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与评述(Z)

中山先生祖籍问题争论的由来 (选录)

 

邱  捷

 

    众所周知，关于中山先生的祖籍，有紫金与东莞两说。紫金说是已故知名学者罗香林先生提出的，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作了详尽的论证。[1]本人虽赞成东莞说，在中山先生祖籍这个学术问题上与罗先生的意见有所不同，但对他的学术建树十分景仰。不管我在中山先生祖籍问题上的观点是否正确，对罗先生的学术地位自不会有任何影响。笔者正是本着罗先生尊崇中山先生的精神及对有疑点的学术问题应该寻根究底的主张，才对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再作探讨的。前几年主要依据翠亨孙中山故居保存的文物，以及对翠亨一带的调查考察，再结合有关文献，发表了一些论文。[2]本文则拟着重反映《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前有关中山先生祖籍问题的记述及讨论；此外，对中山先生关于家族问题的言论，也谈一些浅见。

 

(一)

 

    目前，“关于（中山）先生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3]无论是学者，还是其他方面的人士，似乎仍有人对中山先生祖籍问题争论的由来不甚了解。例如，前些年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到，东莞说是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民党党史会）提出来的，其依据是邓慕韩“摘抄拼凑”的《孙总理家谱》。[4]持此说者在文章中没有注明出处，不过，东莞说无论如何不是出自邓慕韩或者是国民党党史会。

    据笔者所知，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之前披露的中山先生关于祖籍的自述，仅有出版于1925年的美国人Paul Linebarger(林百克)之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中译本名《孙逸仙传记》)一书一段话：“Choy Hung...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 and the birth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s. I say immediate forebears,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in Choy Hung.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5]

    在1926年出版的徐植仁的中译本中，上面的话译为：“其实我和我的几代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Kung Kun)里。”[6]

    对照原文，徐植仁的翻译显然不确切。最后一句，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我们祖祠所在的村庄，在东江之Kung Kun”。问题是Kung Kun是什么地方。罗先生本人曾认为Kung Kun乃Tung Kun之误。他在《客家研究导论》第8章转引了这段话，并加了个注说：“Linebarger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Tung字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民十五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7]

    罗先生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常事，当然不可用他早期的论点作为否定他后来论点的依据，但于此也可见，东莞说在当日其实是谈论中山先生祖籍者的共识。

    既然英文是Kung Kun而不是Tung Kun，即使同意罗先生早年的说法，中山先生的这段自述也不可以作为东莞说的重要依据。不过，翠亨故居保存的《孙氏家谱》有“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的记载。这本家谱是孙妙茜姑太留下的，已故的翠亨故居纪念馆负责人李旭昭先生，以及仍健在的杨连逢先生(孙妙茜之孙)在给笔者的复信中，对家谱是否妙茜姑太遗物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8]这本孙老姑太保存的家谱，当是东莞说的主要来源。不过，家谱本身有不少矛盾抵牾之处。笔者虽赞成东莞说，但完全知道，有关谱牒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三十年代记录的一些中山先生直系亲属的意见，大概是时人普遍接受东莞说的重要原因。

    1931年4月26日，国民党党史会的钟公任到翠亨采访，事后在《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中记录了孙妙茜的一段答问：“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9]这段答问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相合。

    1932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出版，其“一岁”条关于中山先生的先世的记载是：“……十五世祖常德公为元杭州刺史，迁珠玑巷，后与莞伯何真公善，复偕子贵荣桂华贵绍贵武，至东莞员头山居，乃为来粤之始。十四世祖贵华公，分居上沙乡，迄明代。十三世祖礼赞公始迁香山县，即今所称中山县者，居东镇涌口村。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再迁镇内翠亨乡，居迳仔蓢，建宗祠，明祀典。顾丁口甚稀，老壮多外出，未几而宗祠以圮……瑞英公以降，六世祖建昌公，五世祖迥千公，四世祖殿朝公，曾祖恒辉公，祖敬贤公，历世未显。父达成公。”

    这里的世次是以中山先生为准上溯计算的，同一般谱牒刚好相反。其中错误不少，例如六世祖(按谱牒是十二世祖)连昌公就误作“建昌公”。《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印行后，国民党党史会曾向中山先生的亲属、故旧征求意见，事后编成《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对前面所引之记载，邹鲁、王云五、何炳松、陈紫枫、孙科、陆灿、邓慕韩、吴醒汉都提出了修改意见。以上各人，无一人对东莞说有异议。孙科的签注只是把“分居左沙头”改为“分居左埗头”。[10]“埗”字非常见字，孙科先生做了改动，可见他细读了这部份内容。左埗头孙氏源出东莞，日后，罗香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写了一章“国父上世与左埗头同源说之非是”。但孙科先生在签注时是接受翠亨孙氏与左埗头孙氏同源、翠亨孙氏祖籍为东莞之说的。孙科先生后来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序，接受紫金说，今日这点常为持紫金说者所强调。但也应看到孙科先生曾接受东莞说。[11]

    中山先生长兄孙眉的后人孙满先生、孙乾先生则一直坚持自己家族的祖籍为东莞，几十年没有改变。1933年5月22日，孙满、孙乾偕同邓慕韩到东莞上沙调查先代世系。[12] 他们当时都是已经担任公职的成年人，如果不是认定东莞为祖籍，自不会去东莞。

    尽管近年有些著作提到，一些知名人士早在中山先生生前已经知道翠亨孙氏的祖籍为紫金，但如果看产生于《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之前形成的记载，这些说法很难找到印证。三十年代，东莞上沙与员头山发生争认中山先生祖籍之事。其时，同中山先生关系极为密切的胡汉民、邓泽如等人仍健在，但没有一个人对中山先生祖籍为东莞的说法表示怀疑。由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林翼中具名的致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公函也只是附上上沙、员头山争认的全部文件请其核办而已。[13]

    不过，这次上沙与员头山争认之事，也暴露了东莞说的一些问题。看来，翠亨孙氏祖籍为东莞，主要是来自祖辈的口碑相传，翠亨《孙氏家谱》固然问题不少，而东莞方面提供的谱牒，疑点更多。当时高良佐先生已经指出，东莞方面提供的一种由十三世孙立宝、孙立国在道光十三年修成的所谓《总理家谱四修谱序》，其内容与翠亨孙氏绝无关系。而在世系图中“连昌”一再误作“建昌”(邱按：显然是来自《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员头山的孙洁生称，“上沙孙族家谱，本极简单，而于分支香山之支独详，且为后日增添补缀者”。高良佐于是作出判断：“可知关于总理先族故乡传说不一者，实由于史料本身欠健全，又未经精详之调查与考证，故皆可逞其私见而自立其说也。”[14] 这些情况罗香林先生也注意到，所以，他对东莞说由接受到怀疑、否定，也是事出有因。

    综上所述，在罗香林先生提出紫金说之前，中山先生的祖籍只有东莞一说，而争论则在于是东莞的员头山还是东莞的上沙（据东莞孙氏的谱牒，两地孙氏互相承认为同源族亲）。

 

(二)

 

    罗香林先生曾经到翠亨作过几天调查，见过《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知道翠亨孙氏自十二世祖连昌公以后才有系统的记载，又可能了解到翠亨附近客家村的居民很多是从紫金迁来的，加上有翠亨孙氏是个客家家族的先入之见，便猜测“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15]

    几乎在《客家研究导论》出版的同时，发生了东莞上沙与员头山争认祖籍之事，其时披露的各种谱牒资料，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罗香林先生逐渐对东莞说产生怀疑。他在1938年2月出版的《更生评论》第2卷第2期发表了《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考》一文，对自己几年前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认为Kung Kun乃Tung Kun之误的说法作了修正，认为“总理先世既未必与左埗头孙氏同，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并提出“Kung Kun既为东江区域之属地，按其地望似即指永安县之公坑或公坑嶂而言，永安即紫金县，公坑在永安东部琴江都，自公坑至其东北邻地中心坝，皆有孙氏居住”，这种“假定之解释”，实际上已经认定紫金是中山先生的祖籍了。

    此后，罗香林先生托人“为致函紫金各界，详为调查”。他的朋友李蔚春出任紫金县长，该县孙桂香等提供了一种据称是光绪二年紫金孙氏族谱的抄本，罗香林先生于1941年8月1日看到这一抄本。[16]这个族谱抄本提到忠坝孙氏祖墓、祖祠有如下记载：“所遗祭田,小土名林塘肚。又忠坝公馆背，灌水塘，杨坊矿石屋下三坟地。旱塘仔即上镇约开基之始祖也。分四房：长房祠堂上孙排，二房祠堂上袁田，三房祠堂下孙排。黄牛挨磨，即开基祖祠是也。”同时，族谱抄本有“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的记载。[17]因为其中有“公馆背”，罗先生认为这就是“公馆村”， 与Kung Kun相合；而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所记，第一位是十二世祖连昌公，罗先生认为即紫金的琏昌，从而得出中山先生祖籍是紫金的结论。对罗先生的论证，研究中山先生家世的学者都了解，而《国父家世源流考》也非难见之书，因此，本文对罗先生的论证过程就不详为引录了。

    可见，罗先生原来是接受东莞说的，但又猜测紫金为更早的祖籍；后来则排除东莞，认定紫金。从提出紫金某地可能是中山先生的祖籍，到发现紫金孙氏族谱抄本，其间经过了七八年；如果有人想要伪造的话，那么罗先生前面的猜测或假设等于提供了线索或依据。然而，因为当事人恐怕都已作古，其中的细节已无法查考；而对罗先生本人的学术道德，更不应有所怀疑。因此，在讨论中山先生家世源流时，大家都把紫金孙氏族谱作为来源可靠的资料看待。但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即使紫金孙氏族谱是真的，它也与翠亨孙氏无关。罗先生据此而作出中山先生祖籍为紫金的结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也是很难成立的。

    Linebarger所记录的那段中山先生的自述，无论在英文原本或中文译本，都并无中山先生自述“在东江公馆村”的文字。如前所述，那段自述较准确的译法，应为“我们祖祠所在的村庄，在东江之Kung Kun”。一般中国人讲自己的籍贯，通常是讲省和县(有时也说州、府)，所以罗先生开头说的Kung Kun乃Tung Kun(东莞)之误，对照原文，应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按罗先生后来的意见，翠亨孙氏在迁移过程中已经忘记祖籍的县名，而仅记住了公馆村一小名。[18]这种情况在中国人中是极为少见的。笔者在1992年1月同本校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林家有教授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先后任馆长的李伯新、萧润君两先生对翠亨附近的居民作过调查。据甘水连、甘国雄、甘桂明等人介绍，翠亨村附近的客家村以姓甘的最多，甘姓祖先是从紫金迁来的，他们都从长辈处得知紫金为祖籍，但祖先从什么村、何时迁来就不清楚，可能有三四百年了。[19]如果真如罗先生所说，翠亨孙氏是康熙中叶之后始从紫金迁到翠亨，那么，到中山先生的祖、父辈，其间不过百余年，中山先生的祖父敬贤公还很重视风水，在附近有众多紫金同乡，乡亲们都没有忘记祖籍的情况下，唯独翠亨孙氏把祖籍在何县都忘记了，要由族外人士日后重新考证，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再细读紫金孙氏族谱前面所引的文字，我们可知，“公馆背”只是一处祖坟所在地的小土名，祖祠则在上孙排、上袁田、下孙排、黄牛挨磨等处。被认为是中山先生祖籍的村庄，按县、都、约、乡、村五级地名是“紫金(永安)县琴江都上正(镇)约中坝孙屋排村”(现在的地名是紫金县中坝发昌乡孙屋排)，并不叫“公馆村”。如果说，翠亨孙氏在迁入百余年后，就已经把祖籍的县、都、约、乡、村五级地名都忘记了，只记住一处祖坟(不是家庙)所在地的小土名的前半截(“公馆背”也不等于“公馆”)，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合情理的。

    就算“紫金县琴江都上正(镇)约中坝孙屋排村”即是“公馆村”，也与前引中山先生的自述无关。这个所谓的“公馆村”在紫金县东北角，位于韩江支流琴江上游，只能算是“韩江公馆村”而非“东江公馆村”。

    而紫金的十二世祖琏昌是否就是翠亨的十二世祖连昌呢？“琏”、“连”的不同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即使紫金孙氏真有一位十二世祖琏昌，也与翠亨孙氏十二世祖连昌的年代不合。按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十二世祖连昌公生于1669年(康熙八年己酉)；但紫金的琏昌则据称参加过发生在顺治初年(约1646年)的钟丁先抗清起事。[20]紫金方面提供的史实成了中坝琏昌并非翠亨连昌的铁证。因此，紫金中坝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无论如何都无法相接。

    紫金中坝孙氏是客家人，但中山先生的先辈，在没有客家人的涌口、翠亨等村居住，而不是住进附近的客家村(翠亨三面都被客家村包围，其中多数人祖籍为紫金，而翠亨的居民则全讲本地白话)。在中山先生这代(十八世)以前，翠亨孙氏只与讲本地白话的家族通婚，而不与附近的客家家族通婚。翠亨孙氏平时讲广州话系统的白话。[21]翠亨孙氏所有祖妣的墓碑都称安人，而不是像一般客家妇女的墓碑那样称孺人。客家妇女不缠足，而在清朝时翠亨孙氏的妇女是缠足的，而且，中山先生反对给妹妹缠足时，孙母杨太夫人用只有客家人才不缠足的理由来说服儿子。[22]在昔日乡居(而且附近有大量紫金小同乡)的条件下，一个客家家族不会迁出原籍百多年就把语言、习俗改变殆尽。可见，翠亨孙氏并非一个客家家族，这点，也是中山先生祖籍并非紫金的有力论据。

    因此，仅仅对紫金说本身的论据作分析，即可推翻其说。更何况我们研究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本应依据翠亨孙氏本身的各种文物文献上溯探求，而不能无视这些文物文献。翠亨故居保存的家谱、契据、帐册，都足以证明翠亨孙氏在明朝时已经在香山居住，并非十二世始从外地迁来。十二世以前的祖墓，不少仍存在，与十二世以后的祖先同葬一处。 这些文物文献，更进一步证明紫金说不能成立。[23]

《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各方反应不一，既有赞成者，亦有反对者，在国民党党史会内也有不同看法。据党史会纂修林一厂工作日记所记，在党史会工作的邓慕韩、孙镜、莫纪彭诸人反对把《国父家世源流考》中的“国父家世源流图表”附入《总理年谱长编稿》内。[24]孙镜甚至“欲请委员会议决禁止该书出版”，莫纪彭、龙毓峻诸人也赞成此种建议。许师慎仍主东莞说，“谓彼能查出总理民元往东莞证物”。林一厂则认为对罗著“不必禁止，只要作为史料，俟本会将来派员赴翠亨、紫金、增城等地复查为妥”。[25]林调阅了包括钟公任的《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等资料，连同《国父家世源流考》详细抄录对照比较，在阅读时便打算拟草一篇文章，认为对罗著应“指明其有可疑之处，但不能遽推翻其说，须俟派员复查”。[26]后来他动笔写作《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未足征信之点》一文。[27]复查结果如何，限于见闻，笔者无从揣测。但从此之后，就一直存在东莞说和紫金说的争论了。

 

据（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编：《第二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1999年5月版。

 

 

 

中华姓氏录·孙（选录）

 

杨师群

 

  四、孙中山家族先祖与迁徙路线

 

据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和孙科《八十述略》诸书的考证和记载，该孙氏族人的先祖是晚唐僖宗时期的中书舍人及两浙节度使孙拙，族人长年居住于河南的陈留郡，即今河南开封东南的陈留县。孙拙的儿子孙誗，很贤达能干，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举事时，孙誗为承宣史，带兵去平息义军，征战于闽越江右之间，英勇善战立了军功，被封为东平侯，驻军于虔州虔化县，即今天的江西宁都县。由于治理地方成绩显著，老百姓安居乐业，当地人都挽留他，于是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由是孙誗便成为该孙氏族人由豫入赣的南迁始祖。

1984年前后，广东中山市中山研究会专门组织进行了孙中山家世的调查，在江西省宁都县田头乡孙屋底村孙世龙家发现了5卷本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28]里面记载了该孙氏家族从晚唐到明永乐年间在河南、江西、福建一带的迁徙繁衍情况，其中也是将唐中书舍人孙拙之子孙誗作为由豫入赣的南迁始祖，有关史实考证与上述记载大致相同。而其谱名所谓“富春孙氏”的记载，说明该族应是江浙富春孙氏的后裔。另外，如广东兴宁《章峰堡孙氏族谱》等，也都记载有孙拙、孙誗父子，及其世居河南陈留和选将南征诸事迹。

查《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15，唐朝后期有《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工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乐安孙公墓志铭》载：“公讳拙，字几玄，武水乐安人也。”据碑文记载，孙拙曾祖父孙会，官至吏部尚书；祖父孙公x，以工部尚书致仕；父亲孙瑝，为御史中丞。孙拙进士及第后，历任监察御史、右补阙、河南府长水令、殿中侍御史诸官职，政绩不错，声闻京师，后又拜中书舍人，金紫出使浙越。晚年，授西都留守副使、检校礼部尚书，直至后唐初年拜工部侍郎。粗略一看，此人主要在唐僖宗、昭宗朝为官，且官拜中书舍人，出使浙越，应即为孙誗之父无疑。这样的话，该支河南孙氏应来自山东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应为乐安孙氏之后，并非富春孙氏，且世代为显宦，灿然一高门大族。

但仔细考孙拙的生卒年，碑载：孙拙“以天成元年岁在丙戌五月十二日薨于洛城税舍，享年69岁。”就是说他生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死于后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而黄巢起义是在公元875－884年，孙拙此时是18－27岁，如说孙拙本人率军与起义军作战，还勉强能成立；而说此时孙拙之子已为将官，率军去平息起义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碑中也没有孙拙子孙的记载，只是笼统地说：“嗣子尽心全孝道，志在保家，仰奉训慈，专营大事。”孙拙葬于河南县平乐乡张扬里，俯祖坟旁，也非陈留郡人。这样便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孙誗不是中书舍人孙拙之子；要么在唐朝后期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孙拙，且都官任中书舍人。可以推测，后者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我们再查一下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中所载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所撰《先祖孙誗公五修墓志》，碑文说：“宁之有吾孙氏也，以鼻祖讳誗于唐僖宗中和间，因黄巢之寇，充承宣使，提兵江右，略地至是。民皆安堵，父老遮道请留，遂家焉。”其后是孙誗子孙的详尽记载，而对其父祖，却只字未提。它只能说明，直到清朝前期，人们还不能肯定孙誗祖上的情况。其实，孙誗能率军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其年龄至少与孙拙相差不多，而将中书舍人孙拙找出来，作为孙誗之父，那是后来修谱之人惯用的手法。查一下地图，该族人所居河南开封之陈留，离先秦卫国孙氏当时的世居之地：汲郡（今河南汲县一带），只有五六十公里，应该说相当靠近，所以唐代的河南陈留孙氏也很有可能是先秦卫国孙氏之后。

该《修族谱》记载，孙誗约在唐光启四年（公元888年）被封为百将东平侯，即定居江西宁都，生子孙实，实生七子，其第三子孙士元生孙有敬，有敬第一个由江西宁都迁居福建长汀河田，成为孙家由赣迁闽之始祖。此后，孙家在闽历居四代，直到明永乐年间，孙有敬的第四代孙即为孙誗的第七代孙：孙友松由福建迁徙到广东紫金县忠兴坝落户，成为孙家由闽入粤的始祖。这一记载中，有关迁徙路线应大致不错；然而其世系肯定有误，就以孙友松于永乐初年（公元1403年）迁粤计算，从孙誗至孙友松共八辈人，而经历了500多年，平均每代相隔64年之多，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以一般25－30年为一代计算，其中应相隔了17－20代人。

而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中考证出，《宁都南门外直街孙氏族谱》载，孙誗公有第四世孙曰承事者，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其余各房则无迁福建者。孙科《八十述略》中说，孙誗五传至承事公迁闽。总之，是孙承事或其后裔迁闽，与孙誗相差5代以上，这样反而比《修族谱》要合理一些，而孙承事再传至十几代才至孙友松迁粤。

孙友松入粤后的家世迁徙情况，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记载考证得比较详细：以孙友松为入粤始祖，至十一世祖孙鼎标，时值明清之交，鼎标随钟丁先起义抗清，虽英勇善战，然终不敌清兵。孙氏族人为避免战祸，纷纷离散流徙。鼎标次子、十二世祖孙连昌迁居增城，康熙中叶再迁居香山县涌口门村，成为孙家入香山之肇祖。再传两代，连昌之孙、十四世祖孙殿朝始由涌口村迁入翠亨村，成为翠亨村孙家之开基祖。再传三代：十五世祖孙恒辉，十六世祖孙敬贤，到十七世祖孙达成便是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生于1813年，从孙友松1403年入粤，经100余年，传17代。以后，孙中山及其子孙科都出生于翠亨村。

从地图上鸟瞰，孙中山祖先家族的迁徙路线稍有曲折，而由北往南之方向却是明显的。不过，该族人在进入南方后，其支脉也逐步分散迁徙。紫金县忠兴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所载孙见龙撰谱序说：“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雩都城内，或居本郡，或居雩都青塘、或居安远。……积德后昌，生齿日繁，其子孙遂多莺迁。”该孙氏族子孙散居于赣南、闽南与粤之东北部为多。

 

……

 

三、广东孙氏源出多支

 

在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将孙中山的家世考实出版之前，许多人认为总理家世是源于广东东莞孙氏。如胡去非《总理事略》第一章第二节《家世述略》谓：“翠亨孙氏，系出金陵，其远祖有名固，字允中，谥温靖者。宋英宗治平间进士，曾官神宗朝枢密使，与韩琦友善，及王安石为相，改行新法，不合去官，谪居江西。传十五世祖常德公，仕元为杭州刺史，及明初，应友人何真之聘，至广东东莞任西席，遂居东莞之员头山，此为孙氏迁粤之始。常德公生四子，仲子华贵公，合居上沙乡（亦作长沙乡）……”

即是说该支广东孙氏先祖为北宋之孙固，他先去官谪居江西，其后裔十五世祖孙常德，为元末明初人，始迁广东东莞，此说有东莞诸乡的族谱为据。再如《西南党务月刊》十四期上，经东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修正后的《总理始迁祖一案》，更将其世系表排列了出来。其中列出孙常德迁粤后四子的分徙状况：孙贵武居肇庆，孙贵绍居惠州三株竹，孙贵华居东莞上沙乡，孙贵荣居东莞员头山。同时，东莞县长邓庆史派人调查了上沙乡孙氏宗祠的先祖牌位，确是由孙贵华为始祖，后裔依次排列。另外，中山县左埗头孙氏名谱亦载始祖为孙常德，也为同源。可见这支孙氏的后裔在广东分布较广。实际上，至今仍有人坚持孙中山家族源出东莞之说法，并对罗香林的观点提出种种质疑。不过，经罗香林详尽考证后，绝大多数人已认同该支孙氏族人并非孙中山家族之先祖。

又以中山县小榄孙氏为例，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三“舆地氏族”谓：“孙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玑巷迁居羊城，爰及有明三卫兵移居小榄，永奇与弟永源同隶后卫陈宪旗下，遂家焉。分三房，现历二十四代，丁口二百有奇。”1912年5月11日，在广州举行欢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后回广东的“孙族恳亲会”上，宣布员孙龙光在演说词中道：“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枝派虽同，毫无联络。”其实，广东各姓氏几乎都有从“南雄珠玑巷”迁粤的传说，该“巷”作为广东北部与江西交界的交通门户，对移民的南迁具有象征意义，是一个理想的南移民居集结地，然后再分散迁徙。所谓“枝派虽同”也只是一句联络感情之语，而此恳亲会有广东各地孙氏族200多人参加，就可见其枝派之繁。

再如《榕冈孙氏世系图谱》谓，其先祖孙乙为孙觉的嫡孙，江苏高邮人，绍兴三年进士，授广东揭阳县令，遂占籍于揭阳榕冈。宋末元初，其族人为避难，散居于惠来县华湖镇、潮阳市成器镇及沿海之海丰、陆丰等地。《吴川孙氏重修族谱》称，其为富春孙氏后裔，世居江西饶州鄱阳县。先祖孙祥任福州知府，家族遂迁居福建古田基巷仁寿里。再由闽迁粤，居化州（今广东化州县）之龙塘，又迁茂名落户，最后由茂名迁吴川（今吴川县）油麻坡。可知，广东孙氏族系派别之不一，主要为宋末以来北民南迁运动之结果。如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中所指出：“考广东各地孙氏多系自外省迁入，其源流派别，不一而足。”

 

据杨师群：《中华姓氏谱·孙》，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孙中山研究（选录）

 

王杰

 

……

（1）家世源流。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史学界即存在着不同看法，一主紫金说（以罗香林为代表），一主东莞说（以邓慕韩为代表），紫金说得孙科及国民党政府的认可而几成定论。多年后，有论者以大量可靠的文物资料证明罗氏的“国父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从而再次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29]对这一考证，仍有人重申“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30]主东莞说者再次以翠亨故居的各种谱牒、契据、碑记、孙氏祖墓以及孙氏家族成员的口碑材料，乃至紫金方面的资料，印证和论述孙氏祖籍不是紫金，孙家的先世并非清初来自紫金的客家人。[31]此后仍有争论，但基本论点没有超出原来的范围。[32]

……

 

据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4月版。

 

 

 

一代天骄¾¾孙中山的历程（选录）

 

尚明轩主编

 

孙中山先世迁来香山县以前的祖籍在何地呢？

根据《孙氏家谱》的记载：孙家的“始祖、二世、三世、四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墓碑作瓒）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埗头，乐南居涌口……”以往，从翠亨孙氏历代口碑相传及《孙氏家谱》，人们都认为孙中山祖先是在明代从广东省东莞县迁移到香山县来的。本世纪30年代一些刊物所发表的关于孙中山先世状况的文章，以及一些成书如《总理事略》等，均采是说。因此，这一说法已成定论。但是，自从1942年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出版后，长期以来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便出现有东莞、紫金两说。罗香林否定孙中山祖先从东莞县迁来香山的成说，提出孙氏十二祖连（琏）昌公于清初从广东省紫金县经增城辗转移居香山的论点。在近半个世纪中，这一问题一直有争论，到80年代，海内外均有学者发表著作研究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东莞、紫金也分别公布一些史料。饶富兴味的是，事隔40多年后，还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邱捷等，依据翠亨孙中山故居的文物及其他可靠文献和调查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了一次全面的认真研究，明确地指出：罗香林“对引起自己假设的各种资料并未仔细研究。由误会引出假设，用经不起推敲的孤证资料来证明假设，证明的方法又纯为推测，这样，当然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来。因此，即使没有反证，罗先生的论点仍是难于成立的。何况，有大量可靠的文物资料证明罗先生的论点是错误的。”从而辨析了罗书的错误，又否定了紫金说，再次认定孙氏先世于明代已从东莞迁居香山，并非清初始从紫金迁来。[33]

邱捷、李伯新在《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¾¾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一文中指出：“从目前可以见到的比较可靠的文物资料来看，翠亨孙氏在明代由东莞迁居香山是可以肯定的，孙氏在香山定居后各代名讳，是大致清楚的。上述结论，无论如何较之罗先生的翠亨孙氏在清初始从紫金迁来的说法更有根据。罗先生提出的唐代孙誗开始的河南陈留——江西宁都——福建长汀——广东紫金——广东增城——广东香山的所谓‘国父家世源流’，是缺乏根据，不能成立的。”他们还说得好，孙中山“由一个农家子而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领袖，是他所处的时代造成的，也是他自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奋斗终生的结果。家世的影响，主要是使他从幼年起便体察到人民的苦难，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培养了一些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品质。……如果硬要从不存在或不确切的远祖那儿去寻找孙中山‘聪明睿智’的根源，未必对尊崇孙中山有何种益处。”

至于孙中山是不是客家人呢？也是一个长期以来颇有争论而又迄今尚未完全认识一致的问题。

所谓客家，一般泛指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两宋之间）这三次中国历史上因战乱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迁徙到南方，定居于闽粤赣毗邻地区的汉人。由于这些地区交通闭塞，相对安定，使数以万计的客家先民能在战乱中得以生息发展，并形成了稳定群体¾¾客家民系。客家作为汉民族内的一个特定方言群体，总体上是北方汉族人民南迁的产物。

对于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近年来肯定者与否定者各抒己见，进行了专题深入的探讨，发表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文章。应该说，八九十年代之交，邱捷根据孙家的语言、风俗习惯传统等各种资料，与客家独特的方言和宗教信仰、生命礼俗相对照所作的考证，例如孙家讲本地白话而不是讲客家话；孙家居住在讲白话的翠亨村而不住在附近的客家村，孙氏上世住过的涌口村也不是客家村；孙家连续几代与本地讲白话的人通婚而不与附近的客家人通婚；孙家的风俗习惯（像妇女有缠足陋习等）与一般客家人不同等，而得出的结论，即指出孙中山不是客家人，符合于历史的真实，是可信的。

最近，仍有人把孙中山作为“客家先贤”，说孙中山“身上就体现着客家精神”等等，似乎就有点过于强调“名人效应”之嫌了。其实，孙中山不是客家人，既不会减低他具有的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和爱国主义等精神（华侨也同样具有这种崇高精神），也不会影响客家人对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

 

据尚明轩：《一代天骄¾¾孙中山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第3版。

 

 

孙中山评传（选录）

 

茅家琦等著

 

孙中山前五世谱系是十分明确的。孙中山的祖先殿朝公（1745～1793）迁移至翠亨村，成为孙家入翠亨村的开基祖。到孙中山诞生时，孙氏家族在翠亨村已居住五世，将近100年了。[34]

孙中山家世源流如何？从哪里迁来香山县的？学术界有两种说法：紫金说与东莞说。

历来认为孙中山的祖先在明代从东莞迁居香山。首先否定东莞说，提出紫金说的主要人物是罗香林。1942年，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罗香林在重庆出版了《国父家世源流考》，认为孙氏十二世祖孙连昌于清初从紫金经增城辗转移居香山。

罗香林的根据主要是紫金的一本《孙氏族谱》。这本紫金《孙氏族谱》记载十二世祖讳琏昌公归居公馆背，后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罗香林又说：孙中山“曾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因此，罗香林认为，紫金《孙氏族谱》中的琏昌公就是翠亨村孙氏《列祖生殁纪念部（簿）》中所记的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于是，他作出孙中山“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县忠坝公馆背”的结论。此说得到孙科等人的赞同。1996年孙穗芳在所著《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也采取罗香林的说法。孙穗芳在书中说：

孙家入粤以后的情况考证较细较多的，还是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35]

根据紫金说，最近几年苏州孙武子研究会又推断出孙中山为孙子第70世孙。[36]

不赞同罗香林的论点的人士亦多。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在1931年4月26日对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说过：“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此说与翠亨村《孙氏家谱》所记符合。孙眉之孙、孙中山的侄孙孙满始终坚持认为翠亨孙氏的祖籍在东莞。[37]邱捷反对紫金说，坚持东莞说，用力最深。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否定紫金说。

第一、紫金说的前提是孙中山曾自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这一条不能成立。孙中山没有说过这句话，罗香林所依据的仅仅是对美国人林百克所著《孙逸仙传记》中译本的一处误译：“我和我的几代近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里。”罗香林认为“龚公村”即是“公馆村”，按英文原文是：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邱捷同意如下的译法：Kung Kun当是东莞；全句应译为：“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

第二、在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无论家族文物，还是口碑相传，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过紫金。

第三、翠亨村孙氏语言、风俗与来自紫金的客家人不同，历代只与讲香山本地白话的家族通婚，居住在全讲香山本地白话的翠亨村而不住在附近大量存在的客家村。这些客家村的住户不少是祖籍紫金的客籍人。

第四、紫金方面也提出了一条足以彻底推翻紫金说的有力证据¾¾紫金孙氏十二世祖琏昌公参加过发生于1646年左右的钟丁先抗清起义的事实，现尚有遗址。这一点，自40年代至今从无异辞。而孙中山的祖先香山的连昌公确知生于1669年。紫金之琏昌与香山的连昌并非同一个人，当无可怀疑。[38]

东莞说最重要的证据是翠亨村《孙氏家谱》。据方式光说：这本家谱，是残缺不全的草稿本，“内容错漏甚多，文字粗糙，似是个尚未完成的初稿。谱中各祖妣只列出世次，多数未注明何人所出。同一世次，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也无法弄清。尤其是这个家谱究竟是谁写的？哪一年修的？如何保存下来的？至今仍然不清楚。”因此，方式光认为：紫金说“不足为据”，东莞说“亦有问题”。东莞说“要成为大家都接受的说法”，有待于“发掘更多的族谱、墓碑、先祖牌位及口碑材料”。[39]方式光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但就目前已经见到的史料看，应该相信东莞说。

 

据茅家琦等著：《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