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急。北京袁大总统、唐总理、参议院、各部总长，武昌黎副总统，广州孙中山先生，各省都督、各政党、各报馆、军学工商农各界、男女同胞均鉴：民国肇兴，政府成立，建设之事，焦虑万端，而要以厚民生、强国力为本，则此后所最当研究而〔者〕，财政问题是也。今之论者，见需款甚巨，而国内经济久已支绌，难于筹支，于是乎一弃其在前清时代所主张之外债拒绝论，而利用其投资，以应吾急。是说也，多数明通之首领能知之，盖诚非得已耳。虽然，兴尤有说焉。天下之患，常伏于所倚，拒债所以杜外患，而政事不无废弛；借债可以应急需，而国权未免亏损。其主张借债论者，夫岂不曰前清时代公款之用途不明，投资未属于生产，而民国则无之。然不知起义以来，公家事业多付废缺，官署新设，军队环布，筹置整理，需款浩繁，将来所借巨款，能否即用于生产之一途，尚未可知，而担负抵押，国家负累已甚，则较之空言拒债，而不别筹善后方法，坐视衰败者，其弊将无〈不〉同。故贸贸然徒言拒债者，因噎废食之见也；断断然侈言借债者，贷饵吞钩之为也。两者均未见其可。兴盱衡时局，统筹国计，终夜旁皇，非知所措。顾深念权借外债，原属万不得已，若恃为惟一方法，而其危险将至。债额日高，债息日多，债权日重，抵偿从此益穷，监督财政之举，且应时以起。〈起〉事十年来，忠义奋发之士，所以奔走呼号于海内外，糜顶捐躯，不稍稍顾惜者，徒以败〔救〕国故，徒以保种故，徒以脱奴籍而求自由故。乃一旦幸告成功，因借债以陷入危境，致使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此则兴血涌心移所不忍孤注一掷者也。夫国家者，吾人民之国家，与其将来殉债而致亡，无宁此时毁家而纾难。况家未至毁，而可以救国不亡，亦何惮而不为？则惟有劝募国民捐，以减少外债之输入乎。吾国人数，约计四万万，其中赤贫如水者，与夫遍地灾黎，固无余力可以捐助国款。而中人以上之产，即可捐以银币一圆为率。最富者更可以累进法行之。所得较多者亦可仿所得税法征之。逆计收入裒多益寡，当不下四万万元。于特别劝募之中，仍寓公平商量之意。在贫者不致同受牵累，在富者特著义声。而捐率有定，可免借端苛扰之虞，而国家骤得此巨款，以资接济，俾得移新借外债，尽投入生产事业。后来工作繁兴，利源充裕，以公经济之发达，调和社会私经济，贫者可因依生活，富者经营实业，可仍不失为富。且由国家提此〔挈〕或补助之，而前此外债书明原还，岂非两得之道乎。使果全恃外资挹注，则初次所借巨款，只可供革命后之收束，既如前所述，而生为〔产〕资本，更待外求，纵有赢余，无论误时已久，即补分次积欠，犹恐不足，复至债台愈高，上下交困，仓皇束手之际，仍不能不取求于吾民。彼时虽竭泽而灭〔渔〕，国已不可救药，行见沦胥以亡耳。此筹国者所不可不早计也。兴岂不知今日民生半多凋瘵，而故倡此不韪之论。诚以两弊相衡，宜取其轻，大局至危，惟呼将伯。天下往往有至苦之言，听者狃于闻见，不加谅察，遽相诘难，以是智者多塞口，致误事机者屡矣。昔普法战争，法认赔普款二十万万，其人民土地，少于我何止十数倍计？而负此巨款，一呼捐集，卒成强国，诚晓然于计学公例，利公即所以利私。兴又安敢臆测吾国人爱国之心， 竟不如法？失此不言，后恐噬脐。且兴亦欲使吾国人知此次共和建设，皆原自国民至痛苦之进行，允宜廓清积弊，慎重用途，以此珠〔铢〕积寸累之金钱，造成最端重庄严之民国，为兆万年留一大纪念耳。若夫富者平居宴游之费、车马之需，致耗弃巨资，何止十户中人之费？则更不过略加节制，已足供此。矧革命为何等事，死者肝脑涂中原，白骨转邱〔丘〕壑，吾辈强存，保邦之责，非异人任，区区之款，复何足云？言念及此，心怀增恸。爱国之士，能不凄然。此尤兴所不敢不痛哭流涕以言之者也。惟是事属捐助，原非正供，如何收集之法，尤当博采众见，切实研究，务期劝导人民共喻此旨，而黠者不得缘以为奸，斯为善耳。所赖政学军商农工各界诸君子，共矢热诚，持以毅力，早为提倡，其庶几有济乎。兴自愧庸才，救时乏术，临风洒涕，不知所云，惟垂鉴察采择之是幸。黄兴叩。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