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与评述(H)

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辩正问题

                                   

 祝秀侠

 

    一、引言

 

《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三、四两期曾发表旅美报人（《少年中国晨报》主笔）孙甄陶兄《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一长文，为对罗香林撰《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谓国父家世源自紫金县忠坝公馆背提出存疑辩正。极为海内外国人重视。盖近数十年来，自罗著发表，对国父家族源出紫金客家之说几成定论。后学史家，未敢轻持异议，一以罗氏为史家名家，（亦朱希祖之婿）又以书首序言，均为党国勋耆所撰，尤以哲生先生为国父哲嗣，一经品题，尚有何说。（实则吴铁老一序，当年笔者隶其幕下，原瞩代为执笔，后香林以出版急迫即以自撰序文请铁老签名。哲公一序，亦曾在十年前于哲公从美返台时询及，亦云系由香林自拟稿送签付排。）甄陶兄此文认为罗著证据不足，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与紫金县忠坝公馆背孙氏族谱琏昌公合为一人，有移花接木之嫌，诚为罗著后提出异议之有力辩正。甄陶孙家亦由中原南迁，不仅与国父谊切宗亲，甄陶先德仲瑛先生（璞）亦隶同盟会籍，为南社词人，为中山县革命前辈。甄陶兄对罗著存疑，固非率尔操觚者。去年五月间旅美侨选立法委员潘朝英兄返国参加例会，道及甄陶兄的致意，并谢我曾将其文转载于广东同乡会出版之《广东文献季刊》上。其时台北正召开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中外史学界济济一堂由党史会主委秦孝仪先生主其事，但会中似乎对国父思想三民主义虽各有广泛的研讨，而对国父家族源流并无提及，朝英兄认为国父家世源流不可不求澄清，以昭永久，共商宜请示国史馆长黄季陆先生并约孙家在台后人而谙熟孙族家事掌存孙家族谱之孙满兄叙谈，孙满为德彰公之嫡孙，其父昌亦追随国父，于民六年奉命解押军饷于黄埔海面因公失足溺水殉职。某日，朝英约定黄馆长、孙满及笔者在国宾大饭店二楼茗叙，季老瞩孙满取出家藏孙氏族谱残本说明一切，叙后由笔者与侯中一兄（侯兄曾在南京立法院哲公任院长时追随为交际科长）纪录孙满所述如下：

 

二、孙满先生口述孙氏族谱所载家世源流

 

    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旁征博引，资料丰富，惟认为十二世祖连昌公旧居紫金县忠坝公馆背，后迁徙增城，再迁香山云云，则证据不足，迹近虚构。当年邓慕韩先生（中央党部史料编纂会广州办事处主任）读后，不以为然，乃撰《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曾记民国廿三年我陪同邓主任慕韩赴东莞上沙乡员头山迳仔蓢等地视察该乡孙氏宗祠，邀请其族家及干事取出族谱，翻阅祖先名讳，果有十二世祖连昌公名与翠亨孙氏家谱相符，因之邓先生当时致函西南执行部，证实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是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再迁翠亨的。而且偕同往翠亨村坟地察看时，确有上代金塔（广东对骨灰之称谓）十余个。而先高祖敬贤公及先曾祖达成公之坟墓，则地势较高风水更佳耳。

    忆吴稚晖老先生在民廿九年总理诞辰纪念会上演讲，谓：总理的老祖宗，应上溯到北宋时代的枢密使孙固，到元朝末年，有一个杭州刺史孙常德，是孙固的十五代孙，这位常德先生，到了元亡明初，因不事二主，便从杭州远远迁徙到广东东莞隐居起来，他的子孙一直住下来，到了他的八代孙，（孙固的二十三代孙）又从东莞搬去香山县涌口，再迁翠亨村。稚老的说明国父先世自东莞迁至香山非常清楚。国父自己亦曾自述其祖祠原在东江之Kung Kun村，迁居中山仅数代耳（见美人林百克所撰《孙逸仙传记》，而罗香林认为这个英文村名，不是东莞，千方百计托其友人代为调查，发现紫金忠坝公馆背，有一孙氏旧族谱中，记载有十二世祖琏昌公，遂硬指与我十二世祖连昌为同一人，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竟将“连”“琏”认同，至为牵强！

    再一证据，我家妙茜老姑太所藏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中，所记载的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世祖植尚公以至先高祖敬贤公各名讳，生卒年月日均一一载明，但在罗香林所提出的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谱中，并无十一世祖十世祖名讳的记载，而十二世祖名“琏昌”的连字有玉字旁，显然不同。妙茜老太为国父胞姊，所藏该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用墨笔写于大红色纸上，我曾抄录一副本，为我孙家唯一家传信史。

    我在故乡时，曾听过妙茜老太说这样的一段家世故事：祖父敬贤公以耕读发家，很有钱财，后来因为相信风水，各处找寻山坡佳地，准备迁葬上代祖宗坟墓，所费不赀。又因争山地而涉讼，变卖田产，入不敷出，家道遂以中落。至父亲达成公，亦好风水，终年供养一位来自嘉应州的堪舆先生。各祖先坟墓，都由父亲寻得风水最好之地改葬。敬贤公之墓葬在翠亨村北犂头山南峰，墓门可远眺金星港外诸岛屿，气象壮阔，风景佳幽，地师谓葬后十年，必生伟人。咸丰四年安葬，至同治五年胞弟德明诞生（国父）相距果然只有十年多，而你祖父（德彰公）后来在外洋开垦山林农场，从事牧畜，果然亦成巨富，岂非富贵都应验了吗。在我家孙家，尔应了解此事云云。

关于曾祖达成公迁葬祖先的事迹，尚有文略记云：“兹于前先祖在涌口村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故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犂头尖土名竹篙龙，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扫路道遥远往来艰辛之故，是以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搬迁，以得清明拜扫，来往就近之便也。”

 

三、中共伪中山大学[1]讲师谭彼岸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新证》对罗著提出辩正

 

    一九六五年伪中山大学讲师谭彼岸（中山县人）在学术研究第三期上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一文，根据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对中山家世源流问题提出新的论证。谭君根据一九五一年中山县土地改革中发现旧香山县孙氏祖尝旧租约四张和管公尝旧帐簿一个，对罗香林的说法，提出辨伪。（一）孙中山先生父亲达成公兄弟批垦其十世祖瑞英公迳仔蓢山浦的合约，证明瑞英公迁居迳仔蓢的记载，确为事实，从而否定罗香林谓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与十一世祖瑞英公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蓢迁去的说法。（二）从乾隆八年香山县孙景梅等卖田契约的内容分析，证明翠亨村孙氏族谱的世系及世数无误，十一世祖瑞英必然是连昌的父亲，由此证明国父的上代早在明代已定居香山县，所谓紫金县忠坝公馆背琏昌为翠亨村始祖之说不能成立。（三）除连昌和琏昌类似外，翠亨谱十二世祖有八房（连富、连德、连昌、表腾、廷尊、□□、表国、表生）。紫金忠坝公馆族谱所列只有四房，（道元、琏盛、琏昌、琏桥）。翠亨谱十二世三个人名均用“连”，而忠坝公馆谱三个人名均用“琏”，此琏昌非“连昌”，罗氏强合为一人，切去翠亨谱十二世祖以上所有列祖，而以忠坝公馆十一世祖接上去，遂谓瑞英公与连昌非父子关系，构成移花接木的中山世系。

兹将谭文从原简体字复原摘录如下：“一九五一年广东中山县在土地改革中，发现旧香山县孙氏祖尝田契四张和管公尝旧帐簿一个，这四张契约包括乾隆八年孙梅景等卖田契一张，同治二年孙达成兄弟二人开荒合约一张。同治三年，孙达成兄弟三人开荒合约复本两张，原归翠亨村中山故陈列馆保管，因同治三年的合约有两份，该馆把其中一张赠给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堂，其余三张，去年由中大历史系从中山县借回来，感谢他们将这些资料提供我写成这篇文章。

“这四张契约和帐簿的发现，为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情况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使我们充分证据指出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关于国父先世自紫金迁来说不能成立，同时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资料。罗氏考证国父家世自紫金迁出，这个大胆假设，和一九四一年在紫金县所发现光绪二年重修孙氏族谱所载：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遂牵合武断说：十二世祖连昌与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皆一一相合，而年代相符。按琏昌居增城，本应追查增城孙氏族谱，以求解决这个“未知”，因为二者世数虽然相同，但琏昌与连昌，字形小有差异是一问题，更重要“连昌”世居香山涌口村，而琏昌迁居增城以后未知，是否定居或迁香山县，罗亦未知，可是又凭琏连字音大体相同，就推翻翠亨孙氏谱全部世系，否定孙中山十一世祖瑞英的记载，谓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断言瑞英迁迳仔蓢一事，实为录自迳仔蓢孙氏族谱，又指出翠亨村孙氏族谱除十二世祖连昌公以外，似皆为迳自别传抄入，非其固有世系。罗氏的逻辑是：翠亨村孙氏族谱十二世祖连昌公以外为真，十一世祖以至始祖常德公为伪，同一族谱世系有真有伪，这是不合传统的谱乘的习惯，特别在相联的两代而有一真一伪更不会有这样的糊涂事！

    “根据新发现的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孙达成兄弟批垦其十一世祖瑞英迳仔蓢山浦的合同，证明瑞英迁居迳仔蓢的记载确是事实，现再把两个地区的孙氏族谱中的十二世祖对照一下：

    翠亨孙氏族谱：连富、连德、连昌、表腾、廷尊、□□、表国、表生。¾¾八房。

    紫金忠坝孙氏族谱：道元，、琏盛、琏昌、琏桥。¾¾四房。

    “由此可见翠亨谱十二世祖有八房，而紫金忠坝谱只有四房。罗氏强合琏昌连昌为一人，便切去翠亨谱十二世祖以上列祖，而把紫金忠坝谱十一世祖接上，构成有尾无头，移花接木的孙中山世系。

    “古代汉人重谱牒，宗法为重。十口相传的近缘世系，不会有误。如果凭一条不可靠的材料妄图推翻孙中山家世源流，另选一套，这是毫无意义的。

    “现更利用新资料，提出可无反驳的证据以辨罗说之伪，兹抄录乾隆八年香山县孙梅景等卖田契如下：

    “立卖田人孙梅景、梅占、云灿，今因无银争山米饭应用，众议愿将容窝祖遗下尝田，上税四亩，土名横坑，出卖与人，取银应用，托中人谭恒玉引至房亲孙廷尊，逈千二人出头承买，依口酬还时价银壹拾陆两正。四家允肯，五面言定就日立契期，银一色在众交足。梅（景）云（灿）二人亲手接回应用，税现在本户孙通办纳。立契之日，交孙廷尊逈千批耕管业，不干众人之事。此田明买明卖，不是债利准拆并非信写等情……恐口无凭，立明卖契写照。乾隆八年十二月拾柒日立卖契孙梅景梅占云灿等乾隆九年七月十二日纳税讫，见银作中人谭恒玉（押）。”

    “原件书写四至，年月处有汉满文方形朱印及香山县字号骑缝和朱印。据翠亨村孙氏族谱，知道契上的容窝为孙中山的七世祖，葬涌口村，廷尊为孙中山的从十二世祖，是连昌的胞弟，逈千为孙中山的直系十三世祖，田契的发现，证明翠亨孙氏族谱的世系及世数无误。容窝为廷尊逈千的七世祖，在明嘉靖已迁居涌口村，十一世瑞英必然是连昌廷尊的父亲，孙中山的上代早在明代已定居香山县大字都，紫金忠坝公馆琏昌为翠亨村始祖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总之，根据家族口传及族谱记载，再证之旧契约，足以充份推翻罗香林的考证，把孙中山家世还其本来面目。”

 

五[2]、关于国父家世文献史料亟应认真整理以成信史

 

    由于国父家世源流考证问题，使我们联想到国父年谱传记等问题，至今迄无一本正确完整的传谱，党史机构出版的年谱长编，多年以来，仍未能成为修订确定的正史，近年朝野举行过几次现代史座谈会，也邀请了许多中外史学家座谈研究，谈及并提出许多民国史研究所遭遇的困难与未来发展的方向。这都是需要史料主管机构和全体史学研究者的努力的。

且舍民国史不谈，单就国父生平及其家世文献而言，应有丰富的史料珍藏于史料主管机构，何以至今仍未能整理出一本正史初稿出来，据史学家吴相湘先生言，大陆近年正积极编辑民国史，也曾刊行《孙中山年谱》，且已由华盛顿中国资料中心复印发行，于篇首加一英文引言说明，谓大陆已将中山先生的生平研究列为最高优先（见本刊三十七卷一期吴氏《国父年谱要认真改编》文一）。中共对国父生平研究及篡改民国史当别有用心 [z1]  ，可置不论，但我们要认真完成国父家世、年谱、传记的工作，却是每一个中国炎黄子孙所切望。我十分赞同吴相湘先生的话：“至盼国史馆及党史会迅速集中一切人力物力，立即开始搜集研究新史料，国父年谱必须如此彻底认真，才能将孙先生平凡的伟大呈现于国民及世人之前。”

 

据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1982年11月。

 

 

孙中山先生家世辩争平议

 

钟正君

 

史家考证几种争议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上世究竟是从江西直接南迁广州府属的东莞、中山？抑从江西东迁福建汀州，再南迁广东嘉应州，又再南迁增城、中山？是国人争论而有待继续探考的问题。  国父在世时，此问题并未有人注意，国父去世之后，中央着手编撰国父年谱初稿，时值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姓，争认国父上世系由其乡迁出，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党国元老吴敬恒以及胡去非、邓慕韩诸先生，对此均有论述，但互有参差，意见不一；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乃就诸人所说，加以综合研究，并就有关各地，广事征访，探求事迹，深入研究，穷十年之血汗心力，于民国三十一年秋发表其研考结果之《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付梓问世。说明国父上世系由江西宁都迁福建汀州河田，再迁广东长乐琴江都，即今紫金忠坝，又再迁增城、中山。此说一出，竟引起邓慕韩先生的不悦，对罗肆意谩骂，并发表《〈国父家世源流〉正误》一文，冀以推翻罗说，并诉之国父哲嗣孙科先生，希望支持其说，孙科先生未予采信。民国六十年，孙科先生手撰《八十自述》，将罗香林先生考出之世系冠于篇首（《八十自述》是孙科先生自己动笔，非他人代撰。手稿经由钟天心先生亲送国父纪念馆珍存），至此国父家世源流问题，应属尘埃落定；惟自孙科先生及罗香林先生先后谢世之后，又有中山孙甄陶先生重提异议，番禺祝秀侠先生亦有文提出意见，研讨《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及《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辩证问题》，两文主旨，均在谋推翻罗说，孙甄陶先生说罗牵强附会，使国父世系成为一个移花接木之世系，秀侠先生文拥护其说，认系罗著发表后，提出异议之有力辩证。兹将两文所提，加以研究分析，籍以就正高明。

 

对孙甄陶文的研释

 

    一、美人林百克所著《孙逸仙传》国父口述家世，是罗香林先生研究本问题的线索，也是确定国父上代由东江公馆村迁出来的根据，关系非常重大，该传内记国父口述原文为“Choy Hung…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 and the birth 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 I say  immediate forebears,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Choy Hung.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依原文直译，应该是：“翠亨诚然是我与最近的几代祖先出生的乡村，但我们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家屋及祠堂，则在东江的公馆村。”孙甄陶先生文亦首先提出此点来，欲图推翻罗说，他的理由第一是：假定Kung Kun 为“东莞”而非“公馆”，Kung 字头一个字母为T误K，系手民之误。实则K与T字形不相类，误植之可能性至微，罗著已有详说。第二他说东莞亦属东江，且强调为东江主流所经，其为东江属县，自应毫无疑问。不错，东江下游是经过东莞县北，不过东莞地域已在珠江三角洲内，县境大部份在珠江流域，南、番、东、顺各县境内，均不少通入珠江的港汊，密如蛛网，大概就是珠江得名的由来，甄陶先生为了使国父的说话尽量适合他的意想的要求，乃将译文颠倒并添加“水域”字样为：“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在原文中没有“水域”字样，可能甄陶先生明知东莞系东江水域县份，县北虽为东江下游所经，但东江为构成珠江三大主流之一，愈在下游，愈是珠江范畴，故变更国父说话语气，添加“水域”字样，导人入迷。至其举国父实业计划，谓国父对东江与东莞之关系了如指掌，此亦不能说其上祖即由东莞迁出，盖其对东方大港与北方大港之河汊亦了如指掌也。

    东莞、中山两县，系隔水相望之比邻县份，如果国父的祖先是从东莞迁出，以国父语言文字之简明扼要，只要说从东莞某乡村迁来便可，绝不会再提“在东江”字样那样衍赘；惟有距离中山较为遥远之紫金，才有指明方向在东江之必要。又东江源出赣南，经和平、龙川、河源、紫金、惠阳、博罗、东莞等县，汇珠江入海，在博罗以上直至赣南，均为客家人聚居地域，又紧靠纯客人居住的嘉应州，所属五华、兴宁等县人士要赴广州，均经东江搭船顺流直下，广州市中由东江来的人，绝大部份是客家人，可以说“东江人”就是代表“客家人”。一般来说，言东江绝不包括广州府基本县的东莞。所以国父特别提到的“东江”，必然是指客家地区无疑。又“东江”一词，虽是河流，也带点“方向”的意思，所以东江所指，不单东江沿河各县，即连嘉应州所属各县亦包括在内。

 

是否客家人的探讨

 

    二、甄陶先生对琏昌、连昌罗说同属一人之六点质疑评释：

    （一）“琏”字与“连”字各异  一般中国人均信“玉”能避邪招福，故常佩带玉器，名字亦多加上玉旁，琏字一般字典辞书注释多为：瑚琏为上古祭器，同连字。所以罗说为是。

    （二）世次相同不足为奇  名字、世次同为康熙时人，东江公馆村与紫金公馆背村，及时代背景五者均同，则难能有此巧合，足为奇矣。

    （三）流离状惨，琏昌公难免已转死沟壑  增城在清初为盗匪渊薮，居民多弃田徙避，康熙时寇患渐平，乃引致英德、紫金等县人前来垦殖，琏昌公亦离乡前往。紫金距增城不过二三百里，路途并非遥远艰难，一个乡下壮男，绝不致脆弱到转死沟壑。

    （四）连昌公到中山涌口开基后，为何不与紫金忠坝族人联络  连昌公到中山涌口，是定居，说“开基”似太严重。他之未与忠坝族人连络，第一、可能因与父兄参与抗清义师失败，为避祸而离乡，自未便将行踪暴露。第二、因其兄琏盛未传，其弟琏桥亦远走他乡，故乡已无至亲之人。第三、连昌公只身到中山陌生地区，忙于立身维生，非已发财致富，又非贵显光荣可夸耀乡里，自无与乡人连络兴致。第四、如连昌公读书无多，写信不易，加上当时邮传不便，自难与故乡连络。第五、鼎标公系抗清著名人物，紫金忠坝为义民抗清大本营、根据地，为免招祸，自不便列之家谱祀之祠庙。

    （五）国父未尝言其上世源出客籍。客家人自中原辗转南迁，到每一地均为后至，常受当地先至者之忌视，广东在清末民初，便有多次广府人排客风波，所以客家人到广东省会的广州市，多不言自己是客人；又洪秀全率客家子弟奋起革命，客人被清廷视为叛逆，为免招祸，亦为讳言客人之原因。国父以中山人奋起革命，自须获革命策源中心地广府属人的支持协助，自不宜随时随地言及上世根源，以自树藩篱，招致阻力，减少革命实力；但亦非绝未言及，当广州新军起义时，他便对姚雨平将军说过他上世来自嘉应州，民九到潮汕检阅粤军时，顺道到梅县松口拜会谢逸桥、谢良牧兄弟时，亦曾对当地晋谒他的父老言及他是客家人，特少为人知耳。至客籍社团特予招待开会欢迎一节，一因罗著未发表前多未知国父是客家人，二因当时极少此种风气。更有为甄陶先生告者，胡汉民先生，人均知其为番禺人矣，又安知其祖若父，亦为江西南部庐陵县客家人（见世界客属总会所存文献），胡先生亦绝未对人言及。

（六）连昌公迫于生计，应投向增城客人聚居地求助，为何舍近图远而至中山沿海，非人情所近  连昌公赴增城垦殖未久，值政府宣布沿海复界，奖励人民前往，增城已非沃壤，根基又未深植，自然便是最适宜于再迁的人，何况客人南来多居山地，渴慕沿海土地的肥沃，连昌公只身在增城，自非为顾目前生活，而是要展望未来，有此良机，当然欣然毅然前往。

 

对祝秀侠文的评析

 

    一、孙满先生所提意见

    （一）孙满先生说：“民国廿三年陪同邓慕韩先生赴东莞各地视察孙氏宗祠，取阅族谱，果有十二世祖连昌公名，与翠亨孙氏家谱相符。”连昌公既然非由东莞迁往中山的始迁祖，出生在中山涌口，为何在东莞孙家的族谱中又有连昌公之名？此点有些使人不解，难道由东莞迁往中山的孙姓，仍按期将子孙名单送东莞老家上谱？不知是否尚有所谓连富、连德等名字否？   

    （二）关于吴稚晖先生所提入粤孙氏远祖孙固及孙常德一点，业经罗先生分析不是国父先祖，罗先生意见且经吴先生审查认为正确，亲自主持颁奖给罗先生。更有请孙满先生注意的，则是哲公对此问题，数十年中，不知听过多少意见，看过多少文籍，到晚年手撰《八十自述》时，仍将罗的考证郑重列诸篇首，且特别声明：“我的祖先都是深明民族大义，很重气节的。宋亡，则不仕于元；明亡，则不仕于清。到了抗清兵败，就干跪隐居起来，过着耕读传家的生活。这种屡世相传的民族大义，对国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后来之所以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帝制，一方面固然是受当时环境所刺激；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祖先遗传的结果。”其中有“宋亡，则不仕于元。”一句，孙满先生如果谬然确认做过元朝杭州刺史的孙常德为祖先，那哲生先生便不好交代了。至Kung一音之为“公”而非“东”前面已有释说，目前坊间英文译音字典，一翻便见，尚再牵拉，便无意义。

    （三）民国廿二年九月，罗先生到翠亨拜见妙西姑太时，取阅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据述首页第一人即十二世祖连昌公，并无瑞英名字；达成公迁葬之列祖坟墓，即连昌公以下坟墓，亦无瑞英坟墓（达成公且在家谱中注明：“兹以前，先祖在涌口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之坟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犁头尖土名竹篙龙真武殿安葬”）。今孙满先生则谓纪念簿载有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世祖植尚公，与罗说大异，罗说在其专著中公开发表已数十年，如有不实，在当时孙满先生事关自己祖宗，为何不设法纠正？孙满先生又谓廿三年偕同邓慕韩先生到翠亨村坟地察看时，确有上代金塔十余个。文中虽未说明是谁人之金塔，但意思则在证明上代系由东莞搬来，是自己祖宗金塔。金塔系未下葬之骨罐，达成公明明谓一切祖坟均已在真武殿安葬，为何尚有十余金塔？如果真有金塔，而达成公未予安葬，那一定不是达成公上代祖先的金塔，而是别房别派的。

（四）孙满先生提到妙西姑太所述敬贤公及达成公均相信风水，终身供养一位来自嘉应州的堪舆先生，各祖先坟墓，都由达成公寻得风水最好之地坟改葬一节，除了可以证明系上段所述尚有十余金塔之言有待考究外，对国父上代家世亦极关重要。因为客家人系举家远从中原辗转南迁的汉族正统，万里关山，不知经过多少崇山峻岭，眼看着起伏的山峦，即意会到动物的各种形象，配合着重视祖先的伦理文化，养成了相信风水的习惯。敬贤公与达成公熟知其祖先来源，承袭了此种习性（广府属人世居广大平原，大多少此习性），而供养了来自嘉应州的地师，可能就是因他们知道祖先便是来自嘉应州，所以相信嘉应州籍的地师的缘故。

 

谭著新证价值之辨

 

    二、谭彼岸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新证》评释

    谭某之文系为被罗氏推翻诸说求翻案，所以其依据的，仍为罗氏认为有自别谱抄入混杂的翠亨孙氏族谱，及一九五一年，中共在广东中山县土地改革中所发现的孙梅景等卖田契一张，及达成公兄弟开荒合约原约一张，与复本二张。关于翠亨孙氏族谱方面，谭某所称十二世祖连富、连德、连昌、表腾、廷尊、□□ 、表国、表生八人，不知是否在谱中列为十一世祖瑞英公之子，在罗著中未见提及，谭文亦未提及；而在此八人中，前三人共一连字，后五人有三人共一表字，一人失名，一人为廷字，如此杂乱，且有八人之多，与国父上代甚多单传，顶多三人者，颇不相类。似拼凑成的，或非一人所生，而连富、连德等有无子孙？其状况又如何？实值得深入研究。罗著发表后，倘有连富、连德、表腾、廷尊、表国、表生等七人中任何一人的子孙，出而指正罗考的错误，则罗说早就立脚不稳，无须诸公费那么大的力气去力谋推翻罗说了。但是直至现在，仍未见连富等人的子孙出面说话，转使人怀疑连富、连德等是否真有其人？自不足以动摇罗说。此其一。谭文中仅提及达成公兄弟开荒合约字样，此外未有半句叙说，亦未见合约原文，秀侠先生或许已看过其全文，代谭说明为：“孙中山先生父亲达成公兄弟批垦其十世祖瑞英公迳仔蓢山埔的合约，证明瑞英公迁居迳仔蓢的记载确为事实，从而否定罗香林谓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与十一世祖瑞英公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蓢迁去的说法。”客家人子孙，因流徙异乡，所到之处，均无现成田产，开荒开垦，已成习惯。达成公家到翠亨虽有数代，但仍感耕地不足，所以仍向邻村迳仔蓢批垦土地。照一般乡俗传统，假如瑞英公系达成公的直系祖宗，则对祖遗土地，分地承垦便可，无须订约批垦；订约批垦，系对别姓别房手续，似可证明瑞英公非达成公之上祖。瑞英公迁居迳仔蓢的事实，罗先生并无否定之词（罗考定瑞英非连昌公之父，是因连昌公系康熙时人，瑞英则是乾隆时人），此不足否定罗说。此其二。孙梅景等出卖祖遗尝田，此有两点研究：第一、容窝公如果是逈千公直系的七世祖，则其尝田，逈千公有承耕权利，承耕便可，又何为出之买卖？逈千公与孙梅景等已同为容窝公子孙，那田又是尝田？而不是分与孙梅景等的田，为何一个是卖主一个是买主？此点只可证明逈千公非容窝公派下子孙，不妨碍罗先生立说。第二、与逈千公合买容窝公尝田的孙廷尊，如不是谭某为推翻罗说而特意虚加，则孙廷尊究竟是什么身分？倒是很值得研究。因田契中没有说明，而其名字列在逈千公之前，说是逈千公之叔或兄，则翠亨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未载，如只是逈千公同族别派较要好之亲房，则又很少有合买田地可能；果如谭某所说系逈千公之胞叔，亦即连昌公之胞弟，则对罗的考证便构成莫大的威胁，甚而可因此而推翻其说。但如说容窝公是国父的七世祖，在明朝嘉靖年间，便已迁居涌口村，则国父对林百克所言在中山只有少数几代之说，又作如何解释？国父向来不打诳语、不说虚话，此又关涉太多，容当另加研究，再作详论了。

以上分析，系因甄陶先生与秀侠先生两文，均偏重推翻罗先生的考证，而罗先生业已作古，无所申说，故本文以不忽视罗的成就来评析，如此才能得其均。倘蒙甄陶先生及孙满先生进而匡教，则事实愈辨而愈明，必能对国父家世之探考有所助益，此亦抛砖引玉之意也。

 

研究工作更进一步

 

    罗香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付梓问世后，数十年来，虽间有异议提出，要不能撼其立说，故能使广识明智之孙哲生先生，终其一生坚信罗之考证为确实。虽然如此，但琏昌公在增城之状况如何，由增城赴中山之经过又怎样？等等，仍应作进一步探考。今甄陶先生认识此事之重要，重提研究，自属有心人，值得钦佩；其所提研考途径，亦多有价值之意见，值得重视。

    不过甄陶先生自称与罗教授为知交，且谓罗曾两次持赠该书求指正，而甄陶先生在其生前既无一字提供其参考，在其死后又苛责其作品若是，两不相称，令人慨叹！

    翠亨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为罗氏考定连昌公由紫金、增城迁至中山之依据，关系非常重大。罗先生谓该纪念簿首页第一人即连昌公，并无瑞英名字，且曾一再公开提出，孙满先生事关自己祖宗，当时既无只字提出异议，到罗去世才谓自己抄的副本，有十一世瑞英公及十世植尚公，当年尚无影印机，两人所抄亦难辨别真伪，而妙西姑太所存原本，今落何所，又不可知，如已失落，则永成疑案。罗先生根据国父所言而采集资料作考证，相信其并无私心，亦不会存心作伪，祝先生之文如记录不讹，则孙满先生谓其“千方百计”“虚构”，亦属过当。孙满先生系达成公传下系列的长曾孙，对上祖来源的考证，有比治平、治强诸先生更为重要的责任，希望能整理保存现有的各项资料，搜求更充分的有关资料，虚心作再进一步的研考，以是正祖宗根源。末学与治平先生为素识，与治强先生亦有一面，尔后有机，亦当拜会孙满先生，以求教益。

国父家世之仍当继续探考，自属无可置疑之事，但应以求“真”为鹄的，我们大多是纸上谈兵，没花过多少功夫，罗香林先生则付出过十年血汗与无限心力，所以其研究之成就，不必一意求推翻（凭意气求快一时，于事无补），而应作为再进一步研考之指引；不过在多难的国家当前环境下，研考此问题之道路，更为崎岖坎坷，诚如甄陶先生所言，大陆粤东沿海各地，自中共统治后，宗祠多已改作公社，祖先牌位及族谱已遭毁灭，坟墓多被破坏发掘，[3]欲更进一步考证国父上代世系，更为困难，虽然如此，但此项工作十分重要，仍应突破困难，积极筹划实施，并应吁请党史会及国史馆董其事，才能期其有成。秀侠先生望重文坛，出而号召，当见功效。本文成于仓卒，其有语言失谨，开罪于甄陶先生及孙满先生之处，还请海涵赐谅。

 

据台北《中外杂志》第34卷第2期，198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