一的标准和定义来概括一个人,甚至对宋庆龄这样的历史人物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但是,当将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宋庆龄的不同篇章放在一起阅读时,便可以发现,他们用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笔,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在历史风云中有着复杂感受、有着矛盾心理的丰富性格。她忠诚于孙中山的理想,包括联俄联共政策,始终站在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前列。但是她又并非简单的反对和简单的支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她的敏感个性和独立性格,也时常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对待托洛斯基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与陈友仁、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流亡苏联,他们原本对斯大林寄予热望,以为苏联会全力支持他们。但抵达莫斯科后的情形却不免让他们失望,虽然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斯大林并没有因为发生了“四·一二政变”而改变其支持蒋介石政策。这样,流亡苏联的日子,对宋庆龄来说,并没有留下美好的回忆。相反,是无奈,是失望。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共发生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对托洛斯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曾派往中国的苏联特使越飞的自杀,对宋庆龄无疑是个让人寒心的消息,他与托洛斯基和宋庆龄等流亡者关系都颇为密切。《孙中山夫人》一书中这样说:“从此,庆龄在政治上被孤立起来,只有随她从中国来的朋友同她在一起。邓演达由于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过于坦率,被迫逃离俄国。从斯大林那里得不到什么安慰,庆龄和陈友仁去会见他时,斯大林竟敦促他们回国去与蒋介石合作。至此庆龄惟一的乐趣是她与加里宁夫妇之间的友情,他们一同去莫斯科郊外的寓所滑雪自娱。”
    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秘书的美国女记者瑞娜,陪同宋庆龄一起流亡到苏联,她亲身感受到宋庆龄遇到的冷落。她给留在上海的丈夫频繁写信,这些信从另外一个侧面记录了流亡中宋庆龄的窘状。美国作家兰德在其描写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命运和磨难的专著《走进中国》中,对这段历史作了详尽描写:
    既然这些中国人来到莫斯科,那么他们就得开始感到莫斯科的冷淡。计划不像所期望的那样进展顺利。孙夫人感到不愉快,但当瑞娜想找出问题在哪里时,她和陈(友仁)都推诿不语。“他们拜访重要人物,”瑞娜写道,“我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在上海,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俄国人会资助一个流亡政府。“现在变得显而易见——再清楚不过——经费问题可不像上海的宣传容易让人相信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瑞娜说,“但我作好了最坏的准备。”
    上帝知道什么造成这一切。这是一个黑暗时代。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于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流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斯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斯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听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斯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希恩在《个人历史》中声称,他承受着疯狂一般蔓延的情绪。“内心充斥着令人不安的黑暗和恐惧的情绪,想拯救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的生命的愿望,令人为之感到颤抖,我的想象力捕捉着在莫斯科蔓延的所有坏消息,将之归结为正在增长着的恐怖,这是我视为中心的问题。”
    流亡苏联的经历与体验,无疑影响了宋庆龄在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的态度。当然,作为一位非共产党人士,她不会、也没有必要卷入到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党派之争中,但从相关回忆中可以看出,她的思想与感情的天平,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偏向托洛斯基派的。斯诺便这样说过:“她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党的路线。有一次当我对托洛斯基提出一些批评时,她忽然微笑着走到她的书架旁,取出托洛斯基新出的《革命被出卖了》一书,她把书递给我说:‘这里有很多真理,读一读吧。’”
    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宋庆龄与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的友谊。
    1931年,在上海的美国青年伊罗生经史沫特莱介绍了宋庆龄,并受史沫特莱的影响,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和宋庆龄的帮助下,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他在刊物广告中说:“《中国论坛》提供正在被忽视、被歪曲、被压制的消息和评论!”在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报道左联五烈士遇难、左翼作家创作诸方面,《中国论坛》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伊罗生与鲁迅关系也十分密切,在鲁迅指导下,他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计划在美国翻译出版,并已由鲁迅写序。后来,1934年,由于伊罗生不同意在《中国论坛》上发表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斯基的文章,与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发生矛盾,《中国论坛》也随即失去了相应的经费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伊罗生与妻子离开上海。在北京,伊罗生与中国的重要托派领袖刘静仁关系密切,由刘担任他的翻译。随后,伊罗生夫妇前往欧洲,在挪威拜访了流亡中的托洛斯基,并由托洛斯基为伊罗生的专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作序。可以说,伊罗生尽管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却相当深地卷入了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矛盾斗争之中。从他的态度和经历来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把他视为不可原谅的托派分子,顺理成章。
    宋庆龄与伊罗生却有着密切友谊。是她积极支持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吸引伊罗生参加她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伊罗生在上海结婚时,宋庆龄亲自赠送礼物。伊罗生后来在回忆录中甚至这么说:“我21岁,正处在渴望引导、容易受到感染影响的年龄;她大约40岁,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也正是最具感染力的时候。因为她的美丽、她的勇气、她在正义事业中的领袖形象,我就像一位心灵纯洁的年轻骑士一样爱她。”
    当伊罗生最终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关系破裂,决定离开上海时,他前去与宋庆龄告别。
    我最后一次到莫里哀路29号去看她,与她告别。她又一次听我解释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以及为什么我和她一起做的工作到此结束。如过去一样,她难过而关切地听我叙说。当我在门口与她分手时,她最后的话是提醒我要小心。我想她说的是要小心国民党的暗杀。但她说不是,她要说的是我们的共产党朋友。我迟疑地看着她。“不错。”孙夫人重复说,“注意安全。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宋庆龄的这段话,显然表明她对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一定反感与忧虑,虽然在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她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抗战期间,伊罗生曾作为记者再度来到中国,在重庆与宋庆龄重逢。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曾被视为托派同情者的伊罗生,一直未能有机会重访中国。改变这一状况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邀请他访问的正是宋庆龄。经过一番周折,伊罗生1980年来到中国,与宋庆龄等一些当年的老朋友重逢。回国后1985年他出版《重访中国》一书,着重介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宋庆龄、刘尊祺、丁玲等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近况。在《宋庆龄》一章中,伊罗生回忆了他与宋庆龄在30年代的友谊,还记录了他在半个世纪之后与宋庆龄的最后见面。
    岁月沧桑,人都已老去,伊罗生见到宋庆龄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仍然如同最初在上海一样亲切地叫宋庆龄“Suzie”,这是宋庆龄的外国朋友们对她的称呼。伊罗生写道:
    我听见有别的客人到了接待室。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在我们谈话时客气地在一旁站着。既然这是我惟一的机会,我感到还有话要对她说。我说,我知道在自从上海结识以来的这些年里,强权政治在我们一起开始致力的人类改善方面最终并无什么作为,所有的那些政治问题还是不断被提出,同时,在此期间,寻找合适答案的机会却不断失去。“但是我要对你说,Suzie,”我突然插上一句,“从上海早期起一直到现在,我始终对你充满爱意。”宋庆龄用一种我不明白的表情看着我。
    她微闭双眼,用温柔而略哑的声音说:“我不胜荣幸。”
    伊罗生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向她所敬重、热爱的伟大女性表达最真诚的情感。一年后,1981年5月,宋庆龄与世长辞。她的故事走进历史,她所参与的世纪仍在继续,而她的人格之美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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