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黄彦编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本书约二十三万字,选辑孙中山阐述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演说、谈话、函电、批语及有关文告、规章共八十一篇。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是为了在社会领域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所提出的学说。他在一九二四年民生主义第一讲中开宗明义地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这是就广义而言。至于民生主义的实质,他曾多次指出:“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改造国家当铲除旧思想发达新思想》)“民生主义……为社会革命,即经济革命,谓社会上之财产须平均分配,不为一般资本家所垄断也。”(《军人精神教育》)孙中山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实行民生主义的两项基本政策,即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关于平均地权,除规定城乡业主自定地价纳税并可由国家照价收买,也即土地增价归公、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外,还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关于节制资本,是要“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遏抑资本家之专横”(《发挥政党作用与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也即后来明确提出的“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并行,通过国家经营管理一切重大经济事业以防止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此外如发展实业和交通、普及全民教育、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等,也都属于民生主义的实施范围。
    孙中山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认为他所提倡的民生主义即为社会主义,“民生主义”一词本就是他根据西方“社会主义”的原文所译。他在一九二四年民生主义第二讲中说:“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但对于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他历来论述中又有不同的解释。从广义上说,由于“‘民生’二字实际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故就民生主义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参见《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从狭义上说,民生主义则属于社会经济政策的范畴,“而以社会为归宿”(参见《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就这个意义而言,他把民生主义特别是使土地、铁路、森林、矿产、大企业等国有化的举措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政策。孙中山不止一次地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孙中山对于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非常重视,但认为必须经过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也即实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之后方能着手。因此,他在一九一二年缔造中华民国并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便集中全力到国内各地和北京进行宣传鼓动,一方面耐心阐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理和实行必要性,一方面大力鼓吹发展实业和修筑铁路并负起领导全国修路的重任。孙中山在这期间所发表的大量演说及谈话、函电等,是他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的著述中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由于袁世凯及继起的北洋军阀延续专制主义统治,令他不得不继续把主要精力投入武装革命斗争。只是在革命斗争的间隙,或受西南军阀排挤而蛰居上海,或晚年广东革命政权相对稳定期间,才对这方面的问题陆续有所阐发,甚至于晚年在广东时曾试图实施平均地权并为鼓励民族经济的发展立法。
    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看法和主张,在本丛书已出版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三种著作中已有所论及。兼读这三种著作及本书,将对他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会有更加完整的认识。

 
[关 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