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与评述(C)

 

国父家世源流考(一)

（选录）

罗香林

于右任题署：

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

右任（章）

 

张继题署：

国父家世源流考

张继署

 

蒋中正题署：

载德弈世

蒋中正（章）

 

孙科序

 

《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罗君香林所撰述也。罗君深治史学，探究国父家世源流，且十年矣。所阐发，皆明确。或有以谱乘世系，多侈言祖先华宠，不足深究而几研之者，是不知世系研究有其重要意义与严密法则也。

    周官，小史，奠世系，辨昭穆。中土重视家世研究，由来久矣。此盖以纂述世系，辨识考妣，则于先人之盛衰消长，与其气宇魄力，皆可究其真际，明其传袭。而就其先人适以生存演进之美质，勉自奋励，为之发扬光大，则其为益于人群社会，必愈进愈增。而总集人民谱乘，为之归纳，则大之足以阐扬全民族气宇魄力刚柔强弱之由来，小之足为阐明优生遗传诸学之取证，与撰述人物专史之参稽也。社会组织，家族制度，虽因时渐改，弥进弥易；然生民之所由延续，要不离乎男女居室，种人之所由演进，要不离乎世代层累。昭穆之辨，世系之纪，虽形式有时而易，而其功能固历万世不悖也。则世系研究，顾可忽哉！

    抑就人群学术思想与习俗性格之渊源探讨言之，世系研究，亦有不可忽者。盖家世素习，虽与生理传袭无关，然历代相承，足为生民教育之助，而每以影响生民性格，由生民性格，又以影响其人学术思想。故学术思想之探讨，溯本穷源，亦赖谱系研究。昔人纂修谱乘，虽未必尽述其族世传习俗，然必记其祖宗居址与婚配。就其祖宗居地与所婚配女系，证以其他资料，探其接触外缘，必能明其习俗，以究其性格所由构成之底蕴，更以其人性格，与其所历教育经验，寻其学术思想渊源，则虽未必命中，相去顾不远矣。而谱乘所述先人家风世德，亦有足使其子孙感发兴起者。故世系研究，小之可明一族一家存殁人物之性格与学术思考之始基，大之可为综合归纳，以寻求全民之思维传袭。其关系，不綦重耶！

    世系研究之法，始于资料搜讨，而终于事迹阐扬。资料搜讨，虽为类繁赜，神而明之，无在而不资参考。然大要以家世谱乘，祠宇木主，墓志碑刻，家世口碑，国史方志，私家著述为主。家世谱乘，虽夸饰傅会，往往而有，然所述历代居址，与其迁移转徙之迹，及晚近世系昭穆，与人口消长，婚姻姓氏，固无伪也。善为考订，必能于其家世演进之真际，有所阐发。而祠宇木主，与谱牒相辅为用，可资互证。墓志碑刻，则于其人德业事功及当地观感有关，亦足资阐发。而家世口碑，则更以辅助文字记录所不足，民族意识，每赖之传递，故为学人所并重。而国史方志，则每并载先民世系资料，取用亦多。私家著述，则于生民得失之经，每多穷源竟委之论，亦治世系源流之学者所不可废。特校考疏证，提要勾沉，为不易耳。

    若就所获资料，以之阐扬与家世有关之事迹，则其方法之严，为证之广，更有不可忽者。如以所考定资料，撷其所载世次丁口与居地，及所婚配之姓氏里居，为之统计，以究其时间演进，空间播荡，则其盈虚消长之迹，必可尽明。如复以所考资料，就其历代迁移事迹，与其学术道艺，声闻志节，职业生计，为之综合分析，究其人文演进，精神传袭，环境影响，则其盛衰兴替之迹，亦可尽明。若复就其盈虚消长，盛衰兴替之迹，而更以分析比较，以明其因果关系，其为益且更溥也。此就世系已明晰者而言之也。至其几经兵燹，谱乘散佚，或转徙他乡，原籍扞隔，旧谱未见。则其研究之法，又当先为建立假设，旁征博引，寻求实证。或分别调查，以为阐发。其艰巨，抑又甚焉。此为世系研究之个别法则，若综合个别研究成果，而更为比证归纳，则全民族盈虚消长，盛衰兴替之所由所届，亦思过半矣。故谓世系研究无其学术功能者，直自愚耳，非知言也。

    罗君此书，于资料搜讨，事迹阐发，皆惨淡经营，成之匪易，贡献实巨。盖即所谓世系研究有其明效大验之实证也。惟余尚欲有所言者，罗君所考，自国父上世入粤始祖以还，诚赅矣备矣，然自晚唐以至赵宋，其各代名讳事迹，与自赣迁闽经过，则第条列大体，未遑详述。斯固资料不备，有以致之，而闽赣之仍须调查，以别为一书，亦至明焉。抑国父以外，海内豪俊，相与追随效命，以助成革命建国大业者，其家世源流，亦须综为考述。以罗君之史学才识，而黾勉不辍，吾知其必继此更有述作也。

罗君以此书乞余点窜，余佩其勤笃，因略论世系研究之意义与方法如此。若其所已阐发，则此书俱在，不复赘焉。是为序。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孙科序。

 

   

邹鲁序

 

中华民国建立之十二年，总理鉴于时势演进，不能无最高学府，以研究三民主义，领导学术思想，培植青年学子，以使之为民族国家，拯衰起弊，效死不移，因命鲁就广东各专门学校，筹备广东大学。越明年正月，大学成立。总理在此时期，亲临演讲三民主义。又命鲁汇录本党史事，纂为专书。盖其昭示于革命建国之有赖于大学教育与三民主义学术研究者，至巨切也。其年冬，总理以判决时局，离粤北上，积年劳瘁，至是疾作。越年三月，于旧京谢世，寰宇震悼。而广东大学以纪念总理，爰正名曰中山大学。吾党同志，受总理精神感召，益奋励以赴。赖总裁引导，遂以统一中国。以三民主义为凡百庶政设施纲领。而中山大学，由是使命益重。

    盖中国之所由恢张宏伟，虽地大民众，有以致之，而其能开创独立迈行之学术文化，以为人群社会增进无穷福祉，要为保世滋大之主因。总理所创之三民主义，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以科学研讨，与精神修养，为协和共进，以达成民族民权民生诸问题总解决之机枢。盖为汇合中国学术治化之精华，与世界最前进之科学研求，而为一交溶互透之开创主义，非墨守陈言，负贩时说为之也。中山大学受命于举世思想混淆，本党排难前进之际，有发扬三民主义，以领导世界学术思潮之专责。故其教学首要，贵以三民主义精神，渗透于一切学术研究，以一切渗透三民主义精神之学术研究，使深造而几极之，以为实践主义，发扬主义之依据，先之于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与强盛，终之于人世大同，生存共进。昔孔子谓“吾道一以贯之”，今日之学术研究，则以三民主义一贯之也。启发睿智，行健不息，拯中国，救世界，咸以此为指拨，使命之大，责任之巨，夫人而知焉。

    惟是学术研究，首贵分工合作，而三民主义学术之阐扬，尤空前宏业，非少数人可得毕工，故中山大学亦以巨责重任，分属之全校教授学生，冀各以专门造诣，为阐发基础，使各尽所能并行不悖。鲁与继任诸校长，悉本此志，相继于大学设置各科研究所。而历史乃人类生存演进记录，为真理反映，智识府库，不可或忽，故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较先成立。而本党史事之阐发，足为三民主义创立由来与实施明效之印证，故其研究视他处为早。十八年，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成，虽自视怃然，顾无别书为替，遂以问世。又三年，鲁再任校长，以广东为革命策源地，乃于大学兼修广东通志。适兴宁罗君香林，以调查人种，自旧京南下，因聘之纂修志稿。而罗君由是数往总理故里，谓欲研究总理家世源流。鲁闻之喜甚，盖谓此为大学同人之责。又二年，罗君受聘讲授历史，英秀朗察，于民生史观，史学方法，阐发尤富。又数年，值抗倭军兴，大学迁移，文献浸佚，而罗君顾于其间治史学益笃。以勤于搜讨，遂于东江发现总理上世家谱旧本，覃研精思，益以其他资料，以所阐发，撰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于总理上世参与反清义举，与移殖经过，尤不厌详备。鲁阅之，益欣慰不置。以此为总理专传前纪，党史所不及详。既幸罗君于大学成书，克尽分工之责，又喜其必续有总理专传一巨著也。以罗君之勤笃，觇大学之风气，知全校教授学生，必有以达其使命者，前途开扩，可预期也。

    惟是今日中国之学术研究，实有其于国际发扬之使命，而中山大学，尤当致意于此。盖三民主义，本以世界大同为几极，而致世界于大同，尤当先于学术思想为之推扩。曩者，万国大学会议，于德国海德堡举行，鲁代表出席，即依此提议改善教育哲学基础一案，略谓教育目的，在谋人类幸福。而现代教育哲学基础，因建立于物竞天择与阶级斗争两学说上。侵略家认侵略为其本责，教育家为侵略家制造刽子手与屠刀，亦认为天经地义，于是教育愈发达，则刽子手愈多，科学愈昌明，则屠刀愈精，人类不惟无幸福可言，且将日趋消灭。补救之策，端在改造教育哲学基础，即以仁爱学说，代替物竞天择学说，以互助学说，代替阶级斗争学说，庶能铲除人类相残之恶习，确保人类生存之幸福，而渐致于世界大同。闻者动容。总理学术思想之国际发扬，与世界思潮之中国领导，含义至富。而历史研讨，为其一端，民生史观，尤足破西欧史学理则偏弊。罗君深明此义，诚能以在大学所阐发者，撰为专书，以宣扬于世，吾知承学之士，必恍然于历史演进之所由所届，以知世界大同，生存共进之果可循三民主义而历阶以至也。如此，则与总理家世研究与专传撰述，相得益彰。罗君其有意乎？吾知其必自知责无旁贷也。

    罗君以国父家世源流考，乞鲁为序，鲁以其成书于中山大学，因念学校创立之经过，与使命之艰巨，有于罗君不无兴发者，故为之略弁其端。学术乃不朽盛业，况三民主义学术，更有无限开扩。以罗君之勤笃，若继此著述日富，教学日溥，则岂徒大学之幸，抑亦国家之幸也。是为序。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七日，邹鲁序于行都之陈家桥寓庐。

 

 

吴铁城序

 

    国民以吾党总理，首立三民主义，创建中华民国，拯救民族，树立民权，厚裕民生，劳身苦思，以事邦国，至于弥留，犹叮咛嘱咐，勖以奋励之道。用使感召所及，贤良蔚起。实维总裁，以承以继，统一国家，万端经纬，指麾全民，对侵略国抗战。至于今遂巍然为世界正义人道独立自由平等之保障。万声唱和，崇德报功，因悉尊总理为国父，相与景行仰止，期之历万世不衰。而学者引述遗训，亦悉云国父不以别称。自有中国以来，国民纪念元勋之尊号，未有如斯之深广也。

    然吾则以为学者之纪念国父，尤当并致力于国父家世源流之研讨，不以名号之尊崇为已足也。盖数典忘祖，固为学者之污，而不知国父之源流所自，则其家世传袭，无自而明，而其伟大志业之植基所在，亦无由认识。往者余奉命出主粤政，常于暇日，二三人士，讨论世事，询以总理上世源流，多不省悉，即偶有摘取一二曾至总理故里巡礼所见以报告者，亦世次断续，事迹未具。尝以谓学者不欲尽其职责则已，不然，于总理家世源流之阐扬，有不可忽者。比政府已因国民群意，明令以国父尊事总理，则其家世研究，更与国家功令有关，为义盖弥重矣。粤人上世，多自中原南徙。国父原籍何地？于何时徙粤？其辗转迁移，必有与国史演变有关系者。信能搜集资料，为之穷讨极研，明其年代之传演，究其层累之遗袭，就其迁移之途程，究其感受之所发，则于国父伟大志业之由来，必有能更洞澈而使人兴起者，非徒足以阐扬国父家风世德已也。

    然吾又以为学者之纪念国父，亦当并致力于国父毕生历史之研讨，不以克明其世端源流为已足也。盖国父立承先启后之伟志，为救国救世界之伟业，百折不挠，屈而愈厉，精神所感，气机所动，学说所被，昭乎日月，不足以拟其明，塞乎天地，不足以拟其广，自非有瑰玮光昌之史才，为之秉笔纂述，实不足副其巨伟。而环顾今日史家，其能就国父一生史实，网罗放佚，悉索旧文，汇为传记长编，以备国民参证者，尚无闻焉。其能就国父一生大仁大智大勇大德大业，与其日常起居言动，撰为专门传记，以备国民普遍讽诵者，更无闻焉。此则殆由史家谦逊未遑，有以致之。然学术乃天下公器，信能勤于搜讨，慎于考订，属辞命意，边追光玮，则大辂始于椎轮，华衮肇于粗服，必有能勒为巨制，以自见以世者。匪唯国父伟绩，永垂不朽，而其书亦由是俱传也。

    然吾复以为学者之纪念国父，更当并致力于国父学术思想之阐发，不以已明国父一生历史为已足也。盖国父之所由革命建国，皆以其所首创之三民主义为机枢，而三民主义之底蕴与运用，则以国父全部学术思想为理则。方今世界学术，已以反侵略战争之演进，证明其必以国父之学说与思想为指导原则。盖以西欧近世第重视科学研讨与技术训练，而忽于精神修养，与人世大同，生存共进，诸理想之认取。故其弊也，或流于德意倭等侵略国之穷兵黩武，挟科学与技术以戕贼民生，或流于其他国家之富而不仁，华而不实，智而无勇，终亦难为人类生存共进之引导。而国父之学说与思想，则以人世大同，生生不息，为其哲理体系，与最高鹄的，而其举科学研究，技术训练，与精神修养，人格扩展，为情理双溶，德智交进，品业共建之途径，又不致复蹈西欧近世畸形发展之覆辙；故其说如行也，匪特可使民族民权民生诸问题，根本解决，与民族民权民生诸共业，无穷建树，且可期之为人世立一永不致以戕贼民生之最优学术，其应为今日世界学术思潮之指导原则，无待论也。今国人为文以张三民主义之条贯者多矣，其能以国父全部学术思想之深究，阐扬其所以领导世界学术思潮之卓义者，则未多见。必如何覃研精思，以阐扬其极则与体系，以为世界学术垦辟新路，创进新业？斯则尤为学者之专责也。

    抑吾复以为学者之纪念国父，益当并以实践国父所创立之三民主义，以效忠国家为几极，而不以已明国父学术思想之卓义克以领导世界思潮为已足也。盖国父以世界大同，生存共进为人类最高鹄的，故其革命运动，始之于中国之全民，终之以世界之人类，而其运用方式，则以民族自由，民权平等，民生乐遂，为机枢要领，人而不欲其民族国家之自由平等，不欲其国计民生之强实利乐，斯亦已矣，不然，则于三民主义之躬行实践，有不可一日忽者；人而不欲世界跻于大同之境，人类安于生存共进之乡，则亦已矣，不然，则于三民主义之躬行实践，亦有不可一日忽者。际此强寇侵陵，肆无忌止，国土沦崩，生民涂炭，凡我国民，尤非实践三民主义，受政府驱策，竭其智能物力，不足以屏卫民族，维系民生。而学者之言动，尤为青年所表率。必如何以三民主义之昭示，为立业行事之准则？与专门学术研究之深造与心得，贡献于国家，以助成政府抗战建国之大业？则尤为学者之大任也。

兴宁罗香林同志，向治史学，熟于民族国家盛衰消长之理，而尤深于本党史乘，教授于国立中山大学，盖有年矣。顷以发现国父上世家谱旧本，爬罗抉究，益以历年所得资料，错综互证，以所阐发，撰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始晚唐孙誗，自河南陈留，以堵御黄巢变乱，迁江西宁都，越五传有承事公者，复迁福建长汀河田，至明永乐间，有讳友松公者，再迁广东紫金，是为国父上世入粤始祖，又十二传，有讳连昌公者，以连世参与反清义师，兵败流散，于康熙间自紫金迁居增城，旋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是为国父先世迁居中山县肇祖，又二传有讳殿朝公者，自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是为国父高祖，盖自友松公至国父，已十八代焉。所考得之世系与事迹，皆明备为前此所未晓，其发现之多，可敬佩焉。罗同志乞序于余，余以其好学深思，忠贞奋发，尝谓其必有更为宏伟之贡献，故为略述学者纪念国父应有之职责归之，而并以商榷全国学者。倘亦全国学者与罗同志之所心会也夫。是为序。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吴铁城序。

 

 

陈立夫序

 

罗君香林，考国父家世源流既成书矣。征序于余，余观罗君之意，殆非独远追周官小史已也；其亦缅怀休烈，不胜高山景行之思，用走访于故老，亲叩询于阙门耶；抑向往弥深，求之古今而罕可比俦，乃不得不推溯谱牒，索解答于先天之秉赋乎。余读罗君之书，而后知罗君之功力为不捐也。昔在周初，太王积德累世，而后诞生文武。自契至汤，自汤至于孔子，亦四十五世，而后金声玉振，集文教之大成；其源远，其流长，泽及于今，又七十余世。我总理继往古之贤圣，创万世之国基，兼孔子之德言，并汤武之事功，其所得于前人者至厚，盖不仅一姓一氏之祖宗已也。然而誗公则奋威烈于唐代矣，连昌公父子，则御外寇于明季矣，终清之二百又五十年，世以耕读相传，无一屈身辱志，然后我总理应运而生，亦云伟矣。罗君学有师承，精于勘核，其贡献所在，厥为通排翠亨忠坝之谱。至于琏昌连昌之别，当非融父伷宙之比。林氏公馆村之传闻，或已足资佐证。若夫补苴充美，固不妨俟诸他日。质之罗君，倘不以为谬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吴兴陈立夫。

 

 

国父家世源流图表

 

始祖考友松百三十三郎     妣骆孺人八十娘     友松公与弟友义公，于明永乐间自闽迁粤永安上镇约，即今紫金县忠坝，居住。生四子：长敬忠，次惠忠，三劝忠，四荣忠。	二世祖考敬忠公     敬忠公分住忠坝上排祠堂，即今孙屋排。生二子：长永久，次永良。	三世祖考永良公       妣吴孺人     永良公生一子，怀文。	四世祖考怀文公       妣汤孺人     怀文公生一子，凤宗。
五世祖考凤宗公       妣叶孺人     凤宗公生一子，明享。	六世祖考明享公       妣宋孺人     明享公生一子，仕伯。	七世祖考仕伯公     仕伯公生二子：长耀宗，次绍宗。	八世祖考绍宗公       妣古孺人，何孺人     绍宗公生一子，乃和。
九世祖考乃和公       妣林孺人     乃和公生一子，宗荣。	十世祖考宗荣公       妣叶孺人     宗荣公生三子：长鼎茂，次鼎标，三鼎山。	十一世祖考鼎标公         妣叶孺人    鼎标公生三子：长连盛，次连昌，三连桥。	十二世祖考连昌公         妣陈孺人     连昌公生康熙八年，卒雍正六年。于康熙中叶，迁居增城，继迁中山县涌口门村，开基立业。生子迥千。
十三世祖考迥千公         妣谭孺人     迥千公生康熙四十年，卒乾隆十七年。生一子，殿朝。	十四世祖考殿朝公         妣林孺人     殿朝公生乾隆十年，卒乾隆五十八年。于乾隆中叶，再迁翠亨村开基。生一子，恒辉。	十五世祖考恒辉公         妣程孺人     恒辉公生乾隆三十二年，卒嘉庆六年。生一子，敬贤。	十六世祖考敬贤公         妣黄孺人     敬贤公生乾隆五十三年，卒道光二十九年。生三子：长达成，次学成，三观成。
十七世祖考达成公         妣杨孺人     达成公生嘉庆十八年，卒光绪十四年。生三子：长德彰，名眉，字寿屏；次德祐；三德明，即国父，名文，字逸仙，号中山。	十八世祖考文公         夫人卢氏         夫人宋氏     国父生同治五年，卒民国十四年。卢夫人生子科，字哲生，即今立法院长。	十九世科       夫人陈氏     生子治平，治强。	二十世治平       治强

 

   

一  引论

 

    人类之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虽甚恃后天之启发与培植，然其长受启发与培植之质素，则为由历代演进与遗传所成之先天机能，故欲探究一代贤豪之所由兴起，而阐扬其造诣之基层与几极，则有赖乎关于其人家世源流之研讨。此谱牒世系之学，所由不可废也。

    国父孙公中山，辞世十六年矣，虽其主义之行，如日月经天，照耀寰宇，然其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所由发为绝学与殊才，而创建其主义与大业者，则尚鲜学人为之阐扬。此无他，以国父家世源流，尚多未及详考，援据不足，虽欲追记，无由为明确之表白也。

    七八年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尝编印孙总理年谱长编初稿，[①]余曾于外舅海盐朱逿先先生（希祖）家见之，仓卒一读，觉其于国父及党人之革命经过，诚多翔实可佩之记述，然于国父上世源流，则但明示须慎为理董，而未遑即为澈底之探究。稍后见叶溯中先生于越风二卷一期，发表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大致亦根据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制关于总理先代原籍及世系全案文件之油印本，除列国父世系与上述谱稿略同外，曾提述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族争认总理世系由其乡迁出各情词，源委颇备。以知国父世系，实多未能即为明晰之点。而近年商务印书馆所出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于国父家世源流，尤矛盾抵牾，盖亦未尝为缜密考核也。

    余浅陋无似，于国父世系问题，初不敢妄赞一词。惟幸于民国二十二年秋，以调查种姓之便，曾亲至中山县翠亨乡，瞻仰国父故居，[②]得见国父胞姊妙西姑太太，及故居管理委员故陆华禧先生。获读国父家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自十二世祖连昌公，以至十八世为国父孙公，各世名讳，与生卒年月，悉可稽识。并获悉国父上世逸事，颇有为外间所未道者。其后翻检中国国民党前西南执行部所刊西南党务月刊，见其所载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族争认总理迁出源流一案文件，虽全文不无前后违异，然正足为相互校考之资。因略加比次，为作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一文，载余与友人黄凌霜先生（文山）所编更生评论二卷二期。首述一般关于国父家世源流凡所追记之讹误，继根据美人林百克(Paul Linbarger)孙逸仙传记(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所述孙氏家庙在东江公馆(Kung Kun)一事实，假定国父上世或自广东东江之紫金迁出。惟以未得东江各孙氏谱乘为佐证，仍以假设未得明验为憾也。

    三数年来，每遇广东孙氏人士，辄为探求其上世源流，[③]而于紫金一县，亦尝调查询问。[④]赖天假机缘，适旧友李蔚春先生（蔚），奉命出为紫金县长，因驰函查访。得彼协助，卒于紫金忠坝（俗称中心坝），弋获与国父孙公上世有关之家谱旧抄本。[⑤]其中所载十二世祖连昌公，名讳与年代，适与上述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同，而自连昌公以上，各世名讳，及其由中原南迁之情由，亦可循迹考求。勘以其他文籍，益知国父上世之辗转迁徙，实与当日时局转变有关。而国父之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之根源，亦可循是渐求认识。凡余昔日所作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假设各点，今皆得为印证。爰合前文所论，并理董而表白之，倘亦博雅君子所乐许欤？

    抑余文质无底，于时贤所为关于国父孙公中山之家世追述，虽不能无所论列，然皆奉为前路引导，而深致敬意。盖以余之不才，其能有所阐述，皆由获遇特殊机缘，与得友人协助之所致，非谓所学无多，蒙昧如余，亦能自为创获也。

 

    二  近人所述国父上世源出东莞说之非是

 

    国父孙公中山，今举世莫不知其为广东中山县翠亨村人矣，其家未居翠亨以前，曾一度居中山县涌口门村，亦为世人所孰知矣。然而其族之宅处中山，仅数代已耳，原籍何地？尚待研考也。近人之追记国父家世源流者，每谓国父上世，实自东莞之员头山或上沙乡所迁出。此盖以国父上世曾一度居住之涌口门村与左埗头村相接，其后所迁处之翠亨，又与迳仔蓢村相接，而左埗头与迳仔蓢之孙氏，则为自东莞所迁出，以居地之相近，或以为即同出一源。而普通人士之所谓总理家谱者，又为混合中山县迳仔蓢左埗头二地孙氏源流与翠亨孙氏一部分传说而成之文籍。资料之条统既不明备，依之以绎之世系，自亦难符。如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第一章第二节，家世述略，谓：

    “翠亨孙氏，系出金陵，其远祖有名固，字允中，谥温靖者，宋英宗治平间进士，曾官神宗朝枢密使，与韩琦友善。及王安石为相，改行新法，不合去官，谪居江西，传十五世祖常德公，仕元为杭州刺史。及明初，应友人何真之聘，至广东东莞任西席，遂居东莞之员头山。此为孙氏迁粤之始，常德公生四子，仲子华贵公[⑥]，分居上沙乡（亦作长沙乡），华贵公生一子名玄，字礼赞，始迁香山县（今改称中山县）之东镇涌口村，此为孙氏居香山之始祖。礼赞公生两子，长缔宗，号乐千，次缔儿，号乐南。乐南公分居左埗头。后以不胜苛征暴敛，又返东莞，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按照孙氏谱所载，自常德公侨居东莞后，至中山先生之世为十八代。至先生哲嗣科，令孙治平治强兄弟，适为二十代。”

    而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一案，第八段载总理世系图，亦作：

   越风第二卷第一期，载叶溯中先生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列孙公世系简表，亦作：

   并谓“就中央现时已有之史料加以句稽，其精确可征者，亦仅能于翠亨村家谱为据，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至十四世祖以上，即涉及东莞迁居肇始问题，诸说纷芸，莫衷一是。”又同上西南党务月刊第二十六期，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亦谓：

    “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长子乐千居左埗头，次子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蓢，再迁翠亨。查核与左埗头族谱及神位，实同一本原。”

    又吴稚晖先生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会，演讲《总理与中国革命》[⑦]亦谓：

    “总理直系的老祖宗，是北宋时候南京一位名士做过宋朝枢密使的孙固，总理就是孙固的三十三代孙。在元朝末年，又有一个杭州的孙常德，曾做元末的刺史，他是孙固的十五代孙。这位孙常德，为人最重气节，元朝亡后，到了明朝，他因为不愿身事二主，所以就从杭州远远的迁到广东东莞县隐居起来了。他的子孙，也就在这里一直住下来。后来到了他的八代孙，就是孙固的二十三代孙，又从东莞搬到香山县，再移到翠亨村，这就是后来总理的诞生地了。”

    凡此诸说，虽皆同谓国父先世为自东莞迁出，然其中亦多相违异处，如邓慕韩先生函，列礼赞公为常德公以后之第五世，而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则列之为常德公之孙，即第三世。东莞上沙乡孙氏始祖，据孙绳武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谓名贵华，而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则称华贵。孙绳武列孙公世系图自常德公至禘儿禘宗为一段，另接以“而生十二世祖考连昌”以下一段，而叶溯中先生则谓翠亨孙氏谱仅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为可据。邓慕韩先生函，谓乐千居左埗头，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蓢，再迁翠亨，而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又称乐南居左埗头，乐千后有七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翠亨迳仔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究之实际，则皆由于根据不健全之资料，而未加详考。今按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于记述翠亨孙氏世次，虽篇幅无多，然皆明载生卒年月，而略无浮词，国父胞姊妙西及故陆华禧先生皆谓其为唯一家传信史。其所记世次，自十二世连昌公起，文云：

    “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二岁。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

    “十三世祖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壬申年二月二十一日。妣谭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

    “十四世祖考殿朝，生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卒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寿四十九岁。妣林氏，乾隆戊辰年三月十八日生，嘉庆丁卯年七月十二日卒，寿二十岁。”

    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即康熙四十年，卒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享年五十二岁。则其父连昌公，卒年戊申，当在康熙四十年以后，以历表考之，必为雍正六年戊申，其生年己酉，必在康熙四十年以前，以历表考之，必为康熙八年己酉，享寿六十岁。纪念簿谓其享“寿五十二岁”，当是误以其子迥千之寿数为寿数。要之国父家藏文籍，自康熙初叶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已有年数可稽。叶溯中先生谓仅“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止，其说未谛。而胡去非先生所谓“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更为绝大谬误。夫自明初至乾隆中叶，凡三百九十余载，谓常德公至瑞英，仅传七世，平均每世积长至五十余年，当无是理。而自乾隆中叶至国父诞生，则未足百年，谓其已传十一世，平均每世相积不及十年，其为无稽，亦不待辩而知也。迳仔蓢与翠亨，本为二村，所谓于乾隆时始自涌口迁至之瑞英公，乃为迳仔蓢孙氏始祖，与翠亨无涉。且为第十一世，非第七世。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载所谓孙总理家谱序云：

    “始祖二三四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大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埗头，乐南居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牛路坟同墓。长子因贼马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

    细考此谱序语意，乐千乐南当日似未必曾以子孙寄居涌口等地，而接邻翠亨村之迳仔蓢孙氏，则为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岁乐南或其兄弟之子孙所谓十一世瑞英公者，始复自外地迁来。所谓号乐南之禘宗公，当与迳仔蓢孙氏关系较深，与今日翠亨孙氏，或无甚关系。国父之十二世祖连昌公，既生于康熙八年，卒于雍正六年，而瑞英公于乾隆三十九年始自外地迁入迳仔蓢，世数早于连昌，而年代则在连昌之后，则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蓢所再迁，亦可知矣。西南党务月刊所载总理家谱序，意者乃原自迳仔蓢孙氏族谱所转抄附益，非翠亨孙氏之固有文献；不然，不应如是抵牾也。

    即退一步，姑承认所谓别号乐南之禘宗为与翠亨孙氏有传代关系矣，而其人亦未必与东莞上沙乡孙氏有迁出关系。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曾载东莞县长邓庆史关于调查上沙孙氏源流之原呈，谓：

    “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似应向涌口村再行详查，方能明确。”

    是乐南之是否出于上沙，亦滋可疑。禘宗禘儿虽名字与别号似为排行兄弟，然一则系统分明，一则似为晚近始于东莞上沙孙氏族谱加入其名者，不足信赖，更可知矣。

    即再退一步，姑承认上沙孙氏族谱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之禘宗为果自东莞迁居中山县涌口村矣，而其人亦未必与国父上世有传代关系。盖自常德公至禘儿禘宗，据孙绳武所列世系图，不过六代，下距第十二世连昌公，其间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则连昌公非禘宗之本生子孙可知矣。既非本生，而又无别种资料足以补其所缺之五代，或证实其所缺失之情窦，则诸人所述禘宗以上至常德公诸代名讳，是否为国父之祖宗，亦滋可疑矣。意者其张冠李戴之类耳。而员头山孙氏世系，亦与国父上世无相为衔接之痕迹，故西南党务月刊所载总理上世迁出源流一案，亦未为援据。余颇疑国父上世实自十二世祖连昌公始自外地移入中山县涌口门村，人以其地先有孙氏居留，而遗留乐千乐南立石之莫氏母坟墓，遂以为所谓乐南者与曾居涌口村之国父上世，有传代关系；并以乐千一名与中山左埗头孙氏始迁祖名禘儿字乐川之乐川二字相仿佛，而乐南又似与中山迳仔蓢孙氏之源流有关，左埗头与迳仔蓢之孙氏均自东莞迁出，从而遂以为国父之上世亦自东莞所迁出。不知年代与世数皆不衔接，欲强为牵合，亦徒见空疏无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