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受近卫公之知遇也，在明治三十年，以此时为东亚同文会干事，继续以至于今日。而该会宗旨在保全支那领土者，世人明知之矣。
庚子之变，露国发大兵而入满洲，予乃与同志谋先众而兴国民同盟会，首唱支那保全、露兵撤退，以唤起国论。当时世俗有想支那分割者，如尾崎行雄氏亦且以满、韩交换为议。虽然，直道不泯，正理靡昧，支那保全之议，为日本国论，为世界舆论。既而英独协约成，他诸约亦见续缔，至于一定国是，确立方针。然而欲支那领土保全之确实，则不须先不巩固其国家，改良其政治及教育、殖产以至百般文物，计之进步。予也虽不敏，亦实竭力于此矣。如何满洲朝廷威信日失坠，弊端百出，殆不可收拾，竟至无实力以保全领土、维持政治者。
当是时，多年郁屈，排满思想充溢于支那全土，而与领土保全、权利拥护之观念相结，大加反抗之势。他方由新学勃兴，举国民人之政治思想受一大刺戟。益之以革命大义，死士热诚以遥应。往年殉难烈士之心血，沛然成江河势，而革命思想竟周洽天下。是故，予在明治四十一年游支那而归也，告众曰：清国将开设国会，以计自强，安知国会开日，民论统合，众力一致，清朝以危，满庭爰倾矣。论之详密。昨游欧洲也，亦见干预支那政客，则语以此意也。
本年十月十四日与研究支那问题诸士会青枱寺（？），吊亡友山根立庵。席上偶闻武昌动乱之报，吊终，诸士交立吐露意见，予曰：“支那革命必然之势也，事端一发，必极其所到而后已。今我国外交小康之时，成斯必然事业，以改善支那根底，是我国之幸也。”此夜予访大原武庆氏，劝以赴武昌省事革命。氏谓：“予亦既划征谋。”于是俱赞画其计。越十六日，临立宪政友会茶话会，就席演说支那革命党历史沿革，及浸润弥漫各省各民之心里之情形，断曰：“支那全土者，非归汉人之有，则不止也。”
当时，予自识我政府之意思，必不干涉革命事业。然尚欲审他政治家之意向，一日访桂侯，而谈及清国时事。侯亦夙知悉支那革命之不得已，但其早于豫期二年，盖气运所到，有出人意表者，而毫不认欲镇压革命运动之语气。予是以颇安其意焉。
其后十一月一日临首相邸晚餐会，席上闻首相关于支那动乱种种谈论。因知首相意见，明在不干涉，次而当系联支那革命志士设立有邻会，予承乏干事职，以致微力于革命后援事业。嗣后，予每隔一日，见外务当局，而听取其方针，未曾有变更当初之政策也。
既而以《国民新闻》纸上登载兵力干涉革命镇压之论议，世人往往有危元老之压迫现内阁者。予乃十一月中旬访西园寺首相，得详听侯之意见。然而侯之意见无与动乱当初相异，尚且得知侯谕干涉论者，以干涉甚非，而难保其极致，不可不赌国相战，有危险不可言者。是以至反对论者变其议，以不干涉为是。夫如斯当时，侯已以不干涉为宗旨。然有时乎采用调停助言之稳和政策，亦未必无其时期。故予说侯以我国政党及普通人民皆颇同情革命党之事。后革军败于汉阳，官军窜逐于南京，虽形势少变，予等深信一胜一败，未足影响弥漫四百洲革命思想之进退也。
然而袁世凯切商英国公使，欲赖其力以解决时局。其开讲和谈判也，汉口英国领事而佥名休战条约，于我国亦各种干系之所在，至与英国俱于于（？）善意劝诱讲和之事。而自一面言之，则不以公式而认为交战团体者，虽然此一事未为我国着手仲裁者也。
当时我政府有思时局之前途，议仲裁之事。如其议或以立宪君主制为可，惟我国与清国修交缔盟，公使相通，邻谊无缺。若提仲裁之案，则国交之礼，一发君主立宪之议，不可得而易之次序也。况当时欧米列国之意见，皆以为立宪君主制之适于清国，胜共和制，故我当局亦从世界舆论者多，而且念宪法信条十九条者，颇近民主共和之意，虽革命党亦可无不满意。然而我当局无固持此意见之心，及仲裁之不容，出如何之方法，是我当局之所未议及。况如兵力干涉，岂我国之所梦想乎哉？予在当时既语当局，以虽制如何宪法，苟有君主，革党决不容之；且夫如欲依袁世凯以结局，士人之所深不愿也，反覆申明，兼又关仲裁之程度及时期，详细质之，而得明仲裁之时期，可于上海讲和谈判破裂之后，须要时机并其程度，好意的决非包含威力者也。而尚当着手仲裁，须审两者情形，而后见宜行事。虽然，及骚乱弥久，势不可默视，则由自卫自保之必要，及从清国领土保全之国是，制机宜于变局，而力压夫坏乱秩序者，自是系正当的行动，未必须论于此也。
然而当仲裁之事见其实行否未决定，无端日本政府干涉之说传播内外，浮语流谈，吐虚惊影。特如彼袁世凯声言，日本固执君主立宪制，将以兵力贯彻其主张，以益招致世人疑感﹝惑﹞也。
虽然，十二月初旬四国借款之将进其步也，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后，袁世凯胁列国以国帑空虚，军士饷粮不给，将变为土匪，紊乱秩序，而日本及列国断乎斥之，不为听袁之言。由是观之，日本意志始终非助官抑革，昭昭太明也。事实如此，而袁独尚声言日本有意抑压革命军，是彼所以诬他而自为其奸谲狡诈，诚可憎恶也。
先是，十二月十三日予巡游地方而还京，始闻日本当局之讲和意见，欲豫防革军之误解，一面电告在支那同志，一面对数日前来在日本、黄兴代理何天炯氏谓：“日本当为讲和东道之主，或观局面变化，为好意仲裁，亦未可知。然至兵力干涉之事，断所无之，请豫防误解，特报之于贵国同志。何氏乃曰：“日政府既深知支那者，不出干涉之愚策，予笃信之。但阁下有言，敬电致本国。”之及干涉说，传黄兴等，果不信之。
日本民间之舆论，首各政党，至普通人民，皆从始同情革命党，因信赖政府不干涉政策。独一小部分政客，或非不涉主义，或欲派军队以镇定动乱，谓共和政府之成立害于我国家思想，而或出欲机动乱以获得利权之论者。然此虽其数极少，如不足顾，必以戾善邻之情谊，反我国国是，眩眼前小利，危国家前途之论，予在十二月初既详指摘其误谬，论驳其不可，而辩获政府不干涉之主义。其梗概载在政友会机关杂志《政友》第十二月号。殊可注目者，如政友会干事小久保喜七氏详论“共和政体适支那国体而至公”之志上焉。
抑支那革命者，必然之势而不可抑制，是识者之所夙认识。动乱以来，日本国民至僻陬渔樵之徒，同情革命、祈其成功者，是盖发天然情谊，高古来同文同种汉人者欲回复父祖山河之义。感慨之余，默契心里者，非口舌之所能移也。斯两人种间之情谊，即将来日汉亲和，以兴隆东亚之大道也。然而今日为些事如招两者之误解，酿相互之反感，遗憾何限。予故干涉风说之作，直起主张无根于内外，并欲表白日本国民大多数皆同情革命事实，迭次与同志相会，因遂至结成善邻同志会，以公然表示革命同情之宗旨。事实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先是，十二月二十四日，首相集元老商议对时局策。予廿六日见首相，谈论多时，皆系支那时局问题，而政府之方针毫不变其始。越廿九日，予急决意出东京来沪。
以上所陈，最近予之于与清国时事之梗概也。夫惟日本国民之感情如右陈可知，无他，亦日本帝国国是，除究行保全领土根本政策，俾支那建设巩固国家外，他不复有所求也。是以嗣后亦犹如前不为干涉清国内事。若云云政治组织，是予之所确信不疑。虽然，我国基于其国是所在，速回复支那之政治的秩序，是我国之所切愿。以故若动乱亘久不治，有破坏秩序之根本之虞，则自卫之道，当不得已以适当之方法相助，计秩序回复，此所不可豫知。虽然，是恐杞忧，而事体必不至于此。支那人先自善收结时局，建设巩固国家，以安吾人者，予之所欲深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