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与评述(E)

国父家世源流考正

 

邓慕韩

 

    去岁报载罗香林先生新发现国父家世，由紫金而迁香山，余甚惑焉，然未得其详也，今夏余应中山大学而往演讲，得睹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全文，知罗先生之著是书，起源于美人林伯克所著《孙逸仙传记》，中有“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Kung Kun里，而紫金县忠坝旧有公馆背村，其地又确为孙氏所居，则Kung Kun为公馆对音，复得紫金县长李蔚青所查得紫金忠坝孙氏之家谱旧抄本，“十二世祖琏（原文）昌公与国父家中所藏孙氏列祖生没纪念簿，所载之十二世祖连昌公，世次名字相同，琏昌公“移居曾（原文）城，于后不知”，罗先生遂以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徙居中山县涌口门村，越二传，殿朝公又迁往翠亨。此为罗先生所考得国父先世由河南陈留，而江西宁都，而福建长汀河田，而广东紫金，而增城，而中山涌口门村迁居翠亨之证据也，罗先生并引太平天国之创建者花县洪秀全，其先世亦自广东东部之嘉应县所迁出，与国父上世源流相似，又引汪文炳纂香山县志所述沾涌陈族，神湾刘姓，旗岭下村毛姓，沙埔洋罗族，均由岭东迁至，以为国父上世亦系岭东客籍之佐证，文以总理家谱所载：“始祖二三四世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大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埗头，乐南居涌口……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罗先生则谓：“乐千乐南，当日似未曾以子孙寄居涌口等地。”“所谓号乐南之禘宗公，当与迳仔蓢孙氏关系较深，与今日翠亨孙氏或无甚关系，”“据孙绳武所列世系图，不过六代下距十二世连昌公其间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则连昌公非禘宗之本生子孙可知矣。”又以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迁来迳仔蓢，乾隆二字之误，便谓瑞英公“乃为迳仔蓢孙氏始祖蓢，与翠亨无涉”，并谓“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蓢所再迁”，断定国父上世非自东莞迁出，又以“禘儿之禘，不作缔而作禘，其别号不作乐川而作乐千，而左埗头孙氏族谱，亦无禘宗或缔宗其人，苟禘宗与缔儿为同自东莞迁居中山县之兄弟，以居地相邻，二材子孙必易以来往，即不祀之于祖祠，亦当列之于家谱，今竟阙而不书，则其不相连接，而非同出一源，亦可知矣”，并谓左埗头亦非同源，甚至翠亨国父家中所藏家谱，亦谓普通人士由迳仔蓢左埗头二地孙氏族谱转抄附益，而不承认。罗先生用心亦殊苦矣，爰就余所睹之国父家谱及调查所得，将罗先生所持各点而辨正之。

查林伯克所著《孙逸仙传记》Kung Kun译作龚公，罗先生则以为公馆对音，不知Kung Kun就是东官即东莞，译者非粤人，不知有东官即东莞县故译作龚公耳，我国人相晤，询问籍贯，即先道省，知省则言县，如粤省除著名之汕头、佛山、江门、九江等外，鲜有以乡村称道，因人鲜知，国父以林伯克既知其为广东人，便称东莞，又恐外人不知属在何方，故冠以东江，使其易知，至罗先生以惠州各县，乃称东江，东莞系在东江下游，不在范围，在岭东人士心理，则不知，在广府人则以东江流入东莞者数十里，上沙近其流域，自属东江，如以东莞居东江下游，不予承认，然则高明亦非西江，清远亦非北江矣。照孙逸仙传记而观，则国父出自东莞，更有何说。

罗先生以忠坝孙氏族谱与国父家中孙氏列祖生没纪念薄，均有十二世琏昌公与连昌公此系偶然巧合，事所常有，兴中会时，史坚如轰炸清两广总督德寿，为奸细郭尧阶所引拿，中国同盟会时，汉口圣公会同志多人被捕，亦为奸细郭尧阶所密报，广州党人于己酉庚戌之间，在河南设一裱画店为机关，名曰守珍阁，黄复生汪精卫谋炸清政摄王载礼于北京，先组织一影相店为机关，亦名曰守真阁，均系偶合，不能认为同是一人所为，同为本党所组织也，罗先生于紫金徙往增城之琏昌公，“于后未知”，便即指为再迁往香山涌口门村居住，未免过于自信，其实琏昌有无后嗣，有嗣纵不往居增城转移东西南北，随遇而之，系属常有之事，并无事实证明，而断必以住往香山涌口门村，则太强矣。

    罗先生谓“乐千乐南，当日似未必曾以子孙寄居涌口”，“禘宗公当与迳仔蓢关系较深，与今日翠亨孙氏或无关系”，国父上世由东莞而香山涌口，而迳仔蓢，在此建有祖祠。后因水灾，该处房屋均被冲毁，乃迁入翠亨而居，是孙氏族人所述，现迳仔蓢已鞠为茂草，是迳仔蓢与翠亨虽为二地，由彼迁此，即一族也，罗先生曾至迳仔蓢矣，便知虚实。

    孙绳武所列世系图，不过六代，漏去第七至十一凡五代系因其目的在第五六代，证明由上沙乡迁出便了，他非所计，叶溯中先生仅溯至十四世祖殿朝而止者，系照余所述，余因总理家谱所列七、八世祖，共有数人，未有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一时未能查考，故溯至高祖殿朝公而止，近外所叙世系，有由始祖以至本身者，有仅叙五代者，有叙三代者，详略均可，期不失实而已，不能以此便遽指为连昌公非禘宗公之本生子孙也，至家谱所载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迁来迳仔蓢一事，乾隆二字余当日疑其有误，党史会亦有疑及之者，以国父家中所藏列祖生没纪念簿计之，似在清代顺治时，乾隆二字，想系顺治，大抵族谱关于纪载年久世远之地名年代，间有错误，即如孙氏各谱所载第二世，各有不同，员头山族谱载常德公生二子，上沙乡族谱常德公生四子，左涉头族谱载常德公生五子，另图则载常德公生四子，不特各谱于人数既有不符，而次序亦复相异，大抵世远年湮，族谱纵不遗失，亦为虫蚀，事后追忆，传闻遂异，故将各说具载，以备考证，吾人但求其昭穆无误，本源可寻便了，不能因其少有差异，便斥为伪，如罗先生于连昌公考证其年岁为六十，而孙氏列祖生没记念簿则叙五十二岁，孙氏忠坝族谱误广东英德县为江西英德县，不能以此二者小错，遂谓全皆伪也，且总理家谱既有瑞英公之名，则列祖生没纪念薄必将生没纪入可考。（年来多难，余之所存，经已散失，总理故居党史会必有存在可查，）故不能因乾隆二字之误，遂谓连昌公与瑞英公无传代关系也。

罗先生以禘儿之禘，不作缔而作禘，其别号不作乐川而作乐千，左埗头孙氏族谱亦无禘宗或缔宗其人，又不祀之祖祠，列之家谱，以此证明翠亨孙氏与左埗头孙氏非同出一源，夫禘与缔字相似，川与千音相近，抄录错误，固无足异禘儿与禘宗既已分房，不祀祖祠，不列族谱，不能责备，总理家谱有叙，便可证明，罗先生既能原谅忠坝孙氏族谱琏与连曾与增之笔误，而独计较于禘与缔川与千者何耶，国父家中藏有列祖生没纪念簿及家谱二种，罗先生于纪念簿则信之不疑，于家谱则谓为普通人士由迳仔蓢左埗头二地孙姓族谱转抄附益，想罗先生到国父故居时，管理人不以家谱出示，使罗先生仅得阅其一，以致罗先生费了许多心血，而撰成是书，否则罗先生既见总理家谱，而断未必尚谓为非由东莞迁出。余于民国十九年被任中央党史会编纂，及兼广州办事处主任后，乃与国父又侄满（不言侄孙者，因孙字与姓有关，恐阅者易误，）亲往翠亨访查国父世系，适同事中央党史会编纂王斧亦负此任务，在澳门相遇，遂同往翠亨调查，及阅家谱，乃知国父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长沙乡迁居香山涌口，至十一世祖瑞英公再迁迳仔蓢，后迁翠亨，当日同为抄录，报告党史会，且有国父又侄满在场，并非由别处孙姓族谱抄来可知。

后余以其始祖二三四祖名讳尚阙为为憾，拟询之长沙乡孙族，但不知在何处，问之广州莞人，无有知者，乃去函东莞党部县府询查未几上沙（即长沙）圆头山两孙族，出而争认国父所自出，均携族谱就正于余。余以两族均有理由，证据未足，不能确定。旋与国父又侄满乾二人亲往上沙孙族调查，见该宗祠有一木联，系由与国父之世祖迁往涌口后分枝左埗头孙族所送，言派系由上沙所出，（联文忘记）然为慎重计，尚未敢定翠亨孙族出自上沙也，又与国父又侄乾（时为石公安歧局长）乘车往左埗头孙族，将其族谱神位，详为查考，乃敢断定孙常德公为国父上老来粤开族始祖，上沙圆头山两孙族，均其后裔，五世祖礼赞公由上沙迁往香山涌口，生有二子，长乐千，分居左埗头，次乐南，仍居涌口，至十一世祖瑞英公徙居迳仔蓢，后居翠亨民国十九年，余已有文刊在广东省党部之新声杂志，是国父家世系出自东莞，在吾国为余最先发表，中央党史会所编总理年谱、西南执行部之西南党务月刊，均根据余抄录总理家谱及向有关系孙姓调查所得而刊，即中山县长唐绍仪呈复，亦照家谱抄录，其他著述，如何不同，余不负责，不能视为茅盾，是即余之调查国父世系经过之始末，次并有国父又侄同行可证，他人谱牒，尚不敢妄造，岂有最尊严国父之家谱，胆敢转抄别处同姓族谱附益，以紊乱国父世系，而受严重处分乎。

罗先生以《孙逸仙传记》有国父，庙，原在东江如能在此寻得源流，则洪氏自嘉应客籍徙居花县，而创立太平天国，又有国父亦自东江移住中山，成立中华民国，上世同是客籍，源流相似，后先辉映，厥功岂不甚伟，故极力搜集资料，强史就我，但国父家中所传家谱，述其始祖由东莞，而香山涌口，而迳仔蓢而翠亨，均有事迹可寻，与罗先生所引出自东江客籍，完全相反，即征之语言习惯，翠亨孙族，及杨陆各族，均操粤语，不操客语，民国以前，客籍人与广府人绝少婚嫁，余见国父于民国前数代未有与客籍通婚，若谓翠亨孙族出自客籍，果如是乎，按之总理家谱则如此，揆之语言习惯，又如彼罗先生之言，恐难取信，是书虽孙哲生先生未及细察，遽为之序，而其子侄，必不承认，纵其子侄不言，翠亨孙族，必不甘被人乱其世系，出而反对，昔在清季，保皇党首领康梁反对吾党提倡种族革命，搜集历史，洋洋万言，谓满洲种族，出自华夏，与汉人同一本源，以乱人心，不知满人与汉人界限分明，且有满汉不婚，及语言文字习惯生活，种种不同可据，保皇党欲以此献媚满人，卒之满人置诸不理，反贻讥国人，徒见其作伪心劳日拙矣，罗先生是书，得毋类是。

罗先生于国父故居，因不见有家谱，致有此误，亦不过徒耗光阴而已，若既见家谱，欲创为新说，惊奇立异，以求见知于世，如此用意，则非敢知。余以是书已刊于世，其终信国父家世系者必不少，关系极大，故不俟罗先生之表示，为文以正之，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据《大同杂志》第1卷第5期，1943年。

 

 

国父年表（选录）

 

邓慕韩

 

    翠亨孙之先系出金陵。（员头山孙氏族谱所载）其远祖固，号允中，谥温靖，宋代进士，受知于宰相韩琦。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王安石青苗忤旨，被谪江西，遂分居焉。至玄孙常德，号员沙，为元杭州刺史，遭陈寇之乱，乃迁于南雄珠玑巷。后与明东莞何真公善，真公慕其品学，聘为西席。旋相偕来粤，至东莞员头山乡而家焉，是为来粤之始祖。常德公来粤时，携同长子贵荣、次子贵华、三子贵绍、四子贵武。初与长子贵荣居员头山乡，后以次子贵华分居上沙乡。（即国父家谱所称长沙乡）。爱其风景清幽，遂颐养于此而终。（上沙乡孙氏族谱所载）。爰及明代，五世祖玄，号礼赞，迁于香山（现改中山）东镇涌口。生二子：长缔宗，号乐千，又号乐川。次号缔儿，又号乐南。缔宗则分居左步头。至清初时。十一世祖瑞英公，由涌口迁至翠亨乡迳仔蓢，建宗祠，明祀典。但丁口甚稀，老壮出外，乏人料理，未几祠圮。（国父家谱所载）溯自常德公以至国父，已为十八世矣。国父世系，自六世祖至九世祖，家谱不甚明晰，兹将高祖以来，叙之如下：

                                                        眉         昌    满     必胜

远祖固－始祖常德－高祖殿朝－曾祖恒辉－祖敬贤－父达成                     乾     必兴

                                                        典（早殇）               必达

                                                                                 必成

                                                        文         科    治平    国雄

                                                                         治强

    后序

    余于国父逝世之二年，便有年表之作，编成至今，已二十年矣。易稿逾十次，犹未敢刊而问世者，诚恐一有错误，贻害无穷也。是以欲付印而中辍者屡。日陷广州，避居北江，友人谓余曰：与国父关系之深，且知其事之详而确者，除吾子与胡汉民、冯自由两先生外，尚有几人？今胡先生已归道山，吾子关于国父之著述，犹谦让而不公诸于世，倘遭敌人毁灭，损失不更重大乎？余闻斯语，考虑再三。刊而有误，害及来者，误而改正，尚有可挽；毁则无存，使别书之可疑者，亦无考证。权其轻重，遂欲付印，而敌又陷西北两江，交通断绝，欲印无从。今敌人既降，暇将旧稿，再为厘订，与国父自述补遗诸作，先登《新时代月刊》，请四方贤达，为之教正，然后付印，庶其过或寡乎。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邓慕韩序于三水西南

 

据广州《新时代月刊》第1卷第7期，1946年7月15日。

 

 

 

《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

 

罗香林

 

    余曩者著国父家世源流考，盖纯以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先以之为普遍谘访之依据，继乃分析公馆村地望，为建立紫金忠坝为国父上代所尝居止之假设；然后，乃搜集有关资料，并于紫金为特殊调查，赖友好协助，果于忠坝孙屋排孙桂香家，发现孙氏族谱旧本。其谱所记一事，即十二世祖琏昌公，旧居公馆背，遭时多艰，迁徙外地。其年代，名讳，世次，及地望，皆与国父所述与列祖生殁纪念薄所记相密合。由假设而获致证明，而以科学方法治史之功能以显。由是研究，更知连昌公父子，且尝于顺治康熙间，随明解元钟丁先起义抗清，相持数载，后以兵败，散居增城，值清初沿海迁界复界，遂乃再迁香山县焉。且由新发现之忠坝孙氏族谱，更可上溯其先世，原居河南陈留，自唐末黄巢变乱，有孙誗公者，南下平乱，迁江西宁都，以功受封为东平侯，子姓繁昌。至宋，有讳承事公者，复迁居福建长汀河田，至明永乐间，有讳友松友义者，再迁广东长乐琴江都，即今紫金忠坝，而友松公遂为入粤始迁祖焉。由是，国父上代史实尽明。余不揣浅陋，乃为撰著专书，虽篇幅无多，而自经始研求，以至获致结论，盖已十易寒暑矣。然犹不敢遽以问世，乃于三十一年春，入中枢服务，特袖手稿，就正于国父哲嗣孙哲生先生。承谕阐发详确，勖勉有加。乃送交书局印行，并承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送请吴稚晖先生审查，并通过给奖。而国内外言国父家世史迹者，遂多以拙书为主焉。惟以拙书亦颇论及前此言国父上世为自东莞所迁出在香山已建有祖祠者之非是，故为邓慕韩先辈等所不悦。邓君意气甚盛，尝作《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然徒以谩骂相加，非有信据以是正史实，余未为公开答辩，仅致书孙先生，略论其乖谬而已。兹值拙书在台复版，爰为略识数语，并附录原日致孙先生函如次。亦以见拙书撰著经过，并昔年政府与国人所为奖掖而教督之者，无微不至，余诚铭感无竟焉。民国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罗香林再跋。

    附录  致孙院长答邓慕韩君关于《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书：

    哲公院长钧鉴：久未谒教，至罪。顷承转示邓君慕韩所撰《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蒙指示辨正。谨加研讨，觉其论据及态度，皆与现代以科学方法治史者绝异，而徒以盛气相加，恐其出于误会，非以考史求真也。谨就鄙见，条列如次：

    一、美人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引国父口述，谓国父家庙在东江Kung Kun，移居翠亨，只数代耳。原文本作：“Choy Hung……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 and the birth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 I say immediate forebears,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Choy Hung.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开智书局译者，不知Kung Kun原名，译为龚公村。译名虽误，而原文Kung Kun之Kung声母从K，至东莞之东，拼音如Tung声母从T，K与T，绝不相混。如别无资料得以证明林氏以K为T，或以T误K，则Kung Kun一名绝非东莞英文拼译。况东莞为县，而林氏原文称Village，显有分别，其非出自东莞，盖昭然若揭也。且普通之所谓国父上世源出东莞者，皆以曾在涌口居住之孙禘宗为根据，而不知禘宗之世次既与国父上代可考之世次不相衔接，而禘宗公本身，据东莞县长邓庆史调查上沙孙氏源流之呈文，则又明谓“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国父上世与东莞孙氏之无涉，稍明史文辩伪者，早已知之，无待今日喋喋也。此其一。

    二、邓君所谓国父家谱，其资料已发表于西南月刊。不佞曾为比勘，觉其矛盾抵牾，所推溯之始祖常德公，实非国父直接系统。恐当日汇录成篇，未及深考，而即以邻村孙氏所藏资料相互排比。而邓君此文，亦谓“因总理家谱，所列七、八世祖，共有数人，未有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一时未能查考”。夫自七、八世祖至国父之父，仅十世耳，信如邓君所言国父五世祖礼赞公即由东莞上沙迁香山涌口，至十一世再迁迳仔蓢，建有祖祠，后迁翠亨。则涌口，与迳仔蓢及翠亨，皆在香山县内，距离至近，历代相传，必有坟墓与附簿，可资询查，何至家谱之内，竟未有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近代人所叙世系，固有仅叙五代或三代者，然此指变乱频仍，无旧谱可考者言之，非所语于在一县居至十代，亦不能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也；既不能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则其不足据以立论，亦可知矣。况国父对林百克所言家世，既明谓家庙在东江Kung Kun Village而此所云之迳仔蓢孙氏，则已在当地建有祖祠，其非国父系统所自出，更可知矣。此其二。

    三、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殁纪念薄，不佞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九月，往翠亨巡礼，承故里管理委员陆华禧先生引导，谒见妙西老姑太，承老姑太出以相示，经不佞全部抄录。其首页第一人，即十二世祖连昌公，并无瑞英名字。倘瑞英为直接系统，则如邓君之说，以其为自涌口迁迳仔蓢第一代祖，且与连昌公有父子关系，自必于纪念簿内载入。今竟绝不提载，则其不能贸然牵涉，亦可知矣。且邓君所谓之总理家谱，已明载瑞英公于乾隆甲午年迁居迳仔蓢，如无别书关于瑞英公之记载，且可证明乾隆二字有误，则终不能直谓乾隆为顺治之误。历史上人名地名年代之因传抄或传述而互有讹伪或错误者，必有其原因，如或以字形相近，因而讹书，或以字音相近，因而讹传，或以父子事迹颠倒而讹，或以故意牵合而误。乾隆与顺治，字形不近，字音亦殊，谓乾隆为顺治之讹，实曲解耳，不足以此遂引瑞英为连昌公之父也。且邓君所谓之总理家谱，于序文另一段（下注“据云总理之父笔记），明谓“兹于前，先祖在涌口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之坟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犂头尖土名竹篙龙真武殿安葬”。此类祖坟，不佞昔岁曾为巡礼，盖即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各代坟墓，无瑞英公坟墓也。信如邓君所云以十一世瑞英公为国父系统所出，则其坟墓，依通例，非显宦或特有势力者，当在所住附近，何以仍须俟光绪六年始自涌口迁回翠亨也？国父直接世系非自迳仔蓢瑞英公所出，厥理至明。想国父于家庭间，亦必有口碑可据，故曰家庙在东江，而绝不提瑞英公也。此其三。

    四、邓君谓不佞所考紫金忠坝孙氏十二世之一支名琏昌公者与翠亨十二世连昌公，为偶然之名字巧合。不知名字虽可偶然巧合，而世次未必亦连带巧合，其同为康熙时人，更未必连带巧合，而东江Kung Kun Village一名，更未必与公馆背村对音能完全密合，其民族迁移之时代与背景，亦未必能如此相合。倘以此类由调查考察与归纳比证之史学方法所得结论，仍谓为偶然巧合，而不置信，则其所据资料，年代不符，系统不接，地名各别，坟墓无征，且与当日时势无涉者，而反谓为可信，则其为成见所蔽，而非真有意于考史求真，亦可知矣。邓君既以不佞所考连昌公为偶然巧合，而又举兴中会时广州奸细郭尧阶与同盟会时汉口奸细郭尧阶姓名之偶然巧合为例。不知不佞所证，实不止姓名相合，邓君拟不以伦，于国父十二世祖犯不恭之咎矣。其明知故犯耶？抑竟不知立言有应守之态度耶？非不佞所敢思议矣。此其四。

    不佞与邓君，素未谋面，然颇敬其善于搜罗革命史料，特以其不注意史学方法，对于史料整理，每以成见出之，故不能不辨正耳。肃此奉陈，并叩钧安。民国四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据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195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