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皓东(1867~1895),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翠亨村人,生于上海。父亲陆怀昕,在上海经商及任洋行经纪,生母王氏,是翠亨村附近的泮沙乡王屋村人。
陆皓东11岁的时候,父亲陆怀昕在上海病逝了。1878年,陆皓东便随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第一次回到他的故乡翠亨村。安葬父亲之后,陆皓东遂随母在翠亨村定居,不久就进入翠亨村村塾冯氏宗祠读书,和孙中山成为同学,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似,成为终生好友。青年时代的孙中山与陆皓东十分投契,甚至“饮食起居必与共焉”,时常聚在一起谈论中国政治的腐败,甚至还一起跑到村庙北极殿损坏了北帝神像。这当然为村民所强烈反对,于是孙中山离开往香港求学,而陆皓东后来则转赴上海。
陆皓东到上海后,转而学习电报和英文,后考入芜湖电报局做翻译生,据说不久因工作出色还升为领班。1889年,已经22岁的陆皓东在母亲的连番催促下,回到了故乡翠亨村和同县榄边乡莆山村秀才黎吉兴女儿黎竹青结婚。之后和尢列、周昭岳等在顺德合资创办兴利蚕子公司,孙中山多次偕陈少白到访,并为公司亲题“兴创自我,利归于农”的对联。
1893年,孙中山到广州西关冼基开办了东西药局,逐渐从“医人”走向“医国”,“行医日只一两小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孙中山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以及海军将领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宸等同乡密切来往。1894年初,孙中山回到故乡翠亨村,在家中的书房里埋头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同年春夏间,孙中山和陆皓东携《上李鸿章书》北上,可惜李鸿章正忙于处理因朝鲜问题引起的中日外交交涉及撤军事宜,根本无暇接见,对上书更不加理会。上书受挫后,孙中山与陆皓东在北京、天津一带游历,以窥清廷虚实,又深入武汉,以观长江形势。在北京,他看到“满清统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了。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成立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1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经日本横滨到达香港。旋即与杨衢云会晤,又与早年好友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黄咏商等接触,“拟联络全新革命同志,扩大兴中会之组织,以利进行”。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1895年3月下旬,孙中山和陆皓东、郑士良等到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租得广州双门底王氏书舍(旧址在今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等地方为会所,对外假称农学会的名义,以掩人耳目。又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组织分机关,由陆皓东常驻,负责招待各方同志,储藏起义军械。陆皓东更变卖家中田地房产筹款作革命经费,并设计青天白日旗作为这次起义的标志。
但是,革命党的举动早就引起了香港殖民当局和广东地方政府的注意,筹备半年多的广州起义未及发动就流产了。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兴中会起义的消息后,急调营勇1500多人回广州防卫,并派人搜查王氏书舍、咸虾栏等革命党机关。陆皓东得到消息,即刻通知革命同志躲避,他本来已和孙中山避往别处,忽然想起遗下党员名册在双门底的革命机关里,其他同志都劝说陆皓东回去危险,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册株连,我党岂有馀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份内事。”于是不顾危险毅然折返双门底机关,烧毁党员名册后不幸被捕。
陆皓东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虽受尽钉插手足、凿齿等酷刑而不供出革命党人,并写下一篇慷慨激昂的供词,供词中写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据说陆皓东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令清廷官吏都为之折服和敬重,在行刑时,特别命人替他换上长衫。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陆皓东等烈士们的鲜血,却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史写下了壮丽的开端。 孙中山对陆皓东的牺牲十分悲痛和怀念,他回顾广州起义时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因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称赞陆皓东“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并说陆皓东“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