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与评述(K)

孙中山系同何门？

¾¾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三大错误

 

谭彼岸

 

一、“阐发详确”并不真确

 

德绍江东传岭表  泽由莞水播香山

五世箕裘开莞岭  三房俎豆贡香山

    史学家罗香林于一九三三年著《国父家世源流考》，经抗战时期教育部全国学术审查委员会评定给二等著作发明奖。出版时，罗香林又代孙科撰序文，自我肯定己著为“阐发详确”。《国父家世源流考》有两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一方面说孙科自己承认祖籍在紫金县——“国父之家世源流，自仍以余书所已考定而经哲生先生认为阐发详确者”[1]。另一方面说“中外言国父家世史实者，始多以余书为依据”[2]，如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卷首世系表全录自罗书，此年谱代表党史立场，最重要的是美国犹他州摩门教家谱学会(Genealogical  Department)把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编为一一四四号码[3]，经过电脑贮备书中孙中山客家源流资料，一按电钮即可查得，日本方面也强调孙中山为客家人的革命英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4]。

    中外既然一致采用罗说，于是一代革命家生前并不表示自己家世为客家，死后由于罗香林教授误认琏昌即连昌为香山县翠亨始迁祖。四十多年来，孙中山被宣传为客家先贤。

    近三十多年中山县陆续发现有关孙中山家谱文物的新资料，学者始根据新发现资料，揭开“阐发详确”的非是，用充分证据否定紫金县公馆背孙琏昌（改连昌）作为香山县翠亨村始迁祖说，可是正在展开有关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争辩的时候，孙中山的儿媳孙陈淑英用国父家属代表名义，分别致函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和《广东文献季刊》，声明继承其先夫孙科《八十述略》所坚持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客家源流说。

    孙中山是不是客家，可以从他的家庭旧习惯传统来探讨。

台湾庄政看了孙陈淑英自己承认为紫金县祖籍客家，特别跑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探望她，问有关家世源流的客家问题，她说：“我不能说国父一定是客家人，也不能说一定不是。”[5]可见她还是采取存疑的态度。

 

误把琏昌当连昌

 

    但在孙氏老辈妇女的家庭传统，存在妇女缠足和客家人通婚问题。孙母杨太夫人要为女儿缠足，女儿感到很痛苦，少年的孙逸仙恳求母亲不要迫姐姐缠足，杨太夫人答道：“如是，则人以为客民矣。”从这一件事说明孙中山并非生于一个传统的客家家庭[6]。又卢太夫人极力反对女儿金琬与客家人戴恩赛结婚，如孙中山是客家人，夫人必不干涉女儿婚事。

    上述孙科“终其一生坚信罗之考证为确实”[7]，是从学术二等奖而言，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是否考证确实呢？就罗香林自己的话说：“今按国父先世，既未必与左埗头孙氏为同一本源，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则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埗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为同属一人，亦未必片言肯定”[8]，可见罗氏自我肯定的“阐发详确”，应打折扣，就他所使用家乘文献而论，只以妙茜姑太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同房）为依据，断自十二世祖连昌，没严格区别同姓名例，彭作揖辑《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所收姓数共四百零三姓，名数约一千六百名，人数约五万六千七百人，得出一条同时同姓名易混淆的通例，举出中国大陆东北有十六个李芳，多属生存，且多为县长，常常弄错，此名虽同而实异[9]，不可不细辨，琏昌与连昌不能看作同名，因有“同房”限制，这是第一点不忠实。

    孙中山对友人林百克回忆重修宗祠的事：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o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East River.（即“吾族的宗祠在东江Kung Kun的乡村”）。述Kung kun的乡村重修宗祠的事，必然指十八传同“德”字辈裔孙所闻的原籍东莞上沙乡大宗祠落成一事，同时左埗头有小宗祠，舍此小大宗祠的宗法联系，日求其Kung Kun对音密合“公馆背”，未必正确。

    史学大师陈寅恪说：“用对音研究古地名，是很危险之方法。因为两千年的中外古音，都是不易确定的”[10]，同样近人放音因人而异，用拼音亦不相同，同一人拼音因事过境迁，亦不易识，按公馆背与非标准拼音Kung Kun的偶合，尽猜想之能事，那是很危险的事！

    林百克原文为The village ……is at Kung Kun，而罗香林简称为国父对林百克所言家世，既明谓家庙在东江Kung Kun village[11]，原义为家庙在东江Kung Kun的乡村，绝非Kung Kun村，而是背或排。背与排的土名单位，考究起来，绝不等于村的单位，四川重庆附近有个山区叫“北碚”，“碚”即四川土音的“背”字，两者相通，北碚不可以作北村，犹如公馆背不可以作公馆村一样。“孙屋排”乃袭瑶族石牌（排）的旧地名，排与牌相通，两个或两个以上族系的村寨联合订立石牌制。盘村瑶族大寨十四村石牌五百四十石排，是牌即排[12]，这是第二点不忠实。

    试列举紫金县的地名级次如下¾¾（一）紫金县、（二）忠坝、（三）孙屋排及（四）公馆背。

    东江流经不是第一级地名紫金，第二级地名忠坝，第三级地名孙屋排，而是一个穷山剩水的公馆背。这个公馆背，在没有发现光绪二年公馆背孙氏族谱以前，连罗香林教授也不知道的小山区，很难想象出自一个奔走革命的政治家口中，说公馆背就是孙中山口中的Kung Kun，有是理乎？为什么四级地名，不举紫金县、忠坝或孙屋排，独举罕僻的公馆背？罗香林教授解释道：“夫亦正唯国不举显著易明香山县各孙祠与地区相接之迳仔蓢祖祠，而反举声名不显之东江公馆家庙，则更可确知国父所述为绝对可信赖”。公馆背即Kung Kun的对音，显然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况且香山连昌葬涌口门，与增城琏昌“于后未知”，不是同一人的同姓名，连昌的独生子十三世迥千于乾隆九年与从叔廷尊共同承买七世祖容窝在涌口门祖尝田的税契发现，廷尊与连昌非同房十二世祖，连昌又有“同房”在香山境内，迥千与廷尊的亲属关系，足以否定增城琏昌即连昌的论断。

 

深入考证免以讹传讹

 

    其三，房份坐标不忠实。列坐标系如左：

世系（十二世）

                    一房    二房    三房

紫金县公馆背房份    琏盛    琏昌    琏桥 

 

香山翠亨村房份      连德    连富    连昌 

 

    翠亨十二世连昌，系第三房，公馆背琏昌迁居增城“于后未知”，琏昌二房与连昌三房，不同年生。又多一偏房，故不能看作同一人；况父亲家长制下的命名父命名子继，绝不可以随意而去偏旁，这是第三点不忠实。

    “琏昌移居增城，于后未知”。翠亨村孙氏“列祖生殁纪念部”（同房），断自十二世祖连昌，未注明从增城迁来香山县涌口门，由于琏昌与连昌相似，便推测琏昌即为连昌，连昌葬涌口门，于是又推论琏昌亦迁自涌口门。试问琏昌在“于后未知”的情况下，怎样知道他一定迁去香山县涌口门？由增城至香山，其间相隔如何沟通，没有任何材料可作佐证，“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13]，孙甄陶先生指出：“据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所记，仅言：‘十二世祖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如此而已，而罗教授谓其‘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此话若非假设，即属臆说”[14]。何以增城去紫金县较香山为远，而离香山较近，为何琏昌移居香山，代代相传，竟忘记其出发点，两地相隔，而无一桥梁为之沟通可乎？

    梁启超论史德，强调史学家要心术端正，对史要忠实，怎样才做到忠实呢？“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客观态度，不丝毫参照自己的意见便是”[15]。综合以上三点不忠实的叙述，就再不能承认罗氏原著为“阐发详确”：孙科生前学术观点未能及见其祖父达成公的三份契约，核对正谬，晚年《八十岁感言》又由别人代笔，重复此“阐发详确”。而后人却把“阐发详确”继承下来，自己承认是紫金县公馆背孙鼎标之后，不见十七世祖达成公等三份契约，更见不到孙中山回左埗头谒祖照片，嗣孙寻绪，现在是推翻《国父家世源流考》，恢复家世以慰先灵的时候了。

罗香林教授为史学名家，精于唐史与家谱学，倘无中外的偏见以蔽其学问，深信会察觉乐安孙氏族谱的源流，本不分畛域，紫金县公馆背孙氏十二世祖琏昌二房，迁居增城“于后未知”，与翠亨村《列祖生殁纪念部》（同房）十二世连昌三房，虽同为“德绍江东”¾¾富春孙权之后裔，两人非同年出生、非同姓名，必能分辨两地不同支派。直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使其考据之学在孙中山家世源流研究上，并未发生自己所预期的作用，而且视琏昌（二房）“于后未知”作为连昌（三房）“同房”的同义语，即铸成大错。古希腊哲人有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辩“阐发详确”的谬误，则人人有责。为公为私，纠正愈早愈好，庶几谬误得以停止流传。

 

二、国父谒祖祠照片重见天日

 

    左埗头、迳仔蓢与翠亨村的宗亲与地缘关系，是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重要依据。但罗香林教授附会紫金县公馆背十二世琏昌作为香山县翠亨村孙氏始迁祖，同时分割翠亨村孙氏与左埗头、迳仔蓢的宗亲关系。他说：“近人之追记国父家世源流者，每谓国父上世，实自东莞之员头山或上沙乡所迁出，此盖以国父上世一度居住之涌口门村与左埗头相接，其后所迁处之翠亨，又与迳仔蓢村相接，而左埗头与迳仔蓢之孙氏，则为自东莞所迁出，以居地之相近，或以为即同出一源。而普通人士之所谓总理家谱者，又为混合中山县迳仔蓢、左埗头二地孙氏源流与翠亨村孙氏一部分传说而成之文籍。资料之条统既不明备，依之以绎之世系，自亦难符。”[16]

    现在根据新发现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足以辩正上述论断的错误。先述孙中山回左埗头谒祖祠的照片，而后论述达成公批垦迳仔蓢瑞英祖山埔《合约》与家世源流关系。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孙中山伦敦蒙难时，曾向清朝驻伦敦的使馆人员自述原籍左埗头（原作早埔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大总统职，回广东视察，在广州参加广东孙氏宗亲欢迎恳亲大会摄影留念，坐在第一排正中，全体宗亲共一百九十余人，包括乐安孙氏宗亲，不分宗派与畛域，是一次宗族的团结大会。

    同年五月二十七日，孙中山自香港经澳门抵香山县翠亨村，在故居停留了三天，他亲率随员到左埗头谒小宗祠探访宗亲，在孙氏宗祠内祭祖完毕后，与宗亲五十余人坐在神主殿前正中摄影留念。神主牌垂直斜面排级，最高神位前挂大灯笼，瓦檐张结彩灯，作波浪形。孙中山留胡须，脱草帽坐正中，左侧的士女头戴西帽身穿西服白衫黑裙为女秘书宋霭龄，坐右边的少女为长女孙瑗。

    这一张底片原是中山县严炳枢夫人孙女士从左埗头带回三藩市湾区，交程贞可先生晒相，我知三藩市有两个人保存这幅照片，可惜现已散佚了。这一幅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这张照片的发现，可以根本上否定孙科自己承认为客家源流的讲法，孙中山用祭祠仪式及亲宗的活动照片，声明先世非客家系统，为七十多年来孙中山文物的大发现，值得大书特书。

    左埗头孙氏究竟与翠亨村孙氏的关系怎样呢？翠亨《孙氏家谱》载：“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麦）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住左埗头，乐南居住涌口。”[17]

    孙中山自称迁自左埗头，据东莞县调查上沙乡孙氏源流，“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有禘宗，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华祖起至禘儿祖为止，不见禘宗牌位”。 禘宗迁居涌口村，生终年月无考，墓碑只题“明孙公”，而无其名，入祠神主有困难。至左埗头乐千裔孙东莞上沙孙氏大宗祠落成，撰送贺联两副，很可能与乐千入祀牌位同时进行有关，禘儿、禘宗两房在香山落籍，是无可怀疑的，邓慕韩以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主任名义，曾亲到左埗头查核族谱与神位，致西南执行部函云：“总理家谱所载六世祖礼赞公，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长子乐千居左埗头，次子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蓢，再迁翠亨。查核与左埗头族谱及神位，实同一本源。”[18]

    所谓“同一本源”者，实指左埗头小宗祠同奉香山始迁祖六世礼赞为始迁祖，左埗头与东莞上沙孙氏同源，孙中山就近到左埗头谒祖祠，证明邓慕韩到左埗头调查“同一本源”确实不移，有力地驳倒翠亨孙氏家谱是拼凑左埗头与迳仔蓢两地文籍而成的谱牒。

 

溯本追源至三国时代

 

    孙中山祖祠在香山县的分布，涌口村早已有祖祠，据《孙氏家谱》载“十世祖考毓表，妣梁氏安人葬于香山四祖祠左侧”，可知清初已建有孙氏祖祠，在翠亨村附近也有孙瑞英公祠，两扇石门联为东莞上沙乡宗亲所撰。此祖祠孙氏族人“孙社正（经常得澳门卢太夫人的教益）小时又到过瑞英公之祠堂”[19]，左埗头孙氏祖祠奉祀始迁礼赞及乐千一支列祖神主，香山所有的祖祠，都是小宗祠，与上沙大宗祠互为宗法关系。上文提及林百克纪录孙中山回忆东莞上沙乡大宗祠重修落成时的英文意译为“我们的祖祠在东江Kung Kun的乡村”。开智书局译本《孙逸仙传记》把Kung Kun误译为“龚公村”，原意指东江经流一个县止Kung Kun，并非一条村子。孙中山回左埗头谒祖是小宗祠，而在Kung Kun为大宗祠。罗香林教授考证“Kung Kun之Kung声母从K，至东莞之东，拼音如Tung声母从T，K与T，绝不相混。如别无资料得以证明林氏以K为T，或以T误K，则Kung Kun一名绝非东莞英文拼译”[20] 。脱离香山小宗祠与东莞大宗祠的宗法关系，把公馆背或孙屋排错误地当作“村”，以公馆背作为Kung Kun村的密合地名对音，是毫无根据的。

    林百克《孙逸仙传记》著作的时间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间，距孙中山回左埗头谒祖有七年时间，林百克所述“祖庙”在Kung Kun，不可以任意找什么密合地名对音，实指东莞上沙孙氏大宗祠的重修，光绪年间，东莞上沙乡孙氏大宗祠落成，左埗头裔孙十八传撰贺联两副，追溯源流如下：

庙貌庆重新想当年乐业安居德绍江东传岭表

宗支同衍派看此日源长流远泽由莞水播香山

                                      左埗头坊裔孙英德俊堂俊连敬撰

萃子侄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

安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

                                                 十八传俊邦俊棠敬撰

    第一联撰者有“英德”，与翠亨村十八传德彰、德明，同为“德”字辈，应属本支分派，与第二联撰者十八传俊棠、俊邦不同房。

    第一联叙江东始迁富春郡望，即所谓“德绍江东，传岭表”，“莞水播香山”，明言迁徙的路线，第二联述明“五世箕裘开莞岭”为大宗“三房俎豆贡香山”，三房指香山始迁祖礼赞子孙在左埗头的小宗祠贡祀上沙乡太祖神主，莞水指东江流入东莞归大海，莞岭即上沙乡鼠岭和螺峰，十八传俊邦与英德同为光绪时裔孙。孙中山为十八传，对林百克所述的东莞家庙必指上沙乡大宗祠。

    所谓“德绍江东”，按“穷源极流”的原则，可以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孙武奔吴，江东为吴故地，孙武在江东著十三篇《兵法》进吴王阖庐，任为吴将，用兵伐楚胜，名显诸侯，以有军食采富春，死葬吴郡，当时撰贺人的心目中的“江东”，指孙权割据江东六郡而言，晋孙楚说：“吴的祖先发祥于楚地荆山，现在天下大乱，吴的子孙静静地向江东迁居。”[21] 回忆三国吴孙坚的儿子策临死召他的弟弟权授印道：“咱们兄弟俩，讲到打仗的本领，你不如我，但选拨人才，任用贤人，则我不如你。你接印后，要好好保存江东这一块立国的基地啊！”[22]孙权奠都江东建业（即今南京），统治江东六郡富饶之地，大力发展东南沿海航海，开创历史的空前大规模南太平洋航海史的新纪元，曾派人访问夷洲（今台湾），建置广州，孙中山先世始迁祖落籍东莞濒海地区，子孙躬耕于南海之滨，自明迄清，积三百余年的艰苦奋斗，受清朝迁海的压迫而不屈不挠，保持子孙通海的生命线，有其历史的前缘与近因。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就职临时政府大总统时，有同志问及为什么要定都南京呢？答复的理由之一是“我先祖曾定居于此”，联系到左埗头送给上沙大宗祠的联句“德绍江东”¾¾富春郡，“定居”非指一般的定居，而是指孙权在两千一百六十四年前定都建业（南京），祖孙两千多年遥相望，源远流长。

    江东以富春为新望，子孙不忘其乐安旧望，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要从“德绍江东”¾¾富春郡入手，凡富春新望，必然同奉乐安郡始祖孙书。孙武为江东始迁。一九八四年江西省宁都县发现《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谱》，有人宣扬孙中山祖籍客家源流，唯台湾家谱学家客观地揭出江东孙武乃至孙权都是乐安郡后裔，为富春郡远祖，而唐孙誗是孙权十七世孙，迁居河南陈留郡，富春郡为吴姓，并非客家，翠亨孙氏，紫金县公馆背孙氏，兴宁章峰堡孙氏，都是富春郡后裔，也就是同为乐安郡后裔。因此考证林百克《孙逸仙传记》中拼音地名Kung Kun的方法，最不可靠是用对音，应据左埗头孙中山谒祖祠（小宗祠）珍贵照片，由此左埗头小宗祠去找东莞上沙乡孙氏祖祠的大宗祠，明确孙中山先祖来自东莞，是由香山与东莞两地的宗法关系所决定的，拼音Kung Kun的Kung中第一个字母K是音讹，要校正为Tung，K改为T，Kung Kun®Tung Kun为东莞，而非公馆背，对音密合是依据错误的拼音Kung，就不正确了，拘泥于错讹拼音Kung Kun硬译为“公馆背”对音，就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现在大批有关孙中山家谱文物资料的新发现，孙科生前都没有见过；尤其是孙中山在左埗头谒祖与宗亲合照，它断定孙中山先世非客家源流，祖籍不在紫金县而在东莞县。孙中山和杨太夫人生前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不是客家，作为孙中山的哲嗣怎样对待这一件事呢？那位追随孙科几十年的梁寒操说：“孙先生（哲生）是位事父尊，事母敬的大孝子，孙先生对他的卢太夫人，有七分爱，三分惧；卢太夫人说什么话，给他什么教训，他毕恭毕敬地接受，从未使她失望伤心。”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孙科一辈子守奉父亲的心志和训示，可谓大孝。既是大孝子，面对孙中山左埗头谒祖的照片，必然收回他评价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为“阐发详确”的话，继承左埗头孙氏宗祠的祭祀，奉东莞上沙孙氏大宗祠为始迁祖。

 

三、孙父批垦祖田合约重见天日

   

罗香林教授主张孙中山十二世祖连昌为香山始迁说，最重要的论据是瑞英与连昌无传代关系。

    一九五二年中山县土地改革时没收大批地契，在无数地契中发现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批垦迳仔蓢山埔开辟水果园的合约共三份图二。[23]其中同治二年（一八六二年）由孙达成、学成两人立合约骑缝字“合同签验”，一式两份，右半截一张为房长尊贤收执，左半截一张由达成、学成两人收执。同治三年重订合约，后因两兄弟先后死亡，致经营水果种植计划失败，达成遂把手持的合约退还房长尊贤。现存共有三份合约，两份对勘，内容大致相同。这三份合约的发现，驳倒罗香林教授所谓瑞英与连昌无传代的说法。

    契载：“房长尊贤同众叔侄酌议”，瑞英祖家长尊贤召开祖尝会议。据德彰公所传抄《家谱略记》的世系分房与分支关系如下：

    十三世逈千分支，长房殿侯，生恒发，恒发生尊贤，为长房；二房殿朝生恒辉，恒辉生敬贤。本《合约》的签订，由房长尊贤召开家族会酌议，瑞英嗣孙主要人都要签字，《列祖生殁纪念部》（同房），以亲尽只记五代，所以断自十二世直系连昌，至十六世敬贤为止，十七世是后补上去，与《家谱略记》（分房）互相衔接，不可分割；只看《纪念部》则不知分支，误作四代单传，实际在家谱上有同房与分房之别，连昌有三兄弟，逈千独传，殿侯有两兄弟，敬贤独传，而非四代单传。

    “合约”上的房长四人，与种植嗣孙三人，均是瑞英祖的子孙。“合约”规定与瑞英的嗣孙与房长的房亲关系，均为十一世瑞英祖嗣孙。其祖孙关系极之明确，但罗香林仍说：“……然此仅可证明国父上世与较先进入香山县之别支孙氏，有经济之关系，非能明其上世祖先有传代之关系”[24]。

    迳仔蓢始迁为十三世逈千，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二世连昌公死葬涌口门，后迁回翠亨村安葬。迳仔蓢有孙瑞英祖祠，孙满幼年尝随祖母谭太夫人访祖祠，有上沙乡宗亲送的联，瑞英祖有尝田二亩六分，另山埔地一段，翠亨村所传《乐安堂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记事部》即是瑞英祖尝公尝簿，但罗教授却不重视。

    一九八五年中新社九月三十日电，中山县翠亨村东北二公里孙氏墓园发现孙中山十一世祖瑞英、十二世祖连昌及十三世祖逈千墓碑，从而否定罗香林教授谓翠亨无瑞英墓，只有连昌以下诸祖坟之说。

    上三份合约内容全同，仅由兄弟两人改为三人批垦，合约上表明瑞英祖公尝众裔孙的祖孙关系；三份合约保存完整，合约载明山埔坐落迳仔蓢，房长四人（国贤等）及种植嗣孙三人（达成、学成、观成）均是瑞英祖尝权益人，房长“贤”字辈与国父祖父敬贤公同辈，均属于十六世，而茂成与达成三兄弟同为“成”字辈，均是十七世，三份合约有九次称“嗣孙”，是十一世祖瑞英的直系裔孙，怎能因瑞英公于乾隆三十九年迁居迳仔蓢的时间有错误，遂武断瑞英公与连昌公非父子血统关系？

    罗香林教授说：“香山县各祠蒸尝，虽然与孙连昌公以至孙达成公等无隶属关系，然达成公以居住翠亨村，孙瑞英公祖祠内各山埔，自可依乡俗进行，不能因此遂认其为即孙瑞英公子孙也”[25]。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有专门研究蒸尝“合约”性质的论文。合约蒸尝组织，在亲人拓垦过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一种“移植性”的宗族团体，通过宗亲关系组织蒸尝，以筹集资本与劳动力，积极从事拓垦工作，是一种现代的“土地利用合作社”[26]。合约规定权利与义务，合约上分明有房长召开瑞英祖子孙会议，而种植人孙达成兄弟则以“嗣孙”名义承垦。

    再就合约利益分配关系，亦证明达成等与瑞英祖的直属关系。如规定“五年期满，每年所出果物二八均分，每两银，瑞英祖份下该得二钱，种植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三人份下共得八钱，五十年期满，全个果园归瑞英祖管理为业”，集众再议，孙达成等以瑞英祖嗣孙名义批垦，这份合约共二纸，房长尊贤执一纸，种植嗣孙达成、学成及观成执一纸。因经营失败，达成把合约交还房长尊贤保存。直到土地改革才被发现。

    十一世祖瑞英与十七世孙达成三兄弟血统，证明十一世瑞英与十二世父子血统关系，世代蝉联，不可分割。再得乾隆九年十三世逈千承买七世祖尝田税契证实不可移易，不能因瑞英迁迳仔蓢的年代有误，遂怀疑十一世祖瑞英与连昌无传代关系。

    家世有宗法制度相维系，族有族长，房有房长，各大族世系，尊卑嫡庶的所以秩然有序，经数十年不紊，全赖家谱。别支混入本支，史学家研究谱牒，应当首先尊重旧习惯的世系的父子蝉联关系，不宜以十一世祖瑞英迁迳仔蓢年代有误。以失误的年代而否定其世系，妙茜姑太所存的《列祖生〈殁〉纪念簿》（同房），是断代近祖的生辰死忌时日簿，并非可以代替家谱，断代自十二世，连接《家谱略记》开首列明三代，十世植尚（分房）、十一世瑞英及十二世连昌；三者蝉联，罗香林教授无视家谱所传世系的继承性，大悖于旧习惯传统。“孙连昌公为康熙时人，盖至明者，而始于迳仔蓢建立之孙瑞英公，则于乾隆三十九年（一七○四年）始迁其地。其时孙连昌公，且去世已四十六年矣。孙连昌公之年代早于孙瑞英公，谓其为即由孙瑞英公所传，有是理乎？”[27]同一家谱，明记十一世祖瑞英祖死葬涌口村，何能复活迁居迳仔蓢乎？上列提问可以抵消。况父子相蝉联，会有子误认父，有是理乎？十一世祖瑞英公的直系，有达成、学成批垦十一世祖瑞英迳仔蓢山埔开水果园合约三份为证。何得谓“瑞英祖与国父无直接之传统关系”[28]乎？

三份契约达成公对十一世祖瑞英称“嗣孙”凡九次，十七世祖达成公是十一世祖瑞英的嗣孙，嗣孙对瑞英祖是继承关系，包括对瑞英祖的祭祀继承与祖名继承。“合约”属习惯法，是社会的惯行，而发生的行为经社会公认它具有法的效力的法律和成文法，并为法律的依据。这三份契约，凡为达成祖子孙均有继承(Succession)的法律效力，达成祖（一八一三¾¾ 一八八八）所订立的契约，离现在已一百二十三年时，在经济行为上已终结了权利与义务，但在家世源流问题上，身份继承仍有法律效力，身份继承在性质上却属于单独继承，身份大多不能加以分割。再上溯二百四十一年（乾隆八年）七世祖容窝的公尝田税契，契上有八个裔孙，充分证明七世至十三世，都是达成祖的祭祀继承，办税契人孙通是十一世从祖，承买人孙廷尊，十二世与连昌为堂兄弟，逈千为十三世，系达成公的直系，廷尊、逈千叔侄同买公尝田，证明连昌非增城“于后未知”的琏昌，连昌的十、十一、十二（同房）及十三世祖均居香山，税契同样具有法律效果。孙科原任前立法院院长，如果他还健在，能够见到祖父的三份合约以及乾隆九年香山县十三世祖逈千税契，必然以达成祖的嗣孙作为身份继承，而继承十一世祖瑞英，不会再认为罗香林教授的吕为秦式的家世源流“阐发详确”。

 

四、驳紫金县琏昌为翠亨始迁说

 

    一九五二年土改运动时，还在大批田契中发现孙中山直系祖十三世逈千与其从叔廷尊承买七世祖容窝尝田税契，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立断卖契，九年纳税契讫，原件书写四至，年月处有汉满文方形朱印及香山县字号骑缝和朱印。此税契的发现，证明翠亨孙氏家谱是本支祖正宗家世源流，非从邻村排比资料而成的文籍。据《孙氏家谱》载：

    七世祖考容窝公      葬于涌口村对面山

          妣梁氏安人    葬于涌口榕树园

    尝田断卖契中有五个先祖名字与家谱相一致，大破罗香林教授所谓十二世祖连昌始迁说，尝田座落涌口村横坑，横坑一名黄南坑，七世祖乐南公葬于黄南坑、八世祖日昌妣王氏葬于黄南坑，耕隐公葬于黄南坑，横指南北，黄南坑，当属涌口村一条坑的异名。承买裔孙廷尊迁居海塘湾烟墩（地在今石岐市高坡），逈千迁居迳仔蓢，承买税契由两人收执，械斗后保存起来，经过二百零八年时间，是家谱的第一等史料，非常珍贵，它保存在孙廷尊子孙手中，逈千子孙则不知有此税契，涌口村横坑路途遥远，承买后，因处于强族势力下，不能自己耕种，批耕与人，又只限于本支子孙，日久无人耕抛荒，或被别姓霸占，只留下空契，世代时迁，就失落此田。至土地改革时地契才被发现，史料价值很高，为孙中山家世源流提供空前的证据，推翻紫金县公馆背十二世琏昌为香山始迁说。

    本税契文中有“税现在本户孙通办纳”、“本户”指容窝尝田户，“孙通”即七世祖容窝的裔孙通，按翠亨村《孙氏家谱》所传世系表通为十世，与承买孙十三世逈千，相隔四代，活至百余岁，即使生存亦不能办税契事，当有错误；疑为十一世，与瑞英同辈，其子亚喜为出卖人签字第一人，顺序订为十二世，承买孙廷尊十二世，十一世祖瑞英生连德、连富、连昌三人，连昌属第三房十二世，廷尊必为连昌的堂弟，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税契上的世系如左图：

    七  世                    容窝           

    十一世   瑞英   ××  ××  ××     ××     通       

    十二世   连昌   连维  廷尊  云瑞  梅景 梅占   喜

    十三世   逈千           

    习惯法规定祖尝田不得私卖。浙江《海宁查氏族谱》载酌定规条“不准将义庄田亩及所存银钱擅自变妄费，如有犯者，听合族公举惩罚”，但《上东义举志要》规定“族中有盗卖公私祀田义产者，送官请依律处治”，在注中又说明“此为盗鬻者言之，其有合族公议，因时变迁，有裨公事，并无受贿侵蚀情事者，不以此论”。族产的处理要家长召开全体族人大会作出决议；容窝祖家长孙梅景等，断卖上书明：“今因无银争山米饭应用，众议愿将容窝祖遗下尝田，上税四亩，土名横坑出卖与人，取银应用……时价银十六两”，每亩价四两，为当时香山县上税田时价，立明卖田契孙梅景、梅占，而房亲孙廷尊、逈千二人“出头承买”，买卖双方均是容窝祖的“房亲”，而非别支，卖田出于众议，即容窝祖全体子孙的共认出卖，“此田明买明卖，不是债利”，而且向香山县办纳税契过户手续，“交契之日，尊千批耕管业，不干众人之事”，这就是“为何一个是卖主，一个是买主”[29] 的根本原因。“明买明卖”是族产的地权族内转移，税上双方都是容窝祖“房亲”，廷尊、逈千叔侄共同承买尝田，合乎中国农村惯例。

钟正君说：“与逈千公合买容窝公尝田的孙廷尊，如不是谭某为推翻罗说而特虚加，则孙廷尊究竟是什么身份？倒是值得研究，因田契中没有说明，而其中名字列在逈千之前，说是逈千之叔或兄，则翠亨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未载，如只是逈千公同族别派较要好之亲房，则又很少有合买田地可能；果如谭某所说是逈千公之胞叔，亦即连昌公之胞弟，则对罗的考证构成莫大的威胁，甚至可因此而推翻其说[30]。钟氏大概没有看过翠亨《列祖生殁纪念部》（同房），不了解括弧内“同房”的含义，琏昌在紫金公馆的兄弟琏盛，琏桥已知不传，也就是没有“同房”在香山，紫金公馆背已无“同房”，试问增城琏昌在“于后未知”情况下，单身迁居香山，何来“同房”，可见牵合琏昌（二房）为连昌（三房），作为同姓名不可通。

 

争山械斗屡见不鲜

 

    逈千、廷尊在契中与出卖田人孙梅景、亚喜及办税契人孙通均为七世祖容窝的房亲，且因争山无银支付伙食，众议出卖尝田团结房亲，非容窝子孙不得参加一族争生存的斗争。迥千如非容窝子孙，决不能承买族田，并参加容窝祖争山武斗。

    出卖容窝尝田“争山米饭应用”是宗族之间的械斗行动，在孙中山家世上，已发生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闽粤向多各姓械斗的事，起因多是为这一姓对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占，便不惜牺牲无数金钱生命求为姓中吐气，事虽野蛮，义至可取。因争山引起械斗，中国东南沿海闽、粤、桂三省近三百年来械斗史实斑斑可考，它深刻地影响民族主义思想。

    乾嘉时代（一七六九¾¾ 一八○五年）广东官府《严禁豪强霸占官山示》，指出广东“无业贫民，全赖岭畔冈头旷土，垦耕杂粮，或于深山穷谷砍柴烧炭，藉资生计”，等到贫民“垦耕成熟”，不法土豪劣绅“冒称粮业”，就是测绘山形田亩图，利用人事关系向政府纳税占为己有，官地摇身一变成私有，而耕者尤不知情，浸假而变为租户；或在官山葬有祖坟，辄将全山据为己有，“此等恶风所在皆有”[31]。容窝先世迁自东莞上沙乡，自然受涌口门土著大姓欺凌。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开平县歇马梁姓与郑吴二姓争山地建村，发生械斗“至数十万人”，据赤溪县记载，估计双方伤亡合计约五六十万人，甚至坟墓亦各相掘毁。例如一九二二年从化县木棉村谢姓与西湖村李姓，鸟歌林刘姓，三姓因争山坟两起械斗，双方集中斗徒约万人，枪炮互攻，焚烧村舍，水陆交通要道阻塞。一九二五年清远县潖江李、欧两姓因争山起斗，演成五姓混战，参加者有朱、徐、欧、陈、李等姓，斗众约二千余人，伤亡二十余名，损失十余万元。[32]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里肯定宗族械斗，“事虽野蛮，义至可取”，其目的在因势利导。把宗族的械斗改良成为一致对外侵略的抵抗力量，这就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思想基础，值得研究。

 

五、宁都富春孙氏族谱的发现

 

    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于一九四二年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时，猜测孙中山原籍紫金县公馆背孙氏远祖唐朝孙誗曾在江西宁都定居；他代孙科为该书作序时，重提此书没有孙誗子孙由江西迁入福建而转迁广东的一段历史，认为留下了空白。

    一九八二年江西省宁都县普查该县各村家谱时，依据罗氏的指向，以孙氏族谱，特别是唐孙誗一支为重点，经过两年多努力，结果从七百多部家谱中发现《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笔者按：三十年代共产党在宁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古本族谱已荡然无存，此为一九四九年修的，史料价值不大，惟不忘富春新望郡对反证孙中山的家世非客家源流是很有用的）。

    这个讯息在南昌新华社发出电讯之前，已有人从江西宁都获悉此事，并寄给美国三藩市《金山时报》。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该报第七版发表《孙中山家谱的新发现》，说这部完整的孙氏族谱，详细纪录了孙中山先辈从中原迁江西、福建及广东的过程，可以填补前此孙氏家谱学中的一段空白，且带来研究客家人的迁徙历史。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南昌新华社发布江西宁都发现孙氏族谱；六月二十二日三藩市《世界日报》更来个说明：“最近在江西省宁都县发现的孙中山先生族谱，证实著名教授罗香林的考证——孙中山祖辈是在江西宁都定居后经闽西再迁到广东，有客家血统。”其他报章则无此附加的说明。

    私人讯息比南昌新华社电早七个月，是出于某种渲染的需要。罗香林教授是家谱学家，如果他健在，见到宁都孙氏族谱，他会考虑到陈留郡孙誗迁自富春，与东莞县上沙乡孙氏中山县翠亨村孙氏同奉孙武为富春始迁祖。富春新望是以乐安为旧望，台湾所藏乐安孙氏族谱明载：

   “吴孙武，齐孙膑，吴孙权，皆子占（孙书）之后，孙权十七世孙誗，迁居河南陈留郡，唐僖宗乾符年间（八七四¾¾八七九年）黄巢叛乱，誗奉命平乱有功，封东平侯，定居虔州虔化[33]（今江西宁都县）。”

    春秋齐将孙书奉齐景公（公元前五四七¾¾四九○年），伐莒有军功封乐安（今山东历城附近）为食采，是为乐安郡始祖，翠亨孙氏属乐安郡，有《乐安堂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记事部》为证，堂号即郡号，美国犹他州摩门教家谱学会所藏一一四二号《乐安孙氏先代纪念册》，为新加坡入闽始迁孙义斋，厦门乐安堂藏板。《台湾区百姓堂号考》，全部把郡望作为堂号来研究，台湾区孙氏乐安孙氏族谱，明书富春为乐安的新望，两者不可分割。《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

    台湾乐安族谱，乐安旧望下联富春新望，使我们知道江西富春孙氏孙誗为孙权的十七世孙。一九四九年重修富春孙氏族谱，尤不忘江东郡望，齐乐安旧望，台湾家谱研究者说：“今世俗虽有闽南、客家之分，但追究其根源，实在是同一家，还是由民间所传的姓氏牒谱，可获证实”[34]，乐安孙氏最具有代表性，台湾乐安、富春孙氏著录如下：

    ·富春孙氏族谱六卷，同治十年孙方兴等修；

    ·乐安孙氏世系族谱一册，民国二十四年重修（台湾台北）；

    ·乐安孙氏族谱，民国三十年台湾苗栗；

    ·乐安孙氏族谱一册，民国六十年始祖孙书，孙氏族谱修订委员会（台湾）。

    美国犹他州摩门教家谱学会(Genealogical Department)藏本如下：

    ·一一三四号为阳川孙氏宗谱，道光十年孙循诚等增修（浙江绍兴县始祖为东汉孙钟，即吴主孙权的高祖，元代始迁祖孙通）；

    ·一一四二号为乐安孙氏先代纪念册一册，孙世南编（福建龙溪县、新嘉坡、入闽始迁清孙义斋厦门乐安堂藏版）；

    ·一一三八号为富春龙门孙氏宗谱三十八册，孙瑞元等重修民国二八年（浙江富阳县始迁宋孙仁匡）；

    ·一一二三号为富春孙氏家谱六册，同治十年孙广俊等重修（始迁宋孙翊迁，包港南宋孙栋）。

    台湾乐安孙氏族谱，所以旧望不忘新望，主要原因是孙氏敬祖亲宗与穷源极流。旧习惯观念强，墓碑上常刻铭郡望，每隔若干年父老率领子侄渡海回福建原籍实践敬祖亲宗，勘修家谱，《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谱》只述唐孙誗一支，参考台湾乐安孙氏族谱，就会知道孙誗是孙权第十七世孙，并非客家源流。可是江西有人不讲郡望源流，误信孙中山的远祖为唐代孙誗，胡说宁都是孙中山的祖籍[35]，就是不了解富春郡在那里，更谈不到乐安郡了。

    乐安孙氏散居全国，均不称客家，独闽粤两省，宗族械斗频仍，地成狭乡，由于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的互相作用，其居住山区者，长期共同战斗，习同一方言，形成地区性风俗习惯。紫金县公馆背孙屋排，早年与山区瑶族相争，因而留下瑶人石牌（排）的地名遗迹，其居住东江者称客属，居住珠江三角洲者为广属，本同是乐安郡后裔，罗香林教授引述紫金县忠坝《孙氏族谱》所载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孙继周撰《孙氏族谱》序云：“ 迨至大明永乐年间，我祖友松、友义，离闽迁粤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一图，开创于上正约忠坝，遂家于此，则为发冈头乐安孙族矣”。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重修忠坝《孙氏族谱》载：“友松公（始祖）……妣骆八十娘，葬发冈头不（墩）上[36]。”

    始祖友松迁居紫金县忠坝，定居后不称陈留郡，而仍不忘旧望称为发冈头乐安孙族。罗教授又引用兴宁章峰堡《乐安孙姓族谱世系录》，摘录出乐安孙氏古今世系通谱，由春秋齐田书赐姓初祖书。江东始迁孙武、子明，以武有军功，食采于富春，中断若干世系。又述粤赣闽开基始祖孙誗至兴宁始迁伯传，伯传父母回浙江，为浙江人，独留伯传一房在兴宁，以生活环境的需要，习用方言，并参加械斗，习用客话，成为客家，子孙仍不忘其乐安故郡。

    罗香林教授说：“兴宁章峰堡孙氏族谱，……自《乐安孙姓族谱世系录》所抄出纂录，盖以原谱为统合粤赣闽等省‘自春秋时孙书所传各支孙氏而总修者”。这是孙氏乐安郡源流，若论粤、赣、闽，只限于孙誗一支。孙誗原属孙权之后，亦即吴郡富春孙武之后，富春又从乐安分支来的，齐国为其故地，所谓“总修”就是合乐安、富春、陈留而言，因此兴宁章峰堡《乐安孙姓族谱世系录》，既是“春秋时孙书所传各支孙氏而总修者”，总言之，应该包括齐、吴、闽、赣、粤等地，从谱牒源流来说，吴郡富春，兴宁章峰堡孙氏、公馆背发冈头孙氏及东莞上沙孙氏、翠亨村孙氏，均为乐安后裔，本是同一家。

    考兴宁章峰堡乐安孙氏所传世系，由始祖孙书止于五世孙膑，没有秦将孙胜直传至孙权先祖孙钟以上共十五世，中间隔一条大代沟，又另以孙誗为始迁直至十四世伯传定居兴宁章峰堡，不知孙权十七世孙誗迁居陈留的事，罗香林教授是唐史专家，何不运用《新唐书·宰相世系》孙氏世系详表，把孙钟以上列祖补齐上去，使两段世系衔接起来，他为了强调兴宁章峰堡孙氏迁自陈留，独立出一部《章峰堡孙氏族谱》，而删去乐安郡号，台湾家谱学家早已指出孙誗是孙权十七世孙。

归根结底，宁都富春孙氏原籍在吴郡富春，富春出于乐安，这才是孙中山正宗的家世源流，孙誗为富春别支，与孙中山不同富春始迁本支，不可混同，何必斤斤于同姓名与地名对音来考证孙中山家世源流呢？

        

据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1月号、12月号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