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陈耀垣先生事略》,《斗门文史》第4辑,斗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年,第3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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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陈耀垣先生事略》,《斗门文史》第4辑,斗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年,第35—39页。

陈耀垣先生事略

陈金

 

陈耀垣(斗门南山人),幼年丧父,家甚贫穷,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贫而辍学。家有兄嫂,兄名陈华章,与陈耀垣相处不久便往澳大利亚谋生,后终于悉尼市。嫂嫂待耀垣甚为苛刻,他则不以为意,立心自力更生,白天作小贩维持生活,晚上进入夜校发愤读书。他聪颖过人,孜孜不倦钻研学问,不久便成绩群仰。老秀才们发现其敦厚纯良,聪明好学,知其必能成大器,于是尽力给予指导。数年后,果然能文善书,诗、歌、赋无所不通,故被誉为当时的五山之怪杰。

陈耀垣生于清光绪期间,那时正是慈嬉弄权之时,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凡有志者均为国家之沦亡而担忧。他感到国是日非,因之义愤填膺,曾写过不少抨击清庭之诗句,可惜尽已散失。

他的堂兄陈锦象,青年时往美国谋生,在士得顿经营一间杂货店,颇具规模,生意甚佳。时陈锦象已年老,拟将一生积蓄带回故乡以安度晚年,但又不愿将自己所创之“德和商店”结束,于是征求陈耀恒的意见,是否愿意赴美谋生。陈耀垣考虑自己虽有救国之志,然而屈居乡间却无从施展,所以,对堂兄表示愿意赴美国谋生。赴美后,就接管“德和商店”继续经营,自此生间甚为兴隆。

为了寻求救国之道,抵美后即加入基督教,利用教会力量掩蔽自己,还参加了民主党。他对孙中山先生甚为钦佩,极力赞同其救国主张,在孙中山先生由檀香山抵美活动的时候,一段时间曾与其同食同住,形影不离,灵犀互通便成了挚友。并与陈典经、陈泽三等三位有志之士串连起来,与孙中山先生志同道合,常常商谈国事至深夜。至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时,陈耀垣等在美国又首先加盟。

由于找到了救国之道,便将“德和商店”和自己之所有财产卖掉,作为革命经费,随孙中山先生走遍美国,向旅美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在海外辗转数年,旅居各国之华侨,对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主张,倍仰者日众,由信仰而产生革命力量。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起义时,陈耀垣随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指挥策划起义事宜。这次起义,既得到海外华侨人力财力的支持,又得到国内爱国者的响应。起义失败后,陈耀垣再随孙中山先生回美国,并随其到其它国家向侨胞宣传革命道理及组织革命工作。

孙中山先生组织之同盟会发展成为国民党以后,陈耀垣也正式成为一名国民党党员,他在美国致力于党务及展党工作,并出任过在美国之国民党党部书记,为革命筹募大量款项,使辛亥革命得以顺利进行。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出任临时大总统时,陈耀垣曾出任大总统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要职。那时他已是中年,仍未成家立室,孙中山先生乃以侄女许配与他,孙氏贤良淑德,与耀垣之感情甚督,婚后生两子,取名国梁、国勋(后均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孙氏去世,续娶欧阳氏为继室,亦生下儿女数人(现仍居留香港)。

民国初年孙总统召集国民代表大会,选出袁世凯为总统,袁氏登上总统宝座以后,野心勃勃,排除异己,安插自己势力,民国三年(即一九一四年)宣布称帝,改国号为洪宪元年。当时孙中山先生为保护辛亥革命成果,坚持民主制度,兴起反袁之义旗,号召海内外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制自为者”,在此重要关键时刻,陈耀垣受孙先生之命重至美国,号召国民党人及全体华侨行动起来,推翻袁世凯。分布在各国的华侨均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出钱出力,为反对袁世凯而进行斗争。

袁世凯垮台以后,原来与袁有极深关系的北洋军阀均各霸一方,鱼肉人民,互斗私兵,勾结帝国主义,引狼入室,以致国家危机四伏。当此之际,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又转向写军阀作斗争,于是回至广州,成立非常大总统府,并出任非常大总统,兼任非常大元帅,耀垣当时亦任总统秘书长和国民党中央侨务委员等职。

孙中山先生回广州后,重视军事建设,开设黄埔军校。经过数年整军经武,一方面全国人民要求统一之情绪高涨,另一方面得到海外侨胞大力支持,于是孙大元帅于二十年代初即挥军北上。由于人民求治心切,将兵之斗志凌税,所向披靡,攻破武汉直指北京。可惜孙中山先生于此时病逝,举国上下,极度之沉痛。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北伐战争仍继续进行,按孙先生生前指示,定都南京,成立国府,选出林森先生为国府主席,而耀垣则被委任国府执行委员(即常委)兼国民党中央委员(侨务委员)等重要职务。至三十年代初,国府于广州东山马棚岗建一座二层洋房,赠给其作为住宅,此亦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产业。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国家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中日这战迫于眉睫,于是国府再派出林森主席与他一起到美洲、澳洲以及太平洋各国。凡有华侨之国家,均有他等之足迹,主要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华侨为挽救祖国出钱出力。

三十年代初,以胡汉民为首在广州组织西南政府,陈耀垣也被聘为执行委员。广州建成的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揭幕时任他为主席,主持揭幕典礼。尔后,陈耀垣多居于广州,非中央会议,他极少到南京。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广州沦陷时,他与一部分中央委员避居香港。至四二年香港沦陷,幸得我地下工作人员将他救出,用渔船送至中山小榄,由挺进第三纵队司令袁带迎接,并派员护送至广西梧州,因不便暴露身份,只得住在某旅店二楼。由于他是在日敌之猛烈炮火下被抢救出来的,沿途又经过无数敌人之关卡,故精神极度紧张,晚上入睡时,梦到敌军追捕,即下床逃走,不慎从旅店二楼窗口跌下马路,躺倒在路上不省人事。早上路人发觉,马上通知医院派护士救人,但伤者是谁?却无人知道。后刚好该医院副院长、妇儿科主任陈秋容女士(斗门南山乡人)率领护士到现场一看,才大惊失色,原来是自己的堂二哥,立即亲自动手进行抢救。后来,在陈秋容的悉心护理下,身体很快得到康复。于是,陈秋容将陈耀垣的身份告之当地政府,梧洲市政府也将此事报告广西省政府,省府立即派员护送他回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了广州居住,只有家徒四壁,过去的家私杂物早已不知去向。只得买几件木家具,用烂砖砌一个灶因陋就简生活下云。

一九四六年后,蒋介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要求他负责写国民党党史,他婉言谢绝。一九四九年隐居香港,不问政事,六十年代在香港逝世。

——《斗门文史》第4辑,斗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年版,第3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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