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住在一座破旧的小楼上，经过走廊，一上楼去就是中山先生的房间。房里一张陈破的短榻，一张木板桌，三张破椅子。中山先生穿着一件棉布的和服（日本衣服），坐在短榻上，有一位广东口音的厨师正在拿午餐给他用。我留心看这位做过大总统的人吃些什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只有两片面包，一盘炸虾，总共不过值两三角钱，比我们当学生的在小馆子里吃的西餐还简单。我看他生活的俭朴才知道他人格的伟大，崇敬之意，油然而生，默默地坐在一边。

——摘自刘文典：《孙中山先生回忆片段》

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1916年在日本曾任孙中山的秘书。

先生的生活非常俭朴。他家里平日有好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过二元。有一次唐绍仪来访，畅谈之下不觉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饭，吩咐我去趣聚乐买了一只卤水肥鸡来待客。唐绍仪很快就把鸡吃完，还以为尚有其他肴馔。中山先生见他还在等待上菜，便说：“简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又问我说：“马湘，还有什么菜？”我答道：“厨房只有咸鱼。”先生便命拿上来。唐绍仪一边用咸鱼下饭，一边说：“我大吃习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餐就可以食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十元啊！”

有一次，伍廷芳、伍梯云和唐绍仪几个人一起来，先生留他们吃晚饭。伍廷芳说：“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鸡蛋和一些鲜鱼，不惯食肉，还是让我回家吃饭吧！”先生也不加以强留。

——摘自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

马湘，广东台山人。1917至1925年任孙中山的侍从副官。孙中山逝世后担任南京中山陵园拱卫处长。

上海永安公司大部分都是澳洲华侨股本，经理郭彪时常来拜候先生。有一次郭彪叫人送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来，我转报先生。先生惊讶地说：“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回去还给他吧！”我便拿着这件皮大衣，找着了郭彪，对他说：“中山先生多谢你，但皮大衣，先生不需要用，命我送还给你。”郭彪只得收下。隔两天，郭彪又来访。中山先生对他说：“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够将赚得的资金拿来办工厂、办实业，并希望你们也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你送给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领。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股东的钱来送礼。如果是你送的，更不应该。你把这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得厚利。我的衣服是够御寒，更不需要穿这样华贵的大衣。我对你的诚意十分感谢。”

——摘自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

孙中山先生住环龙路六十三号，马伯麟、朱执信、廖仲恺和我都住这里。对门四十四号是办公的处所，也是陈少白和秘书连声海的寓所。经过两个月后，有四位华侨来见先生，出门时拉着我谈话，问我姓名，接着便说：“不是他自己的，他哪里有房子？这房子每月要付出租金六十五元。”他们齐说：“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哪里有做过惊天动地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办法。”他们说完之后就走了。

原来这四位归国华侨，集合了许多股本，准备在上海开化妆品工厂。他们自从见过先生后，知道先生还租房子住，便开了一个股东会议，提议拿出一笔钱购置一所像样的住宅送给先生。各股东都一致赞成，就买了莫利爱路四十六号一所住宅，一切家具陈设以及花园里的花木和网球场等都布置得很整齐美观。于是他们再来拜访先生，并说明来意。中山先生说：“送房子给我么？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经过他们十分恳切的劝说后，先生觉得不好推辞，便从环龙路迁到这所新房子来。

——摘自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孙先生为革命而在海外奔走的时候，始终不曾坐过头等舱。孙先生总是坐二等舱，一则节省费用，二则可以不必像坐头等舱的绅士们那样吃得华贵，穿得笔挺，可以较为随便一些。中山先生在新加坡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他到外面去玩的事情，他总是那么实实在在的样子。

的确，中山先生的为人很值得后人效法。我认为，周总理提倡纪念中山先生，学习中山先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当隆重地纪念这位革命先驱。

——摘自陈嘉庚：《追忆孙先生》

陈嘉庚，福建同安人，侨居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会员。

中山先生自奉非常简朴，平常总穿一身中山装，也不讲究吃；请人吃饭往往不过是四菜一汤的家常便饭。他一生都没什么积蓄。但是，他待革命同志很慷慨。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我和中山先生都在上海，有一次我到先生家去，先生从床下拉出一只箱子，打开箱盖，里面还有一些钱。他对我说：“鹤生，这些你都拿去吧！”胡汉民在旁边急着说：“你把这些都给了鹤生，自己怎么办呢？”我也知道先生的经济一样困难，不愿意要，先生说：“你们别管我，我总有办法。”于是推来推去，不得解决。后来，陈英士先生恰恰为我们借到了一笔钱，才算结束了这场相持不下的推让。

——摘自耿毅：《在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年代里》

耿毅，字鹖生，河北任县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保定陆军学校教员，中华民国建立时任第三军参谋长。

中山先生是个十分勤勉朴素的人。他一向不是读书、写作就是讲演。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偶尔到白云山去游览，到乡下去同农民闲谈，就是这种消遣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的。许多人都说中山先生一生清贫，了无积蓄，但是谁知道他逝世的时候，不仅没有余财，就连在上海的那所美洲华侨捐赠的住宅都抵押出去了呢，多么伟大的革命家，多么伟大的人啊。

难道孙中山先生就没有缺点吗？假如说中山先生有任何缺点的话，我认为那就是他的过分仁慈。他竟不能想象还有人会对自己的国家犯罪。他曾经误把一些专事谋取私利的人当作了为国为民的人而加以信任。

问到我同中山先生的私人友谊，我能够说什么呢？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领袖。只要稍有头脑的人，包括他的敌人在内，没有不敬佩他的正直、诚恳、伟大和才干的。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追随者而已。

——马坤：《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人、孙中山先生》

马坤（Morris Cohen）,原籍波兰的犹太裔英国人，后移民到加拿大。参加兴中会，为当时兴中会中唯一的加籍会员。1911年，担任孙中山的侍卫两个月；1919年，再度担任孙中山的上校副官，直到孙中山1925年逝世，长期和孙中山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上海广肇公所，产业极多，由温宗尧、刘维炽和陈兴汉三人为公所总理。他们入息甚丰，不特个人生活豪奢，而且往往巧立名目，将公款随意开支，宴会频繁。先生为了纠正他们的错误，特把他们请来谈话，指出他们各人都有很多收入，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不应滥用公款；要他们将公所的公款办几所中小学和医院，不特使在上海的广东人的子弟都有读书的机会，其他外省学生亦可一并招收；有了公医院，贫苦病人就可以得到治疗。先生并进一步对他们说：“趣聚乐一家商店就能组织工人协进会，创办一些社会服务事业，你们应该很好仿效。”不久他们就遵照先生的指示，把中小学和医院办了起来。

——摘自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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