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与评述(X)

再论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

并答《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潘汝瑶

 

    一、篡改孙中山祖籍不是“学术研讨”

 

    去年冬我从经济系拿到一封写给我收但没有寄信署名的信，信中有两个文件：一是中山市故居纪念馆答复省文化厅和我的信（复印件），另一个是登载在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九○年三期的丘捷同志的文章¾¾《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以下简称《再谈》）前者是一封极力为篡改孙中山祖籍一事辩护，并且把责任推给上级的稍欠得体的信，我早已依理答复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想要表示一下意见的，就是丘捷同志的《再谈》。

    我认为《再谈》是十分令人失望的，事情十分清楚，如果大家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那么，是非曲直是很容易弄清楚的，最怕的是不“赌直”，来一个打横来，那就很难说了。

不是吗？真的说成假的而又不能证明其假；假的说成真的而又不能证明其真。一个劲儿打横来，明明是欺骗，硬说不是欺骗，明明是商店帐簿硬说是公尝簿，说公尝簿有“千差万别”、“没有一定格式”，殊不知帐簿和公尝簿有其本质和特征，是不能混淆的。明明是假证不能用，偏说可以用，总之，不管有理无理，对方之所是者非之，对方是所非者是之，还不许人指出其假，这就叫做反驳。如此的反驳作风，除了表明《再谈》无意于解决问题而只是一意想把水搅浑之外，还能表明什么呢？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一意想把水搅浑的目的是什么呢？总不能说，我这篇文章是漫无目的闹着玩的吧？既然不是闹着玩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从《再谈》强调“学术研讨”，使用了许多这一类的字眼，如“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讨论孙中山家世源流这个学术问题时”、“对研讨这个学术问题的一些想法”、“作为一篇学术研讨的文章”等等的情况来看，《再谈》是想把发表《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和《再谈》这两篇文章的目的，转移为在于“学术研讨”，是十分显然的。但是，严酷的事实证明，《再谈》想挂“学术研讨”这块招牌，无论如何是挂不起来的。

 

《再谈》的目的，不是在于“学术研讨”

 

1986年是孙中山诞辰的120周年，不知为什么（据说和某县企图扩大其旅游业有关），就在这一年，在广州掀起一场推翻紫金说的运动。指导这场运动的理论，就是《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这篇判决书性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指导下，出现了一系列推翻紫金说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看不出有那些是“学术研讨”的影子。

    ①召开宣判会式的座谈会，散发判决书性质的文章。1986年十月，某某县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召开，是推翻紫金说运动的第一次的重要行动，其所以说是重要行动，因为这个座谈会，并不是一般的座谈会，而是颇为奇特的，大张旗鼓的宣判孙中山的祖籍不是在紫金而是在东莞的宣判会。在会上还散发了判决书。这个判决书，就是《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1]这篇文章。为什么说这篇文章是判决书呢？因为随着这篇文章在会上散发之后，接着来的便是实行孙中山祖籍的篡改，把孙中山的紫金系统的世系，改为根本就不成系统的东莞系统的世系，从这个意义来说，前者是判决，后者是执行。所以说《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这篇文章是判决书，判决书和学术研讨的文章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决定性的、强制性的、指令性的、后面有执行跟着它的，但后者却没有这样的性质。如果是学术研讨的文章的话，决没有不经过研讨而马上由单方作出结论，并按照结论而立即付之实施之理。因此《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这篇文章，按其性质来说，是判决书性质的，把它说成是一篇学术研讨的文章，是说不过去的。

    ②召开宣判会性质的座谈会，是推翻紫金说的第一个行动，篡改孙中山祖籍是它的第二个行动。这个第二个行动是最关紧要的行动。没有这个行动，判决书是空的，座谈会的目的也是空的。但是，这个最关紧要的行动，却成了人们最惊奇最不理解的行动。这是“执行”错误呢？还是“判决”的错误？我以为都是十分值得反思的。现在我提出几个很不好理解的问题，乞赐明教。

    首先令人想到的是：为什么要篡改孙中山的祖籍？目的在那里？难道是为了学术研讨？

    其次是：根据什么篡改孙中山的祖籍？目的在那里？难道不知谁是父，谁是子，甚至儿子大于父母，死后还能生子多人的神奇怪诞的《孙氏家谱》也可作为孙中山的祖籍是在东莞的证据吗？这也是学术研讨吗？

    第三是：不知你们篡改孙中山的祖籍是得到了谁的承认？紫金说之所以成为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定论，是因为它符合孙中山家世的客观实际，得到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的承认，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得到了蒋介石以下的包括原来宣扬东莞说的吴稚晖在内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的承认。而你们的篡改呢？得到了孙中山家族的承认吗？得到了党中央或国务院的承认吗？得到了党和国家一领导人的承认吗？这种做法，也是学术研讨吗？

    第四是：不知谁给你们篡改孙中山祖籍的权利？一个普通公民的祖先，尚不容许他人随意篡改，而一个世界伟人的孙中山的祖先竟可任由你们几个人决定篡改吗？这也是学术研讨吗？

    第五是：没有篡改孙中山祖籍的权利，而硬将之篡改，这对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来说，是严重失职问题，是违反国家文物工作法规的行为；对于孙中山先生研究所来说，是违反科学精神，歪曲历史事实，肆意践踏真理，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第六是：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和孙中山先生研究所，是广东孙中山的两个权威机关，它们的言和行对于外界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历来“馆”和“所”，对于言行都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的，现在篡改孙中山祖籍的“行”和宣扬神奇怪诞的《孙氏家谱》的“言”，似乎大有背于过去的优良传统，不知为什么要改变这个优良传统？

    ③封锁消息的自我广告。“广东孙中山研究会”出版的《通讯》（1987年第六期），报导了全国各地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集会活动，惟独不报导紫金县的这一纪念活动，漏掉了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对紫金县实行封消息的自我广告而已，但这种做法，和学术研讨又发生矛盾了。

    ④拒绝刊登不同意见的文章。1988年，我提出《看了〈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以后》一篇文章，请求某大学学报发表，遭到了拒绝，最初我很不平。但后来看到《通讯》不刊登紫金县的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时，始恍然大悟，原来事出有因，也无怪其然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做法，也是为了学术研讨吗？

从以上所说，可以知道，丘捷同志的两篇文章，决不是为了“学术研讨”而是为了篡改孙中山祖籍。

 

二、回答《回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结语”的三个问题》

 

    《再谈》万余言，共分七个部份，但其重点是《回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结语”的三个问题》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关系到东莞说能不能成立的问题，所以谈到它的时候，必然会关涉到其他六个部分，因此，我不准备每个部分都回答，只回答作为重点的这一部分。

   （甲）关于《再谈》对于“结语”中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我在《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的结语中，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提的：“我认为要反对掉紫金说，必须做好三件事，第一，必须找出一部象紫金族谱那样的世系井然，传代关系分明和《纪念簿》能两相吻合的，可以得人们信任的孙氏家谱，如果不能找出这样的家谱，只凭世代断续，传代关系不明而又漏缺处处的谱系去反对紫金说，那是不能收到效果的。”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容，所要回答的，只是两句话，即能或者不能，如果是能，那就把符合问题所要求的家谱拿出来，使对方哑口无言，答然若丧而去，如果不能，就干脆认输。这样，不就一了百了，一场的是非曲直，从此了决了吗？然而《再谈》不能这样做，只是找出一些不可作为理由的甚至是过去提过的理由，为之辩护，这样的争论，一万年也将无了期，不知有何意义？

    《再谈》辩护理由之非是

    这次《再谈》为《孙氏家谱》辩护所提出的理由有三：1、“家族谱牒有疏漏（疏漏和作伪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¾¾作者）是常见的事”、“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有世系井然，传代关系分明的家族谱”。2、“世系井然，传代关系明确，并非判别家、族谱真伪的准则”、判别家、族谱真伪的准则是看它的“收藏者”和“收藏地”。3、《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其证明就是孙妙茜“留下”的，邓慕韩“抄写”过的，还有“《列祖先殁纪念簿》、契据、坟墓作佐证”，我认为《再谈》提出这三个理由为《孙氏家谱》辩护，是欠缺考虑的。

    ①第1、2理由之非是

    谁都知道，族谱是记载出自同一祖先的血缘亲族系统关系的谱牒，所以，凡是真族谱，必然是能正确反映血缘亲属系统关系，即传代关系的族谱，反之，不能正确反映血缘亲属关系的族谱，诸如儿子大于父母，阴魂可以生子之记载的族谱必然是伪谱。简言之，即符合一族传衍的客观实际的是真谱，不符合一族传衍的客观实际的是假谱。这应该是个常识，为什么还说“传代关系分明，并非判别家族谱真伪的准则”呢？由于族谱是反映一族的传衍客观实际的谱牒，所以，凡是不是这样的谱牒，就决不会有那一个血缘团体（族、姓）会将之保存。那么，所谓“常见之事”，不知此事除《孙氏家谱》之外，还能不能举出其他例子？至于“收藏者”、“收藏地”这一准则，我认为是自我否定的准则。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准则来判别族谱的真伪，则所有东莞说的族谱，都将是伪谱，例如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的收藏者为上沙乡的孙氏族人，其收藏地为上沙乡，并不是存于翠亨孙妙茜之手，这是伪谱；现在丘李两位同志提出的《孙氏家谱》，也不是存于翠亨孙妙茜之手，而是不知存于何人之手，然后又将之陈列于故居的家谱，这也是伪谱，我这样写，也许有人会大不以为然，但是否言之有理，且容我据实剖析而言之，证明《孙氏家谱是百分之百的伪谱》。

    ②第3理由之非是，《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是伪谱。

    《再谈》的作者说《孙氏家谱》抄成于1880年¾¾1911年之间[2]，“本家谱从未全文发表过”[3] ，“《孙氏家谱》为孙中山家谱，这是可以肯定的”[4] ，“《孙氏家谱》过去由孙妙茜保存，她生前对此极为重视，每年必将《孙氏家谱》与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按时翻晒，孙妙茜去世后，由其后人杨连合、杨连逢献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5] ，“《孙氏家谱》从收藏者及其收藏地看来源可靠”，“本家谱记载了孙氏祖上系从东莞迁来”[6] 。

    以上的意思就是说，《孙氏家谱》是抄于1880¾¾1911年之间，过去一直由孙妙茜每年翻晒保存，死后由其后人交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从来没有全文发表过的“可靠的”孙中山家谱，这也就是说，《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的真正的固有的可靠的载明孙中山先世是来自东莞的家谱，但是《孙氏家谱》果真是这样的家谱吗？绝对不是！下述一系列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和《再谈》所举的辩护理由，都表明《孙氏家谱》，绝不是孙中山家谱，在孙中山家中，决然不会有这样的家谱的存在，其理由如下：

   （A）历史事实证明，《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

    ①为了“争认”孙中山是他们祖先的后代，东莞的上沙乡和员头山两支孙氏，打了一场官司，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争认”的官司呢？谁都知道，这是因为双方都拿不出真正的固有的（世代相传的）可靠的载明孙中山的先世是出自东莞的族谱（下简称真族谱）以资凭证的缘故，如果一定要说有这样的真族谱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官司呢？

    ②出自同一祖先，住在同一乡村的血缘团体，在同一时期，通例只有一种族谱，然而东莞说者所提出的有关孙中山世系的族谱（包括图表）在同一十年左右时间内，竟有七、八种之多，如再加上八十年代的“新作”在内的话，总在十种以上，这已经是惊人的了，然而还有更惊人的是，这些族谱，尽是世系凌乱，传代关系神秘莫测而又彼此互相矛盾的举世难见其例的族谱，这种奇异现象的产生，究竟为什么呢？谁也会明白，这是因为没有载明孙中山上世是出自东莞的真族谱的缘故，如果一定要说有这样的族谱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有这许多孙中山研究工作者“去效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呢？

    ③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为了调查孙中山的家世源流，除派了许多国民党史官四出调查外，连他自己也不惜纡尊降贵，风尘仆仆地来往于翠亨、迳仔蓢和左步头之间，搜集有关资料，为什么邓氏如此不辞劳苦地去收集资料呢？此无他也，是因为找不到载明孙中山的上世是出自东莞的真族谱的缘故，如果一定要说有这样的族谱的话，那么，为什么邓主任还要下去调查呢？为什么调查后，又写了一本《孙总理家谱》呢？

    ④据罗香林自言，他所以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是因为看到东莞两支孙氏的“争认”之争和当时主张孙中山上世是来自东莞的各种谱牒所说之矛盾，觉得“国父世系实多未能即为明晰之点”[7] ，罗香林于1933年，以工作的机缘，获读由孙妙茜出示之“国父家藏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8] ，他将此《纪念簿》与上沙乡和员头山两支孙氏因争讼所提出的谱牒“略加比次”，作了一篇《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一文，文中“首述一般关于国父家世源流凡所追忆之讹误（即对东莞说提出异议¾¾作者），继根据美人林百克、孙逸仙传记所述孙氏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一事实。假定国父上世自广东江东之紫金迁出”[9] ，从这一段罗氏对紫金产生过程的自述来看，罗氏紫金说的产生，是从三十年代对于孙中山的家世源流，产生疑问而开始的。如果一定要说有载明孙中山上世是自东莞的真族谱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公之于世，使紫金说不能坐大呢？

    ⑤1942年春，罗香林以《国父家世源流考》手稿，亲自送交孙科审阅，这是判定紫金说和东莞说谁真谁假的关键时刻，邓慕韩深知这个时刻的重要，为此特写了一篇《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送交孙科查阅，照理，如果在孙中山家中，确有《孙氏家谱》的话，邓氏根本就不要写什么文章，只要提醒孙科，叫他把《孙氏家谱》拿出来，以证实紫金说之无稽便可，为什么邓氏不这样做呢？还要写文章去辩驳呢？

    （B）论据虚假，证明《孙氏家谱》是伪谱

    《再谈》为了证明《孙氏家谱》是孙中山的真家谱，提出了三个论据。第一是“《孙氏家谱》是孙中山胞姐孙妙茜老姑太留下的”（其他各语，在上面引用过，不重复）。第二是“邓慕韩三十年代公布这个家谱的内容时，已说明抄自翠亨孙中山故居，后来他还说抄写时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孙满先生和国民党党史会的编篡王斧也在场”。第三是“又有《列祖生殁纪念簿》（下简称纪念簿）、契据、坟墓作佐证。”因此，“就不能因其记载上有一些问题便完全推翻”。我认为这些所谓论据均不能以此作为《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的证明。

    论据是用于证明论题的，正确性的充分理由，是证明的必要根据，能够做证明的根据的论据，最重要的是经过证实的事实和科学原理，但从《再谈》所提出的论据来看，它和作为论据的要求相距太远，想要把它作为证明《孙氏家谱》是孙中山的家谱的论据，显然没有可能，因为它们都不是事实。

    就第一和第二两个论据而论，当读者看到这两个论据时，必然会想到，邓氏抄录《孙氏家谱》王斧和孙满在场（有一说又谓邓氏和王斧一起抄录，孙满在场）和孙妙茜每年翻晒《孙氏家谱》这两个动人场面，有何人亲眼看见过，有何物（如照片）可以为凭？如果提不出人证物证，那么，这些话都将是空的，又如果这些话不是空的，但它和已知事实相矛盾。又将如何解释？即邓慕韩到翠亨各处调查后，写了一本《孙总理家谱》，后来又写了一篇《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这些都是事实，如果邓氏确曾在翠亨孙氏发现过《孙氏家谱》并将之抄录过，那么，为什么不将之按原名原文抄录或拍照下来，公之于世，以表明东莞说完全正确；反而要不惮其烦地另编一本《孙总理家谱》呢？难道《孙总理家谱》的权威性，要比原有的《孙氏家谱》权威性大吗？这是一个矛盾。还有，他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是和《国父家世源流考》决定胜负的文章。如果他确曾在翠亨抄录过《孙氏家谱》。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没有一处看见有《孙氏家谱》的字样呢？这又是一个矛盾，由此看来，所谓邓氏抄录《孙氏家谱》一事，实不免有虚构之嫌。与此情况相同，所谓《孙氏家谱》过去由孙妙茜保存一事，也是令人费解的，既然孙妙茜每年必将《孙氏家谱》与《纪念簿》一起翻晒，而且前者是老谱，后者是新谱，为什么孙妙茜如此喜新厌旧，每年翻晒之后，只将新谱（纪念簿）公之于世，陈列在纪念馆任人参观；而把老谱（孙氏家谱）却藏之于私，使它成为绝密文件；甚至在东莞说之生死关头（罗香林把《国父家世源流考》送给孙科审阅时），仍不让它和世人见面呢？更重要的是《孙氏家谱》和《纪念簿》的记载内容是完全对立的。《纪念簿》记载的是连昌公是第一个祖先，是始祖，连昌公以下，是四代单传。在中山县居住，只有数代；而《孙氏家谱》记载的是，连昌公是瑞英公的儿子，不是什么始祖，而是世代居于中山县的东莞孙氏的后裔，连昌公本人就有弟兄八人，这表明他并非只身来中山的开基祖，连昌公以下也不是四世单传，十三世迥千公就有弟兄五人，像这样互相对立，彼此不相容的两种族谱，孙妙茜决无将之兼容并蓄之理，所以，所谓《孙氏家谱》是孙妙茜收藏一事，是不能取信于人的。既然孙妙茜没有收藏《孙氏家谱》的可能，那么，也决无死后由其后人收藏之理，所谓由其后人交出一事，实未免有点蹊跷。我以为收藏此谱必另有其人。此人必是与参与修补此谱之事有关的人。此谱原名为《孙总理家谱》，后来潭彼岸称之为翠亨《孙氏族谱》。这大概是因为这样的改名，容易使人相信是翠亨孙氏老谱的缘故吧，现在丘李两同志又名之为翠亨（孙氏家谱）；在美国则称之为《孙氏谱系》；1984年孙满将此谱加以修补，将单身的瑞英公，改为有妻梁氏的瑞英公之后，又改名为《家谱略记》，现在的《孙氏家谱》和前此的《孙氏族谱》不同，新加了一些材料，如“乐南公生下四子，长子桂廷，次子日昌，三子耕隐，四子容寓是也。”以及“七世祖耕隐公，生终年月无考……”这两条，都是前此《孙氏族谱》所没有的，似此，则《孙氏家谱》为八十年代被人修改的家谱，八十年代被修改过的家谱，为什么能被生活在五十年代以前的孙妙茜所收藏呢？这似乎又近于神话了，那么，究竟收藏在谁的手里呢？我以为一定是收藏在修改家谱的人的手里，但若果如此，则以“收藏者”和“收藏地”的准则，来衡量其真伪性，《孙氏家谱》又当是假家谱了。

    至于第三个论据，其不合理的情况，要比第一个和第二个论据严重得多，《孙氏家谱》和《纪念簿》的存在，只能证明《孙氏家谱》是假谱而不能证明《孙氏家谱》是真谱。但是为什么《再谈》又把它作为《孙氏家谱》是真谱的佐征呢？他的用意，可能是这样的：《纪念簿》上，有连昌公和迥千公的名讳，而《孙氏家谱》也有连昌和迥千公的名讳，这表明两谱是互相衔接的，从而证明《孙氏家谱》是真家谱，但是《再谈》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把连昌作为瑞英儿子这一点，有了这一点，不但把《纪念簿》和《孙氏家谱》是不相衔接的两谱的真相暴露出来了，而且也把《孙氏家谱》的伪假面目，暴露得一清二楚了，瑞英公果然能作连昌公的父亲吗？我们不需要找其他什么证明，只要根据《孙氏家谱》本身的记载来分析一下，便可断定瑞英公决然不是连昌公的父亲，第一，根据《孙氏家谱》，包括瑞英公在内的十一世祖共八人，在这个八人中，没有一个被叙明他生了何人，何人为他所生，究竟根据什么能说瑞英公就是连昌公的父亲？第二，瑞英公是乾隆时代的人，连昌公是康熙时代的人，康熙先于乾隆，为什么在后的乾隆时代的人能作在前的康熙时代的人的父亲？第三，根据《孙氏家谱》记载，十二世连昌公这一代各祖的年龄，除一人外，其他都大于十一世瑞英公这一代各妣的年龄或者只略小几岁，似此则十一世祖和十二世祖根本无传代关系，无传代关系的两个世系，如何能说瑞英公就是连昌公的父亲？第四，瑞英公是单身汉，单身汉如何能生连昌公为儿子？把明明绝不可能之事，硬说成是确有其事；明明是两相对立的族谱，硬说成是两相衔接的族谱，明明是没有父子关系的人硬说成是有父子关系的人。这样的做法，就关系到讲不讲学术，讲不讲道德的问题了，作为一个研究孙中山的工作者，对于这样蛮不讲理的事，还是以少宣传为好。关于“坟墓、契约可佐证”的问题，我以前已答复过[10] ，这里就不说了。

    （C）《孙氏家谱》是彻头彻尾的假谱

    上面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了《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的问题，但都是从回答的角度，理论的角度来论证的，并不是从《孙氏家谱》本身，作具体的分析来论证的，我以为现在应该是从《孙氏家谱》本身，作具体的分析和将之揭露的时候了。《孙氏家谱》的真面目一经揭露，不但它不是孙中山家谱一事可以大白于天下，而且迄今为止的对于被散布的孙中山祖籍的疑云也可以一扫而空了。

    ①两说争论的起因及其经过

    所谓东莞说和紫金说之争，争什么呢？争孙中山的祖籍所在地。为什么会有祖籍地之争呢？中山县出了不少名人，如王云五、吴铁诚、唐绍仪都是名扬中外的人物，为什么他们没有祖籍问题的发生而惟独孙中山有祖籍问题的发生呢？这是因为孙中山家族到他这一代止，在翠亨村只住了五代，连居住在涌口门村的一起计算，在中山县也只住了七代，他们在中山县没有祖祠，祖祠在外县，他们是外来者，语言习俗有异，如果孙中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些情况，恐怕也不会有人注意，偏生孙中山是个世界伟人，因而这些情况，便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了，于是便产生了孙中山的祖籍在何处的问题，最先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东莞说，东莞说者认为是在东莞，随后回答是紫金说。紫金说者认为是在紫金。不管东莞说也好，紫金说也好，既然是这样的主张，那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最重要的证据，便是族谱，紫金说提出的族谱，是紫金孙氏族谱和孙中山家藏的《纪念簿》。在紫金孙氏族谱中，有琏昌公名讳及其外迁的记载，在《纪念簿》中，则有连昌公名讳并且是第一位祖先的记载，琏、连两人虽有无偏旁不同，但发音相同，可能就是同一人。因此，以此为线索，查对其世次和年代，发现其世次和年代相同，再查核其传代代数，亦几乎相同（从紫金的始祖到孙中山止，传至十八世，而紫金孙氏，亦传至十八九世）。再查核其传代差，亦符合代差规律（从紫金的始祖起至连昌公生年止，约经二百六七十年，历十一代，平均代差为二十余年），在这些查对和考核的基础上，再追究其迁徙原因，从各种的史、志得悉，在康熙年间，广东实行复界。由于迁复居民疏稀，地多荒旷之故，招民垦殖。广东东部各县农民，多因此而往中山县垦殖之事。由此而推测连昌公亦必是在这种背景下，迁往中山县的。根据这种种的情况，断定琏、连实为同一人，连昌公是从紫金迁去的，但是这种断定，从逻辑角度来说，是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而这种（归纳推理有多种方法）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还是或然性的。要把或然性结论变为必然性的结论，就必须经过演绎推理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因为紫金县是客语地区，可以使用假言推理的方法。即：

    如果是客家人后裔，说客家话的，那他的上世是从紫金迁去的。

    现在孙中山是客家人后裔，说客家话的；

    所以孙中山上世是从紫金迁去的。

    这种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性的，是可靠的，但真理最终的检验还是社会实践，这种场合的社会实践，就是要认真调查孙中山家族是否客家人的后裔，是否说客家话的，最重要的是要得孙中山家人的承认，如果孙中山家人不承认他们是客家人后裔，不是说客家话的，那么，上面的演绎推理，就是犯了前提不真实的逻辑错误，结论归于无效，但是社会实践证明：孙中山家族是来自紫金的结论，完全正确，当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交给孙科审阅时，孙科完全承认了他们的祖籍是在紫金，并盛赞该著“阐发详确”。随后该著又得到了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蒋介石、邹鲁、吴铁城、陈立夫等人的承认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承认。从此，罗氏的紫金说，遂由假说而成为定论，成为事实¾¾符合客观实际的知识。

    说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即罗氏紫金说之成为定论，《再谈》作者大不以为然。他说：“他那并不正确的学术观点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定论，其主要原因则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11] 。但是，这个“学术范围以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后来，他补充说：“那就是：昔日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的表态，阻止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使证据不足的紫金说得以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就是说紫金说之所以“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定论”，是因为“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向它表态的缘故，我以为《再谈》作者这样的解答，是很不明智的，如果有人反问道：“东莞说是先于紫金说，提出的，为什么“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不向东莞说表态而向紫金说表态呢？难道又可以用“其主要原因则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这句话来回答吗？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东莞说的情况。关于东莞说方面，情况与紫金说不同，照理，既然提出孙中山的上世是出自东莞的观点，那么，就应该拿出一本传代关系分明，能说明连昌公确是来自东莞的族谱，然而尽管东莞说声势浩大地宣扬了十余年，而且有众多的谱牒，但终未见有能说明连昌公确是来自东莞的族谱的提出，没有这样的族谱的提出，那就意味着东莞说没有“真凭实据”，[12] 来进行争论，没有“真凭实据”的争论，是无谓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就应该于孙科向紫金说表态之后，就一直停止下去，但事有出人意表之外者，两说之争二十余年之后，于六十年代，潭彼岸以翠亨《孙氏族谱》为依据，重新向紫金说提出挑战；八十年代，以美籍华人孙甄陶为首和在台的祝秀侠孙满两人，各以“无真凭实据”为依据，或以《孙氏谱系》或以《家谱略记》为依据，重新向紫金说提出挑战，此后不久，在广州则由丘捷、李伯新两位同志，以翠亨《孙氏家谱》为依据重新向紫金说提出挑战，总之在八十年代，台湾和广州，都先后地刮起一阵反紫金说风或者说掀起一场反紫金说运动。他们都是以《孙氏家谱》为依据的（尽管名称有所不同）。《孙氏家谱》是个假谱，上面已经论证过很多了，现在再将其本身具体的分析一下，使我们对于它的伪假面目，有更深切的了解。同时还可以使我们知道这次东莞说向紫金说的挑战，是毫无根据的，是别有用心的挑战。

    ②《孙氏家谱》的真相

    将《孙氏家谱》本身作了具体分析之后的结论是：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谱。根据《孙氏家谱》所载的世系计算，从由东莞迁往作为中山县涌口门村的开基始的五世祖礼赞公起到十四世祖植尚公止。共十代，在这个十代中，没有一代是真实的，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族谱也说可以作为孙中山的上世来自东莞的证据，实在未免太玄了，现从五世祖礼赞公说起吧。

    五世祖。五世祖礼赞公有三个问题：1、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列礼赞公为五世祖，但胡去非的《总理事略》则列礼赞公为三世祖。礼赞公之世次不明，此其一；2、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载明礼赞公居上沙乡，无迁往中山之记载，但《孙氏家谱》则谓礼赞公是由东莞迁往涌口村的开基祖，礼赞有无迁居一事不明，此其二；3、《孙氏家谱》载明礼赞公是由东莞迁往涌口村的开基祖，但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则载明六世祖缔宗是迁往涌口村之开基祖。礼赞公是否为迁居中山涌口的始祖一事不明，此其三。有此三不明问题之人，如何能断定他就是孙中山在中山县的始祖？

    六世祖。六世祖乐南公亦有三个问题：1、是否确有其人不明。根据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和左埗头的《孙氏族谱世系图》，没有乐南公这个名字，现在《孙氏家谱》则载明乐南就是缔宗，但缔宗是上沙乡《总理世系图》中的虚拟的名讳，实际并无其人，如乐南就是缔宗的话，则乐南是虚拟名讳的祖宗¾¾缔宗的别名，也是虚拟的名讳。实际上并无其人，此其一；2、谁长谁幼不明。胡去非的《总理事略》记载：“礼赞公生两子，长缔宗号乐千，次缔儿号乐南”。但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则载明礼赞公生两子，长子缔儿，次子缔宗，究竟谁长谁幼不明，且“缔”、“禘”字体有别，是否为同一人不明，此其二；3、谁居涌口，谁居左埗头不明。胡去非的《总理事略》谓“乐南公分居左埗头”，乐千居涌口，而邓慕韩致西南执行部函，则谓“长子乐千居左埗头，次子乐南居涌口，两人所说完全相反，究竟居住何地不明，此其三。有此三不明之人，如何能断定他就是孙中山的祖先？

    七世祖。七世祖容窝公也有三个问题。1、死后生子和八世祖无传代关系，七世祖四人，生终年月无考者二人，有生年可考一人（即容窝公），有卒年可考者一人，现以容窝公为例，七世祖容窝公生于1515年，八世祖怀堂公生终年无考，但其妻则生于1641年，中间相隔126年，假定怀堂公与其妻同年，则容窝公126岁才生怀堂公，容窝公妻死于1562年，怀堂公妻生于1641年，中间相隔79年，是怀堂公（假定与其妻同年）为其母死后79年之所生，此种死后生子的怪事，说明七世祖和八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其一。2、七世祖四人，没有被说明他们生了何人，不知根据什么，就知道容窝公是孙中山的七世祖？此其二；3、既已指定容窝公为孙中山的七世祖，为什么丘捷同志又把他改为耕隐公？孙中山的祖先，可以任人指派的吗？此其三。

    八世祖。八世祖怀堂公，有两个问题。1、他是阴魂所生之子。八世祖只有一人，就是怀堂公，他是其母死后79年所生之子。因此，可以说是阴魂所生之子，既是阴魂所生之子，何以能确定他就是孙中山的八世祖？他就是七世祖容窝公之子？此其一；2、父小于子，和九世祖无传代关系，八世祖怀堂公生终年无考，假定与其妻同一年生，则为生于1641年，九世祖四人，除一人生年月无考外，其他三人生年，分别为1608、1616、1624年，按这些生年计，其岁数都比八世祖大，大于八世祖17-33岁，父小于子，表明八世祖和九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其二。

    九世祖。九世祖的问题有一。即和八世祖一样，父小于子和十世祖无传代关系。九世祖四人，除一人终年月无考外，其余三人的生年，分别为1608、1616、1624年。十世祖亦四人，除一人生终年月无考外，其余三人的生年，分别为1576、1576、1582年，按生年计算，十世祖大于九世祖的年龄26－48岁，即是父小于子，则九世祖和十世祖自无传代关系可言。此外，还有个特点，即九世祖四人，丘捷同志以“尚未能查明谁为孙中山的祖先”为理由，没有指派谁人为孙中山的九世祖。

    十世祖。十世祖的问题有一，就是死后还能生子多人和十一世祖无传代关系，十世祖四人，最后死的是在1648年；十一世祖八人最先生的是在1652年，这就是说，十世祖都死去了之后，才见有第十一世祖的出生，死后生子表明十世祖和十一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外，也和九世祖一样，在十世祖八人中，没有被指派谁人为孙中山的十世祖。

    十一世祖。十一世祖瑞英公问题有五。1、十一世祖是阴魂所生的世系，是假世系，象上面说过的那样，十一世祖是十世祖统统死去之后才出生的，如果要把他们和十世祖连系起来的话，那只能说，他们是十世祖阴魂所生之子，是十世祖阴魂所生的世系，阴魂所生的世系，就是不知何所自来的假世系，此其一。2、说瑞英公是孙中山的十一世祖是纯属捏造，上面说过，九、十两世，不知何人为孙中山的祖先，而且这两个世系又是无传代关系的世系，它们和十一世，也没有传代关系，十一世是十世祖阴魂所生的世系是假世系，在这个假世系中的瑞英公，根本就不知何处飘来的人物，把这个不知何处飘来的人物，硬指他是孙中山的第十一世祖，此非捏造为何？此其二。3、指瑞英公为连昌公之父，时代颠倒，瑞英公为乾隆时代的人，连昌公为康熙时代的人，时代在后的人，竟成了时代在前的人的父亲。如此时代颠倒的父子关系，历史上有谁曾见？4、十一世祖八人，都没有被说明他们生了何人，根据什么说瑞英公就是连昌公的父亲？此其四。5、子大于妣，和十二世无传代关系。十二世祖八人，其中有生年可考者五人；十一世妣九人，有生年可考者六人。照理为母的年龄应大于为子的年龄，然而事情恰恰相反。十二世祖五人中，除一人外，其他四人的年龄，统统大于十一世妣的年龄或只略小数岁。子大于妣，说明十一世祖和十二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其五。

    十二世祖。十二世祖连昌公，问题有二。1、指派连昌公为瑞英公的儿子，是捏造历史的也是不道德的。东莞说者为了要把十二世祖连昌公纳入东莞孙氏系统之中，就必须以家谱的形式给他安上一个父亲，以此表明连昌公不是由紫金迁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东莞孙氏的后裔。但是，找谁来当连昌公的父亲呢？恰好迳仔蓢孙氏的始祖为十一世，世次相衔接，因而就把十一世祖瑞英公作为十二世祖连昌公的父亲。殊不知这么一来，创谱者却犯下了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因为只注意世次的衔接，而忽略了年代的衔接，把乾隆时代的人，作为康熙时代的人的父亲，无论谁看到了都会看出这是《孙氏家谱》的大破绽，而且强迫连昌公“谓他人父”是捏造历史不道德的行为，应该不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之所当为，此其一。2、十二世是为指派连昌公为瑞英公之子而设的假世系，它和十三世祖无传代关系。东莞说者为了要打乱《紫金孙氏族谱》和《纪念簿》的世系，以表明连昌公不是来自紫金而是东莞孙氏的后裔，创造了两个假世系，一个十二世的世系，因为按照《紫金孙氏族谱》的记载，连昌公弟兄三人，为了要打乱这样的记载，《孙氏家谱》的十二世祖包括连昌公在内的弟兄八人；按照《纪念簿》的记载，连昌公以下四代单传，为了要打乱这一记载，《孙氏家谱》的十三世祖包括迥千公在内有弟兄五人。可惜的是，伪造这两个世系的手法，终于不能不露馅。到了十四世祖殿朝公，十五世祖恒辉公，又恢复了单传，那些十二世、十三世众多的祖宗的子孙到那里去了呢？难道都绝了代？由此可知，十二世是为了指派连昌公为瑞英公之子而设的假世系和十三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其二。

    十三世祖。十三世祖迥千公问题有一。就是这个世系也是假世系，而十四世祖植尚公又是世次未定之人，所以它和十四世祖无传代关系。

    十四世祖。十四世祖植尚公问题有一。1、即植尚公是一个世次未定之人（根据孙满说是十世祖）。把世次未定之人安放在这一世次上，这表明《孙氏家谱》的世系记载，并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任意安排的，从而是不可信的。

    根据以上对十个世系的分析，可以知道，《孙氏家谱》是怎样杂乱无稽，荒唐怪诞的假谱。在十个世系中，只有两代有传代记录，但这个传代记录又是不可靠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没有传代关系，因为六世祖禘宗是否有其人尚不能证实。至于其他世系，从《孙氏家谱》的记载来看，不但无传代记录，而且都是各自独立的世系，它们之间没有一代是有传代关系的。计其中：死后生子者两代，父小于子者两代，妣小于子者一代，为把连昌公纳入东莞系统而特设的世系两代（十二、十三世）。本人世次不明而暂设的世系一代。如果再加入头两代，那么，十个世系，都是各自独立的彼此无传代关系的世系。这样的各自独立的彼此无传代关系的族谱，也算是真族谱吗？由于《孙氏家谱》是假谱，所以也出现了许多神奇的怪现象。如祖宗可以摆上摆下，礼赞公可以为五世祖又可为三世祖，瑞英公可以为七世祖又可为十一世祖；植尚公可为十世祖又可为十四世祖。祖宗也可以除名和替补，如容窝公可除名、改补为耕隐公；八世祖有人将之除名而有人将之补上，迁往涌口门村做始祖的，可以有几个人；祖宗也可以无中生有，真是千奇百怪，纷现叠呈。然而对于如此虚假的家谱，竟有人为之捧场吹嘘甚至为之修改和作世系表，下列一表 [13] ，便是其中之一。

 

世次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 名讳 礼赞 乐南 耕隐 怀堂 ？ ？ 瑞英 连昌 迥千 殿朝 ……

  此表实在制作得太神奇了。不知从世系各自独立彼此没有传代关系的家谱中，用何智慧，竟能辨别出礼赞公乐南公、耕隐公等便是孙中山的直系祖先！更不知用何种智慧，竟能知道瑞英公便是连昌公的父亲！太玄妙了！

    《孙氏家谱》的虚假性，还可从传代的代差方面查察出来，从生于1462年的六世祖乐南公起到1774年迁居迳仔蓢的十一世祖瑞英公止，经六代历时305年，平均代差为50.8年，又从十一世祖瑞英公起到生于1813年的孙中山的父亲达成公（十七世祖）止，经历时39年，平均代差为5.5年，即使假定瑞英公四十三岁迁迳仔蓢，其平均代差也只有十一年[14] 这两起平均代表数字，都大大违反了传代的平均代差规律，即此一端，便可看出《孙氏家谱》及其图表的真实性程度了。

    以上是《孙氏家谱》的虚假全貌，“谓予不信”。请予复查。

最后，我有几句话作为本段的结束语：考史求真，这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严守的信条；考史求假，考史作假，不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之所当为，然而今日竟有人为之矣。悲夫！

（乙）关于《再谈》对于“结语”中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我在“结语”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东莞孙氏是属于广州语系的，如果孙中山是出自东莞，为什么到了翠亨，忽然变为客家语系的人了？（即客家人之意）

    对于这个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简单的，即“不是”或者“是”。但《再谈》的回答却不是这样，一方面说“不是”，但同时又说“是”，令人看起来觉得很矛盾，不知究竟是也不是。《再谈》说，“所谓客家语系的人，并非事实”，理由是：1、孙中山的“普通话略带广州话口音……但都没有客家口音”；2、孙老姑太是讲白话的……翠亨村的人也全是讲本地白话。这就是说孙中山不是客家人，不是客家语系的人，但同时《再谈》又说：“罗香林先生认为孙中山本来属于客家语系，但他又说至孙父达成时已是本地化了……孙公父子，尚能客语”。从这些语句看来，分明是说孙中山是尚能客语但已经本地化了的客家人。但须知本地化的客家人也还是客家人。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用出生地主义和血统主义两个原则来辨别，是很容易弄清楚的，即孙中山上世定居于中山县，他本人出生于中山县是中山县人，但从其血统来看他是客家人，是客家血统，合而言之。则孙中山是中山县的客家人。这就好象“外籍华人”这个词一样，这个词中所说的“华人”不但是本地化了而且连国籍也是外国籍的“华人”。但尽管如此，“华人”还是“华人”。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是从国籍来说是外国人，从血统来说是“华人”，所以说“外籍华人”。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是菲籍中国人。至于那些被当地本地化但没有加入外籍的中国人，那就连“外籍”两字也用不上了。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孙中山本人和他的家属，不承认他们是客家人，那又当作别论了，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孙中山祖孙三代，都承认他们是客家人，特别是孙中山儿媳陈淑美为了“恐口无凭”特亲笔书写“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15] 的证词，在这个铁证面前，应该是无话可说的了。然而，竟还有人说三道四，硬说孙中山不是客家人，还说陈淑美的证词不可信，要庄政之言才可信。[16] 如此丧良灭性之语，不知如何能说得出来？有人说，此事毫不足怪，患了红眼症的人是够胆这样干的¾¾其然乎？岂其然乎？！

（丙）关于《再谈》对于“结语”中的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我在“结语”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孙中山的祖先是否来自紫金，最有发言权的是孙科，孙科及其家属既已在口头上、书面上、行动上表明他们的祖先是出自紫金，你们要能够使他们取消这些“表态”。对于这个问题，《再谈》是怎样回答的呢？它说：“我们当然不能使孙科先生及其家属取消表态。同样，任何人也无法取消孙老姑太及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先生只认东莞为祖籍的事实，在祖籍问题上，他们同样‘最有发言权’。”这就是说，孙中山¾¾这里提到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曾亲口对孙科说过：“老家原住东江永安县”[17] 。他也曾对林百克说过，家庙在东江公馆村，所以孙科承认祖籍在紫金的表态，实际上是出之于孙中山的表态¾¾祖孙三代之言不可信，只有孙满之言才可信。《再谈》这样的答法，是殊欠妥当的。其不妥之处有五：1、回答自相矛盾，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明明承认孙中山是“尚能客语”但已经本地化了的客家人。这就无异于承认孙中山的祖居是在紫金。但在这里又不承认他是客家人，说他的祖籍是在东莞而不是紫金，这是一个矛盾。2、说孙妙茜承认祖籍在东莞一事与事实相矛盾。孙妙茜担任故居管理委员时，从未见有人见她出示过《孙氏家谱》。对于这一矛盾，不知将作何解释？3、以孙乾曾以做官的身份去过东莞，便以为这是孙乾承认祖籍在东莞的表态，这是否合理，似尚可考虑。4、误解“发言权”，我所说的发言权，不是指会议上的发言权，而是指对于某一事物了解不了解的发言权。前者是凡是得以参加会议的正式成员，都有资格发言的发言权；后者是一个人对于某一事物很了解、发言能反映出它的真实情况，那就可以发言，这就叫做有了发言权。如果对某一事物不了解，发言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甚至是一片胡言乱语，那就不要发言，这就叫做没有发言权。前者是一种规定，有强制性；后者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没有强制性的。由于《再谈》误以为我说的发言权是前者，所以以为凡是达成公以下各家家属都有发言权，因而引出孙满的表态以抵销孙中山祖孙三代的表态，这是完全错误的。须知我说的发言权是指后者来说的，按照后者的涵义而言，孙满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因为他对于翠亨孙氏的家族历史，根本就一无所知，甚至是伪造家史，何以说孙满对于翠亨孙氏家族历史一无所知甚至是伪造家史呢？现在我只举两个例子，便可明白其中的一切了。

    例一：1981年由旅美侨选的台湾立法委员潘朝英约请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孙满、祝秀侠等人，“茶叙”于国宾大饭店二楼，“茶叙”间，“季老瞩孙满取出家藏孙氏族谱残本说明一切”[18] （请注意，在这次“茶叙”中，黄季陆迄无表态，但后来为谢福健所著《国父家世源流汇述》题写书名。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黄季陆心中，谁真谁假是十分了然的¾¾作者）茶叙后，由祝秀侠和候中一记录，孙满口述，孙满的口述有如下的二段：“我家妙茜老姑太所藏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中所记载的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世祖植尚公以至先高祖敬贤公各名讳，生卒年月均一一载明”。妙茜老姑太……所藏该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用墨笔写于大红纸上，我曾抄录一副本，为我家唯一的家传信史”[19] 。孙满把他所看到的《列祖生殁纪念簿》说得活灵活现，但是《列祖生殁纪念簿》果真是这样的纪念簿吗？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为什么丘捷同志还要着力说《纪念簿》之所以没有瑞英公的名字，是因为《纪念簿》只记录“列祖的生卒时间，并无其它内容。”瑞英公因“生终年月无考”，所以没有把他记上的缘故。这不是有矛盾吗？又如果是真的话，故居纪念馆的《纪念簿》，岂不是要用大红纸来改写以恢复原来的真面目？又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在它上面所记的十世祖植尚公，在《孙氏家谱》中变为十四世祖了？看来，孙满根本就没有看过《列祖生殁纪念簿》，不过是信口胡诌而已，把信口胡诌的语言，当为圭臬，这是轻信呢？还是别有用心？例二：孙满从他的祖父孙眉（年病逝于澳门于1915）遗下的历时69年没有开启过，即：孙眉去世后其子孙昌没有开启过，其孙孙乾孙满也没有开启过，澳门沦陷时也没有开启或被开启过，后来运往台湾，在台湾也没有开启过，一直到1984年，不知在什么启示下，才由孙满将之开启的衣箱中，发现了一本《家谱略记》的影印本。在这个《略记》中又发现了对《孙氏家谱》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则记载，那就是把单身汉的瑞英公变成为有“妣梁氏，生连昌，系其第三子”的瑞英公！真是妙作！但这个妙作是不能取得人们相信的。首先《家谱略记》是影印本，有影印本就必然有原抄本，但这个原抄本在那里？孙妙茜从来没有提到过，邓慕韩在故居“抄写”《孙氏家谱》时，也没有发现过，到底它在那里？没有它，能说明《略记》是真的吗？其次，据丘捷同志说，《孙氏家谱》抄成于1800－1911年之间，那么，这本《略记》应该是《孙氏家谱》的略记，是《孙氏家谱的略记，则其关于祖先的记载内容就应该一致，为什么《略记》和《孙氏家谱》关于瑞英公的记载却如此不同？把单身汉的瑞英公，变为有妻有子的瑞英公，这究竟是“略记”呢还是“补记”？再其次，为什么孙眉的衣箱要待69年之后才开启？这三个问题不能不令人想到所谓《家谱略记》只不过是有计划的为堵塞《孙氏家谱》的大漏洞而作的假谱而已，制造假家谱的人，歪曲家族历史的人，对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也有发言权吗？他的发言也可信以为真吗？还必须指出把孙满和孙中山、孙科等同看法，这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谎谬的。5、以否认孙中山祖孙三代承认祖籍在紫金的表态为新武器，我觉得近来东莞说者反击紫金说的武器，除了误译论、巧合论、“乾隆”两字误载论的老武器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否定孙中山祖孙三代表态的新武器，例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说：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不要“根据某人怎样说来作为历史结论，正如孙中山曾宣誓，他1870年出生在檀香山而我们却不这样认为一样”注[20] 这就是说，孙中山也说过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所以他说的话也不一定可信。丘捷同志说：“翠亨孙氏的祖祠就是瑞英公祠”，“孙社正老人也十分肯定”，这就是说，孙中山和孙科所说的他们在中山无祖祠的话为不可信，丘捷同志又说：“任何人也无法取消……孙满……只承认东莞为祖籍的事实”，这就是说，孙中山祖孙三代承认祖籍在紫金的一切表态都不可信，只有孙满之言为可信，更露骨的是某系主任在宴会公开场合说：“孙科是XX，其言不可信。”我以为作为一个系主任说这样的话是令人震惊的，孙科以不“谓他人父”而名之曰XX，那么，不是XX的人，是否就可“谓他人父”呢？

一方面说是研究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但一方面又把孙中山祖孙三代对祖籍的言行表态一律排除在外，认为他们之言不可信，只有孙社正老人之言为可信，孙满之言为可信，某主任之言为可信，作过“深入细致调查”的某君之言为可信，凭他们的’可信’语言，便宣布紫金说被打倒了，“不能成立”了，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有这样的赌博赖帐式的研究方法吗？

 

三、是意气之争不是两说之争

 

    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东莞说和紫金说两说之争是观点之争，但我以为在三十年代和四十代年初是两说观点之争，但自从紫金说成为定论之后，就不能说是两说观点之争，而是意气之争或因某种目的而故意引起之争了，其理由如下：

    科学的研是从对于某一现象、过程产生疑问开始的，有了疑问，便会产生试图加以解答的初步假定或者说初步答案，但这种初步假定，是还没有被充分研究，他的根据何在也没有被说明的一种推测，因此，必须把它理论化，把它提高成为一种能充分解答疑问的理论，但这时候的理论，由于还没有经过证明，所以称之为假说，假说一经证明，便成为定论，便成为事实，事实是客观真理性的东性，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必须接受它，但假说如果经不起检验，得不到证明，那就会被推翻。

    假说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1、必须从事实和科学知识出发，没有事实和科学知识作依据，假说就不能成立，这就好象以雨师风伯为依据不能成立下雨的假说一样。2、假说还必须对自己所要研究的疑问，能作出完满的解答，如果对于自己所要研究的疑问不能作出完满的解答，那就表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因而就要被推翻。由此可知，一个假说能不能成为定论，首先就要看它具备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以为紫金说之所以成为定论是由孙科的表态，而产生孙科之言不可信论。其实这是错误的，孙科之所以向紫金说表态是因为紫金说是建立于事实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它能正确反映孙中山家世的客观实际（即能完满解答孙中山祖籍在何处的疑问）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孙科决不会贸然向它表态，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如果他不是客家人，他怎么会承认紫金的客家人为他的祖先呢？难道他不承认祖宗是客家人，他就不能生存下去吗？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但是现在仍有人否认这个道理。我看这是殊可不必的。因为由假说而成为定论并不是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是由逻辑推理和社会实践来决定的，孙科的表态所起的作用只是社会实践证明的作用，并不是对于两说的取舍作用，这一点必须分别清楚的。

    孙科所以不向东莞说表态是因为东莞说完全不符合他的家世实际的缘故，例如孙科和孙中山都说他们在中山县无祖祠，而东莞说却说迳仔蓢的瑞英公祠是他们的祖祠；孙科说紫金族谱上的琏昌就是《纪念簿》上的连昌，是他们的祖先，但东莞说却说琏、连不是同一人是巧合，象这样和他的家世的实际完全相反的东莞说，叫他如何能作出肯定的表态？东莞说之所以会作出与孙中山家世实际完全相反的结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建立不是以事实和科学知识为依据，而是以虚构为依据。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做法，不但建立东莞假说是这样，连反驳紫金说和为《孙氏家谱》作辩护也是这样。都是以虚构为依据来进行的。现在先看看东莞假说的建立，建立东莞假说最重要的事实依据就是真实的族谱，有了真实的族谱，才能有根有据地根究孙中山的家世源流从而知道他的祖籍所在地，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然而东莞说提出来的族谱是怎样的族谱呢？是父子不辨甚至儿子大于父母或死后还能生子的族谱，以这样的族谱来作为成立东莞假说的依据，这个假说自然没有成立的可能。现在再来看看它对紫金说的反驳，东莞说对紫金说的反驳武器有四：一是误译论；二是巧合论；三是“乾隆”两字误载论；四是孙中山祖孙三代对紫金说之表态不可信论。前三者是老武器，最后一个是新武器，不论是新还是老，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就误译论而论，即使承认Kung Kun应译为东莞，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孙中山的祖籍就是在东莞，你还必须拿出是东莞的那一个村，那一支孙氏，经过如何传演，传至连昌公的证据来，否则，误译不误译有什么关系呢？巧合论也是如此，所谓巧合是彼此间没有必然联系而出现的相同的现象，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时死于1616年，这是巧合，无论用何方法，都不能证明此两人为一人，而琏、连两人则不同，他们可以用逻辑推理和社会实践证明其为同一人，有什么理由说它是巧合呢？又再就乾隆两字误载论来说，它的虚构是十分显然的，说不出瑞英公的生年由乾隆年间提前到顺治年间的根据，说不出瑞英公为什么是连昌公的父亲的根据，而只凭空主张那就是虚构了。至于最后一个新武器，因上面已经说过，这里就请容从略。关于东莞说者为《孙氏家谱》辩护所提出的三个假理由¾¾孙妙茜留下的，邓慕韩抄录过的，有《纪念簿》、坟墓、契约可为佐证的，也因上面已经说过，也请容从略，不过。我想提个问题，为什么紫金孙氏族谱不需要什么辩护而《孙氏家谱》却要花那么大的气力去辩护呢？

    由以上所说，可知东莞说和紫金说两说之争，跟着紫金说成为定论而宣告结束，东莞假说因不具备假说的两个最基本条件和经不起检验而宣告失败，因此，自那以后，东莞说已不复存在，因而就无所谓两说观点之争了。如仍围绕孙中山祖籍问题重提旧观点，一个假谱，三个武器以挑起争论，那只能说是意气之争或者是为了某目的而对紫金说横加攻击之争了。

                                           1991年12月25日脱稿于中山大学

 

        据《客家纵横》第2期，闽西客家学研究会1993年版。

 

 

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

潘汝瑶  何国华

    （一）争论的起因及其概略过程

    五十年前，在我国学术界有个热门话题。那就是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有东莞和紫金两说之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呢？原来中山县出了不少有名人物，如唐绍仪、王云五、吴铁城等俱是一时名扬中外的人物，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祖籍问题，而惟独孙中山有祖籍问题呢？这是因为孙中山这支孙氏不是世居中山县的孙氏而是外来者。语言习俗有异。他们迁居中山后传至孙中山这一代只有七代。始祖是连昌公。他们在中山县无祖祠。他们的祖祠在东江公馆村（孙中山语）。关于这些特殊现象如果孙中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不会有人注意。偏偏孙中山是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先行者，是世界伟人。在国民党南京建都后，又被尊称为国父和总理。这样，对于与他家庭有关的各种特殊现象，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加以研究了。关于对这一问题的，吴铁城有过很好的说明。他说：“比政府已因国民群意，明令以国父尊事总理，则其家世研究，更与国家功令有关，为义盖弥重矣”。[21]

    在国民党重视和倡导之下，作为对孙中山祖籍问题的正式回答，最先提出来的是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早在1930年，该编纂委员会的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以在东莞孙族找不出和孙中山上世有关联的固有族谱，特往迳仔蓢、左埗头和翠亨村等地孙氏调查，将各该地的孙氏谱牒，抄摘拼凑，合成一本《孙总理家谱》，即现在之《孙氏家谱》（下称《家谱》）。这本《家谱》，直到现在，仍为东莞说者奉为圭臬。为什么邓慕韩认为孙中山的先世是出自东莞呢？原来孙中山的中山县始祖连昌由紫金迁往中山最初的居住地是涌口门村，而这个涌口门村和左埗头相连，左埗头适有来自东莞之孙氏，因而邓氏认为居住在涌口门村之连昌公上世亦必来自东莞。邓说连昌公上世“查核与左埗头族谱及神位，实同一本源”。[22] 后来连昌公之孙殿朝公离开涌口迁往翠亨村，而翠亨村的邻村迳仔蓢又适有说是来自东莞之孙氏。但这次这两支孙氏的关系，邓氏不但把他们认为都是出自东莞，而且认为迳仔蓢的始祖瑞英公就是连昌公的父亲。因瑞英公是十一世，而连昌公恰为十二世也。邓氏的《孙总理家谱》就是根据这两个观点搭配成的。由于这两个观点都是揣摹推理为之的，并没有事实根据，所以，终于成为东莞说致败的根源。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东莞说观点，实际上是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观点；孙总理家谱，并非东莞孙氏之固有家谱，而是邓氏自制之新谱。

    跟着东莞说之后，对于孙中山祖籍问题作出回答的是罗香林的紫金说。他认为孙中山的上世是出自紫金而不是出自东莞。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据罗氏自言[23] ，他曾阅读过许多东莞说者所提出的有关孙中山祖籍的谱牒和查阅过东莞长沙乡和员头山乡二支孙氏在“争认”孙中山的上世是出自其乡涉讼时所提出的谱牒，觉得这些谱牒，矛盾抵牾，不足以说明孙中山的祖籍确是在东莞。因此，根据孙中山家中的固有族谱¾¾《列祖生殁纪念簿》（下称《纪念簿》）和孙中山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这一事实，写了一篇《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的文章，发表于《更生评论》2卷2期。由于这篇文章明确提出“国父上世或自广东东江之紫金迁出”的假定，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就是紫金说的产生，同时也可以说就是两说之争的开始。两说的最后一场争论是1942年到1943年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下称《源流考》）和邓慕韩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两文的争论。这次的争论，可说是紫金说成为定论，而东莞说反对其成为定论的争论。经过情况大致是这样的：1942年罗香林将其完成已久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亲自送交孙科审阅。征求意见。结果，得到了孙科意外的好评。盛赞《源流考》为“成之匪易，贡献实巨”。[24] 孙科完全承认他们的先世连昌公是来自紫金。《纪念簿》中的“连昌公”即紫金孙氏族谱中的“琏昌公”。他们在中山县无祖祠[25] 。由于孙科这一承认，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蒋介石、于右任、邹鲁、吴铁城、陈立夫和国民党政府，皆相继承认。至此，众说纷纭了十余年的孙中山祖籍问题，才大白于天下，得到了完全解决。紫金说从此成为定论。

    紫金说之成为定论，意味着东莞说不能成立。这就不能不激起东莞说权威邓慕韩的愤怒。他针对《源流考》，发表了《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说了四点正误，1、邓氏认为孙中山所述家庙在东江Kung Kun村的Kung Kun二字，译为“公馆”有误。应译为“东莞”(Tung Kun)（这是误译论）。2、邓氏认为说孙中山家世源自紫金有误。应该像《孙总理家谱》所说那样是源自东莞。其源流是这样的：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上沙乡迁往中山涌口，至十一世瑞英公又迁迳仔蓢并建祖祠，后又迁翠亨。3、邓氏认为罗氏以十二世祖连昌公为翠亨孙氏在中山的第一位祖先有误。连昌公是瑞英公的儿子。是东莞孙氏的后裔，不是外来者。（这是瑞英公和连昌公是父子关系论）但据《孙总理家谱》所载，瑞英公是乾隆时代的人，连昌公是康雍时代的人，乾隆时代的人如何能做康雍时代的人的父亲？对于这个问题，邓氏说，“乾隆”两字是误载，应改为“顺治”两字。（“乾隆”两字误载论）4、罗氏认为紫金孙氏族谱中的“琏”昌公即是《纪念簿》中的连昌公有误。“琏”“连”不是同一个人，不过是偶然的名字“巧合”而已（巧合论）。由于这四点“正误”，都是违背事实的，不讲逻辑思维的，专事将非作是和将是作非的强争“蛮拗”的，不讲社会道德的做法。当他把该正误文寄送孙科审阅时，当然受到孙科的严词驳斥。孙科的驳斥有两点：“1、邓实糊涂，余十二世祖与紫金者相同其名字竟称偶合”。2、“且（余家）孙氏（在中山县）无祖祠，不能强余认其他孙氏宗祠为余之祖祠也”[26] 。孙科这两点驳斥，实际上包括了其他两点。因为不承认名字“巧合”，就是承认他的上世是来自紫金。瑞英公不是他的祖先，否认在中山有祖祠，就是否认瑞英公祠不是他的祖祠。他的祖祠是在东江公馆村。孙科对邓文这一驳斥，是孙科承认紫金说反对东莞说的明确的至关重要的表态。他对两者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但是有些人却对此故意装作不知道。把承认紫金说反对东莞说的态度十分鲜明的孙科，诬蔑成为一个对祖籍问题毫无定见，可彼可此的糊涂人物。说什么“孙科先生对祖籍的表态……前后不一致”，因此“不宜以孙科先生的表态作为主要论据”[27] 。这真是镂心刻骨的名言！试思，如果孙中山的先世不是来自紫金，孙科有什么必要要承认紫金客家人做他们的祖先？是不是他不承认紫金客家人做祖先，他便不能在中山生存下去？如果他对祖籍问题，没有深切确凿的了解，为什么他对邓文要加以驳斥？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

    （二）决定两说胜败的根本原因

    既然不能把紫金说成为定论，东莞说不能成立的原因，归结为由于孙科的错误表态，那么决定两说胜负的是什么呢？我们以为是假说最终能成立的条件，即具备假说成立条件者胜，不具备者败。要建立假说，最少要具备三个条件：1、提出假说，必须以可靠事实和科学知识为依据。否则，便不能成立。就好像以雨师风伯的神话为依据不能成立下雨的假说一样。2、假说可以引申。引申应该可以得到与它（引申）相符的事实。如果所得到的是和它不相符的反面的事实，那么，这个假说是错误的，也就不能成立。3、假说还必须对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现象，能作出圆满的回答。否则，这个假说便不能成立。在这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条件。没有它，便谈不上其他两个条件。东莞说之所以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没有第一条件，以一字之差，竟至满盘皆错。现将两说具备条件的情况比较如下：

    紫金说。第一条件依据，据罗香林自言[28] ，他的孙中山祖籍是在紫金公馆的假说，是以孙中山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和孙中山家藏的“《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依据而提出来的。由于这个假说依据是真实可靠的事实，所以它能加以引申。把紫金假说加以引申就是：如果孙中山的祖籍确是在紫金公馆，那么，在紫金公馆这个地方，必然有孙氏、孙氏家庙以及至关重要的载明孙中山上世确是出自其乡的族谱的存在。因此，到紫金公馆村调查了解，搜集这些事实至为重要。如果搜集不到这些事实，那紫金说便不能成立。经过一番艰苦的调查访问，终于在公馆获得了这些与引申相符的全部事实。即不但有孙氏、孙氏家庙的存在而且有至关重要的载明孙中山上世是出自其乡的族谱¾¾《忠坝孙氏家谱》旧抄本的存在。该谱有明确的琏昌公的名讳及其外迁的记载。但“琏”、“连”两字发音虽同而有无偏旁不同，因而不能遽断为同一人。要确定“琏”、“连”同为一人，必须应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从世次、出生年代、传代的代数、传代的代差、迁徙时代的背景、琏昌公在紫金有无坟墓或后裔的遗留、孙中山是否说客语的等方面，从而论证“琏”、“连”是否同一人。论证的结果，证明“琏”“连”确为同一人。既是“琏”、“连”为同一人，紫金假说的真实性便完全得到证实，孙中山家族的各种特殊现象，也便一一得到说明。这就是说，能圆满回答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假说的第三个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但是，尽管如此，紫金假说想要成为定论，还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紫金假说的社会实践就是要认真调查孙中山家族是否说客语的，是否客家人后裔。最重要的是要得到孙中山家人的承认。如果孙中山家人否认他们是说客语的，否认他们是客家人后裔，那么，上述的紫金假说，也就只好报废。（由此可知，孙科承认紫金说所起的作用，是社会实践证明的作用。而不是由于个人好恶的选择作用。说他对祖籍无定见表错态是错误的）但社会实践证明，紫金假说是真实的。当罗氏把《源流考》送给孙科审阅时，孙科完全承认了他们的祖籍是在紫金（承认紫金就是承认他们是客家人后裔，是说客语的），随后又得到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蒋介石、于右任等人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从此，罗氏的紫金说，便由假说而成为定论。

    现在再来看看东莞说的情况。东莞说和紫金说完全相反。它的提出，不符合第一条件。即不以可靠事实为依据，而以虚构揣摹为依据。因而它的引申，得不到与引申相符合的事实，从而不能以引申所得事实，证明它的起初性和圆满回答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现象。最终，以经不起社会实践的检验而只能宣告失败。

东莞说的提出，是以连昌公的祖先和左埗头孙氏祖先“实同一本源”和连昌公是瑞英的儿子的两个虚构为依据的。为什么说两者都是虚构呢？先说说前者。所谓“同一本源”是指：据说是由东莞上沙乡迁往中山涌口的五世祖礼赞公，生有两子。一是禘儿一是禘宗。禘儿是左埗头孙氏始祖，禘宗是当时居住在浦口连昌公的始祖。所以说是“同一本源”。但据上沙乡孙绳武提出的《总理世系图》，上面虽然有禘之名，但当时的东莞县长邓庆史证明禘宗两字为“后来加入”并“再查上沙子氏宗祠先祖牌位……又未见禘宗牌位”[29] 。足见根本就没有禘宗此人。又可据“同一本源”的左埗头的《孙氏族谱世系图》[30] 所载，亦找不到禘宗之名。没有其人，而硬安上其人，此非虚构为何？现再说说后者。这个虚构，其荒唐之处，更甚于前者。因为它直接和《孙氏家谱》相矛盾。这一矛盾，迫使东莞说者或则修改《孙氏家谱》，或则制造假谱、假证，以图弥补。然而扶得东来西又倒，欲盖弥彰，于事毫无裨补。现且看看它和《孙氏家谱》是怎样矛盾的。1、瑞英公是乾隆时代的人，连昌公是康雍时代的人，时代在后的人如何能作时代在前的人的父亲？2、在《孙氏家谱》上，并没有载明连昌公是瑞英公所生，也没有载明瑞英公生连昌公，根据什么说他是瑞英公的儿子？3、十一世瑞英公这一代和十二世连昌公这一代是父子关系的两代。为什么十二世祖的年龄竟大于十一世祖妣的年龄？年龄小的母亲如何能生出年龄比她大的儿子？4、瑞英公是单身汉，单身汉如何能生连昌公？没有父子关系的两人，硬说他们是父子俩，这不仅是虚构问题，而且也是道德问题。东莞假说以这样两个虚构为依据，当然它的引申就没有得到与引申相符的事实，以证明它本身的真实性的可能。现试分析一下它的引申：如果连昌公在中山的始祖确是禘宗公，而禘宗公又确是来自东莞上沙乡，瑞英公又确是连昌公的父亲的话，那么，在东莞上沙乡必然可以找到载明禘宗公是由东莞上沙乡迁出去的，连昌公是禘宗公的后代，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的族谱。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族谱，东莞假说的真实性便可得到证明，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现象，也可得到圆满的解答了。但是遗憾得很，在上沙乡竟找不到这样的族谱（情况已上述）。由于找不到这样的族谱，邓慕韩乃亲自往左埗头，迳仔蓢、翠亨村等地调查编出一本《孙总理家谱》。欲以这本《家谱》当作东莞孙氏的固有家谱来使用。但不知为什么，这本《家谱》，编造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它记载着十个世系，但十个世系都没有传代关系。计其中：有无迁居中山县之事不明者一代；是否确有其人不明者一代；死后尚能生子者的两代；父小于子者两代；妣小于子者两代；为连昌公纳入东莞系统而特设的世系两代（十二、十三世）；本人世次不明而暂设的世系一代（十四世）[31] 。欲以这样的家谱来证明东莞假说的真实性，显然是不可能的。前面已经说过，假说引申，如果得不到与引申相符的事实而得到的是相反的事实，那么，这个假说便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可知，东莞说之所以不能成立，是由于它不具备假说条件的结果，并非由于其他什么原因。所以，用不着怨天忧人，更不要再事弄虚作假。想要复活东莞说，必须使它具备假说的条件，否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三）新一轮争论的性质及其现状

 

    紫金说之成为定说，东莞说之不能成立，意味着东、紫两说之争的结束。

    但是最近十多年来，在台北和广州先后有人大事宣扬紫金说尚未成为定论，从而挑起了新一轮的东、紫两说之争。有的人发誓要把孙中山祖籍问题弄清楚，说什么“孙中山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有关他的一切记载……作为孙中山研究工作者，我们感到有责任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误解”[32] 。这显然是两说尚有争论。说此后再没有两说之争了呢？诚然，最近十多年来，先在台北由孙甄陶、祝秀侠和孙满等人，后在广州由某几位同志掀起一阵反对紫金说之风，因而引起了争论。但这次的争论，从其性质来说，绝不是以前的两说之争而是两说之争结束后的意气之争。什么是两说之争呢？两说之争是谁能把孙中山祖籍考证得正确之争，是谁能成为定论之争，是谁能具备假说条件之争，即科学与非科学之争，是真与假之争。什么是两说之争结束后的意气之争呢？因为意气之争是这样引起的：两说之争结束后，有人不甘心于紫金说之成为定论，觉得伟人祖籍所在地的光荣被人夺去了，于是企图人为地改变孙中山的祖籍，从而放弃了理智立场，任凭情感行事，无视事实和真理，发表和作出许多无理无据的非理智言行，于是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所以，这一轮争论具有独特的性质。它的性质是：理智与感情之争。把理智与感情之争和真与假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争论混为一谈，无非是欲以此迷惑世人，以为其改变孙中山祖籍的用心开路而已。

    为了使大家知道一下意气之争的现状，现略举反映无理无据非理智的言行数例如下：

    1、毫无根据地改变孙中山祖籍。

    1986年，为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人民政府拨款50万元，为全面修整翠亨村“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之用。有些人，趁这个机会，利用职权，把孙中山的祖籍加以更改。即将原来陈列的紫金孙氏族谱和紫金系统的世系图表以及其他与紫金有关文物，统统将之撤去，换上东莞的《孙氏家谱》和东莞系统的世系图表以及其他与东莞有关文物。籍看管“故居陈列馆”文物而竟破坏“故居陈列馆”文物。这是稍有理智稍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所不敢为而亦不忍为的行为。

    2、为补《孙氏家谱》的不足而制造假证。

    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之说，在《孙氏家谱》中是找不到证据的。于是这些人便制造出假证以补其不足。且把它说成是“铁证”。其重要的有三：（1）卖田契。[33] 。所谓卖田契，就是据说是孙中山七世祖容窝公的后裔某某把田产卖给“房亲”迥千公（连昌公之子）及其叔（假）廷尊公（瑞英公之子）时所成立之契约。这张契约的妙用，就是利用“房亲”两字，透过叔侄关系，把连昌公说成是瑞英公的儿子。但事实上这些都是假的。查迥千公生于1701年，买田于1743年。此时他已42岁。做他的祖父的瑞英公生终年月无考，但知其于1774年迁居迳仔蓢，与迥千公买田时间，相去31年。假定瑞英公30岁迁迳仔蓢，则迥千公买田时，他尚未出世。做他的儿子的廷尊公更不知渺在何方。试问，这个不知渺在何方的廷尊公，有何可能提前出世（比他父亲还要早出世）和迥千公一起买田？（2）开荒合约[34] 。这个合约是欲以“裔孙”、“祖炉”四字，把孙中山父亲达成公说成是瑞英公的“裔孙”，从而证明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但事实上这也是假的。该合约签订于1864年，两年后孙中山才出生。他出生后一直在翠亨村长大。如他确有祖祠在迳仔蓢，则决无不知之理。既知迳仔蓢有祖祠，则决无说“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之理。即此一端，便可证明其假。（3）坟墓。在30年代，有人趁在翠亨修建孙中山纪念中学迁移祖坟的机会，故意把瑞英公坟墓迁移在连昌公墓侧，以此作为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的“铁证”。但这种自己制造假身份证以证明自己身份式的“铁证”，是不堪一驳的。瑞英公是18世纪的人物。死葬看山田，墓前应有墓碑。《孙氏家谱》是抄成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碑在前谱在后。照理，碑谱所载应相符。如果墓碑刻明是双人葬，则《孙氏家谱》决无将之记成为单身汉之理。但现在葬在连昌公墓侧的瑞英公墓碑文是：“显十一世祖考瑞英公妣梁氏安人同墓”[35] 。很显然，如果这块墓碑是18世纪保存下来的原碑。则《孙氏家谱》错误得出奇；如果认为《孙氏家谱》所载无误，则这块墓碑怪得出奇。为什么有这样怪的墓碑出现呢？此无他，因为瑞英公如果没老婆，就不能生出连昌公，从而就不能补《孙氏家谱》的不足的缘故。

    3、为了便于篡改，竟公然否认孙中山父子承认祖籍在紫金的言行（孙科担任过紫金旅港同乡会和台北世界客属联谊会名誉会长。这行为亦足以表明他是客家人）。

    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应以孙中山、孙科关于其祖籍的言行为准则，这是常识问题。但有人因为要达到其篡改孙中山祖籍的目的，觉得孙中山父子承认祖籍在紫金的言行是篡改的大障碍，因此必须搬掉它。办法是：根本否认孙中山父子关于祖籍方面的言行。他们认为孙中山所述的“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孙科为《源流考》所作的序文以及孙科夫人陈淑英女士亲笔书写的“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36] 的证词都是不可信的，可信的是与孙家毫无关系的孙社正[37] 和对孙家家族历史知之甚少的孙满先生[38] 以及缺乏根据的庄政[39] 文章。名为研究孙中山祖籍，而又把孙中山父子关于这方面的言行统统排除在外。如此以言研究，何异缘木求鱼？！

    4、捧出孙满以与孙科对抗，以为否定紫金说的所谓证明。

    有人不甘心于紫金说之成为定论，但又碍于孙中山父子都承认他们的祖籍是在紫金。因此除发出孙中山、孙科和陈淑英之言论和证词都不可信之外，还不惜采用捧出孙满以对抗孙科的方式[40] ，以作为反对紫金说的证明。他们以为孙满是孙家人（是孙眉之孙，孙中山之侄孙，孙科之堂侄），既然孙科对家史有发言权，孙满同样也有发言权。孙科承认祖籍在紫金，但孙满却承认祖籍在东莞。你说是紫金对呢，还是东莞对呢？欲以此抵消孙科之承认紫金说。这种“以孙制孙”、“以亲制亲”的“妙计”，堪称一绝。但若拟以不论，又不免有溺人稻草之诮了。首先，孙科是孙中山的嫡子，自幼饱承父亲庭训，对于家史一清二楚。孙满是孙中山的侄孙，孙中山在世时他还是小孩，其父又早年去世，他从何处得来家史知识，可以和孙科相匹敌？现在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岂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孙科承认紫金说是有根有据的。他的根据：一是孙中山“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谈话；二是《列祖生殁纪念簿》。该簿载明连昌公是翠亨孙氏的第一位祖先；三是他们在翠亨只住了数代（孙中山语），在中山县无祖祠；四是他们是客家人后裔，且是说客家话的。因为这四个根据，和紫金说所说的完全吻合，所以他才承认紫金说。而孙满先生承认祖籍在东莞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他祖父的说话吗？是根据他父亲的说话吗？都不是。从他的家史自述来看，他的根据有二：一是《孙总理家谱》，因它载明翠亨孙氏的上世是出自东莞。但是这本家谱是不辨父子，死后犹能生子的怪谱，孙满先生是不可能从其中认出自己就是出自其中人的后裔的。二是孙满先生自造的与孙中山家藏的《纪念簿》完全相反的《纪念簿》。他说，曾看过家藏的《纪念簿》，并且还抄写过它。它是用“墨笔写于大红纸上”，在该谱“所记载的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世祖植尚公以至先高祖敬贤公各名讳，生卒年月日均一一载明”。[41] 这就是说，《纪念簿》中有瑞英公的名讳，表明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纪念簿的话，当邓慕韩往翠亨调查时，岂有不将之录入《孙总理家谱》中，以为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的绝好证据？何至于在《孙总理家谱》中，出现瑞英公“生终年月无考”，找不到瑞英公和连昌公有父子关系的记载以及瑞英公是乾隆时代的人而连昌公是康雍时代的人，致父子时代颠倒的百词莫辩的漏洞和矛盾呢？由此可知，孙满承认祖籍在东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还有一事令人难于理解。上述孙满关于《纪念簿》的说话，广州某大学教师是知道的，是和他自己所说的《纪念簿》完全相反的。他说的《纪念簿》是用“玉扣纸”写的[42] ，不是用大红纸写的。在该簿上面是没有瑞英公名字的。而且正因为没有瑞英公名字，这位大学教师，还特地为它作过精心的辩护。辩护说，《纪念簿》中所以没有瑞英公名字是因为“它记的是列祖生卒时间”，瑞英公因“生终年月无考”，所以没有记上他的名字。“不能”以此“说明瑞英公不是孙中山的祖先”[43] 。这个辩护，有没有理由且不管它，但它可以证实一点，就是《纪念簿》是确实没有瑞英公之名。既然《纪念簿》确无瑞英公之名，现在看到孙满编造的膺品，不但不加以指责，反而以孙满承认祖籍在东莞适合自己的需要之故，竟违心将之捧出台和孙科对抗。这种只要合用，宁愿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做法，实在使人难于理解。这种做法和捏造东莞系统的孙中山世系图表（《孙氏家谱》是完全无传代关系的假谱，在这样家谱中绝对不可能找出任何一人的直系祖先的系统，所以，不久前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所陈列的孙中山世系图表是伪图表），发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计算祖宗的世系方法，伪造公尝簿，谎称达成公曾管理过公尝，编造瑞英公是明末清初人，在那个时候就迁居迳仔蓢，以后又作三次的迁移的故事，同样都是不可取的。

    5、为篡改孙中山祖籍辩护，极力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

    最近有个别人撰写专文，花了许多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非理智之词，极力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以图掩盖其篡改孙中山祖籍的行为。我们以为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和精力是完全可以节省的。因为推翻不了紫金说，就无法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如果想要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则必须推翻紫金说，紫金说不推翻，就是写一千篇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的文章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是紫金说能推翻吗？不是有人企图用紫金说“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定论，其主要原因则是学术范围以外的”[44] 的理论以推翻紫金说吗？但是，“学术范围以外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后来作者“进一步作了说明，那就是：昔日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的表态，阻止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使证据不足的‘紫金说’得以产生较大影响”。[45] 但是，这样的“进一步以说明”能“说明”问题吗？东莞说是提出最早，宣传最力最久，而且是官方¾¾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观点。为什么“昔日的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如孙科、蒋介石、于右任、邹鲁、吴铁城、陈立夫，甚至是原持东莞说的吴稚晖以及国民党政府都不向它（东莞说）表态而向一介书生的研究成果¾¾紫金说即《源流考》表态呢？此中道理，可得闻乎？然而聪明人很聪明，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最后干脆来一个什么孙中山、孙科和陈淑英之言论和题词俱不可信论，以为推翻紫金说之无上法宝。然而，这个赌博赖帐式的法宝，将何以服人呢？

    6、旧调重弹。

    在这次意气之争中，除看见有人大力宣传神话般的《孙氏家谱》是真正的孙中山家谱（这本家谱，来历甚奇，据说它抄成于“1880年……之后，民国成立以前”。“从未全文发表过”。“过去由孙妙茜保存……每年必将《孙氏家谱》与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按时翻晒”，翻晒后由孙妙茜个人保存¾¾不是“纪念馆”保存。“孙妙茜去世后，由其后人……献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46]之家谱云云）外，还看见邓慕韩的五个旧论点¾¾孙中山上世是出自东莞论、误译论、“乾隆”两字误载论、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论、巧合论¾¾又被重新着力提出来，向紫金说挑战。我们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五个论点早就向紫金说挑战过而且是失败了的。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都是无稽之谈。

    以上便是当今意气之争的现状。如此现状，应否长此下去，谨请读者卓裁之。

       

据广州《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