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自由兄大鉴：
前数日上一公函，系克强兄命意而弟属稿者。克不自讳其败，自是其向来之性情。然于以后之海外运动不无妨阻，如：（一）军界无着实之运动，何以耗费多金；（二）选锋只恃将领数十人，余者俱不能战（所谓“将领”大半犹是文人），则病在未曾训练；（三）又担任务者固有不尽力处，然统筹者究无知人之明；（四）张、李二贼设伏设坑，而我昧昧投之，是不止势力之战败也。故公函既实指其事，则运动筹画者不可不善为说词矣。
弟于三月廿五日上两公书，其时已料得败势十九（该函成后以示克兄，克亦黯然），而所谓“疏”之一字，尤为此次之大病。弟以为向来做事，未有疏于此次者。故三月廿五上海《神州报》载：张鸣岐电奏军机，言革党现在谋于广东举事，如何进行，彼如何对待，拟为一网打尽之计策云云。张贼阴险如此，所以吾军卒致大败。然尤幸其如此，否则并此次之爆发未见，而已可按图而索也。伯兄自负太高，直有不必秘密之意，其徒之行径则公然与秘密反对，故事前克兄与弟屡阻不听，惟有相对太息。今事既丧败，伯兄复一病遂殂，弟亦何忍诿过于人（廿五日上两公函，弟于他埠未尝一字提及）。然前车之覆，即后车之鉴，不可不知。克兄事后深恨毅生不应于廿七日主张改期，使各部主动员随而附和。然是日克亦自言枪械仅到少数，故亦止得迫从众论。且军队并无反正之力，则纵多得数百人，亦复何能占领一省会。况如伯兄所部，廿九早上省，并不到自己代表机关。陈炯明、姚雨平、郑平波、张六村则将领士卒俱在省不发，花县之众到督署时，即已委枪于地。又发枪与放炸，误伤自己多人（林觉民受后列之枪而死，何克夫、朱执信、熊克武、郑崑、李文甫俱受后列之炸而伤）。驱士人与市人而使之战，市人自败，士人多死，势之自然也。机事不密，军界无切实之运动，选锋多非其人，合此数者，铸成大错。至于临事张皇者，非曰无过，然于胜败之数，关系已较薄矣。且（一）军事不得言共和，时期既定而复改，若知改期非策，不能徇众议也；（二）选锋各个独立而不统一，临时安得并力照应（此两节则弟事前亦未虑及）。此则不能无责于任总指挥者。顾克战后负伤，且悲愤尤甚，故此等处弟一概不对他人发表。公函责毅生各节，毅初见之甚愤，拟函布各处自辩，弟已力止之。此等处只可算作为战死者受过，胡必断断毁誉，授局外者以口实。
现时克伤大愈，愤恨张、李二贼，拟以个人对待之。弟等曾多次力阻不从，以克兄为此，即成亦利害不相补。况此次事后，侦探之多，与港地之受影响，为向来所无（港地房屋随时被搜，华差侯兴与粤吏连又新订提解犯人则例，每省港船开行前，皆先任侦探到船查视）。克兄大战一日，又港中失落相片六张（系巴泽宪一皮包贮之，是日将交还克，中途被差拘去，内并有《革命方略》等文件，遂悉没收，而令巴等出境）。以此数节，深为克危。然克意之难回，有同于精卫之曩日，殆非口舌所能争，亦复令人无法。
省局骤时无以收拾，只得徐伺期会。所可知者，则虏巡防营等实无几多战斗力。炸弹最是惊人；驳壳乃可言战（七响已无甚用，遑论五六响）；新军非无心事（其将领中，如蒋伯器过于持重，且感张鸣岐知遇，陶标统则与伯先有杯酒之嫌，故此次运动俱不及之。独二标二营管带马君锐然自任，惟廿七日二标已收枪，且临时并无人与之接洽。今二标已退伍归高州、连州一带，将来或可为选锋之材料）；选锋必经训练（外省之将领可来，而士卒似不必他求）；军火必早预备，在南洋各处筹款亦要秘密；办军事不必采共和主义（不负实行责任者不可与闻秘密，担任一事件者不使知与其事件无关系之秘密）。凡此皆此次失败经验所知也。
此次既猛战惊虏，至今犹草木皆兵，而事后省会搜查骚扰十分，故省港人心极为感动。煜堂慨然将身赴金山助吾党以运动，并有组织国民银行之议。南洋人心亦好。不审美洲如何？
兹寄上何克夫手书及直隶刘捷三书，观此则北方军界亦非无是思想，不止可为外间运动之资料也。专〈此〉。即请大安！
弟展堂顿首
五月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