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与评述(P)

翠亨孙氏源出东莞之说不能成立

    ¾¾与李伯新、邱捷同志商榷

 

洪永珊  舒斯华

 

1985年《历史大观园》第3期，发表了李伯新、邱捷同志合写的《孙中山的祖籍并非由紫金迁来》一文；1986年《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又刊登了他们撰写的文章《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辩误》（以下简称《辩误》）。他们认为：“在紫金方面，不可能找到当地孙姓与翠亨孙姓有联系的线索”，而“翠亨孙氏源出东莞”的记载是可信的，并认为罗香林教授在1942年出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反映了“一种旧的史学观念对孙中山研究的影响”。对于李、邱同志的观点，我们认为有许多不妥的地方，在此对《辩误》一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就孙中山祖籍问题与他们进行商榷。

 

一、《辩误》对《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评价不公平

 

    罗香林原系中山大学教授，已逝世多年。李、邱同志把他的学术观点冠以“国民党孙中山研究”是不合适的。罗先生曾说过：“余浅陋无似，于国父世系问题，初不敢妄赞一词。” [①] 只是在1933年秋到了中山县翠亨乡之后，访问了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姑太太，先烈陆皓东之弟陆华禧先生，抄录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即追根溯源，收集资料，才写出《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尽管该书出版后得到孙科本人认可，以及国民党党政要员的题署作序，但并不能以此否认这本书是作者基于对孙中山先生伟大人格及其光辉业绩的敬仰而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更不能只视之为“国民党的孙中山研究”。

李、邱同志还认为，所谓研究孙中山必须为他“寻找一个有名气的祖先，以此说明其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的根源”，其实不然。罗教授在《国父之父母行实与国父所感受之家乡陶冶》及《国父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所由发扬之根源》两章中说得很清楚，孙中山先生伟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是由于他目睹清朝末年的种种社会腐败现象和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自幼就受三合会和太平天国洪秀全革命精神的熏陶而产生的。罗教授还引用了吴稚晖的一段演讲词：“总理那时在私塾里读书，却一切也不能解决他的疑难，还是他六、七岁的时候，听到了太平天国老兵讲洪秀全的故事，倒给了他了不起的教育。总理的革命思想，就在这种教育下发生的。” [②] 接着，罗教授还认为，孙中山“先世无赫赫荣名” [③] ，其精神气质是由孙氏家族在几经迁移转徙，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中，经过锤炼和积累养成的。既然如此，怎么可以说罗教授写该书有“寻找一个有名气的祖先”的目的呢？

 

    二、翠亨的《孙氏家谱》不可令人信服

   

李、邱同志的文章主要依据是翠亨《孙氏家谱》，但该谱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罗教授已作了详细的考证。其谱列祖名讳非常疏略，而且许多地方文字不通。《辩误》作者说此谱是初稿，或推托为“执笔者非能文之士”，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辩误》作者还将《族谱》的原文“乾隆甲午十一世”（1774年）变为“顺治甲午”（1654年），由此来列出孙氏世系，这是无法使人相信的，因为两个年代整整相距120年。

    续修家谱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大事，必推选有威望的族老领头，请文人执笔编修。每凡一姓祖宗都有尝田，其收入是专用于祭扫祖坟和修谱等事。修谱时，为保证不出错漏，要先对祖坟作一番调查，用罗盘校准座山和方向，后到始祖的出生地，查阅其原籍兄弟分支的族谱，往上追溯上祖，写作“序”，往下核对世辈，世辈除按数字顺序排列外，还为生男规定辈字，一辈一辈往左排“谱”。家谱修成后，还要召集各支脉族老，核对审查，择日祭祖后，按谱主人的兄弟抄成几份，兄弟支脉各存一份。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就是这样修成的，《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也是这样修成的。修谱都要注明时间，如紫金档案局藏《孙氏族谱》注有“皇清雍正七年岁次己酉仲春月初二日增修正”，又写上“十世嗣孙宗麟、庆祥、如盛、尚兰同修；学容、任成、宗兰、宗元同校”等。象《辩误》所引用的无头族谱是很难使人相信的。

    为了证实翠亨《孙氏族谱》的可靠性，《辩误》论述了家谱所记翠亨孙氏各代名讳，现已多数找到坟墓印证。果真如此，那倒也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李、邱又在《孙中山的祖先并非紫金迁来》一文中说：“发现一个皇明孙氏始祖之墓，墓主名字恐已不可考，但这已可证实孙中山的祖先在明代已定居香山。”这样的论证推断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众所周知，为祖先修坟立碑是很讲究的，事先要选择日时，墓碑尺寸也要按规格取舍，刻写上“生顺死安”之词。如1985年，我们发现的孙誗夫人墓碑就记载曰：“嘉庆十九年六月重修陈夫人墓志铭，特授文林郎原任江西赣州府雩都县加五级记录，四次庐江宗裔传绪拜撰。

    大凡成久远之业者，必资内助……鼻祖妣陈夫人有感焉，夫人乃东平侯誗公之元配，因黄巢之乱，其夫选为百将，遂随夫平兵于闽粤江右之间，以功封侯，始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之宁都州是也。”

《辩误》作者在文中却举不出类似确切的历史记载来，只说翠亨孙氏祖坟葬在一起。再仔细推敲一下，既然祖坟是搬迁集中的，那么原存的墓碑怎么会连一点影子都不存在呢？可见《辩误》的论证材料并非严密。罗先生在翠亨村调查时，只见“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坟墓无瑞英公坟墓也。”《辩误》作者却不知凭什么说瑞英公墓出现在十二世连昌和十三世迥千公的墓旁边距离三米处？又不知凭何说孙瑞英这个生卒年代都记载不详的人是十二世连昌之父，孙中山的祖先？《辩误》还说：“迁葬时，孙妙茜健在，孙科也曾过问。”仿佛由此可以旁证，孙科已经认可十一世瑞英为十二世连昌公的祖先。但李、邱在同一篇文章的开头却又说：“1971年，孙科在《八十述略》中提到孙氏祖先时，也是依据罗先生的观点”，而且他们还引用孙满的话，即孙科为罗教授书作的序，并非孙科亲自撰稿。如此观之，1971年，孙科的《八十述略》又作如何解释呢？显见《辩误》的论证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三、《辩误》中的“引证”材料多数属于误传

 

    1、《辩误》文中所引证的“十二世祖孙琏昌，移居增城，于后未知。”这是罗教授书中引用的一个不可靠的材料。

    罗香林在调查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时，由于当时受条件限制，就委托紫金县的李慰春县长帮助调查抄录族谱，故内容有些出入， 其中“十二世祖孙琏昌移居增城，于后未知”，就是如此。这是罗教授的一个失误。经考证：紫金档案局所藏《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光绪二年重修）所记载的“十二世孙连昌移居增城，后移香山开基”，才是可靠的历史事实。而《辩误》一文的作者，并没有到紫金县实地调查，查阅《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中的内容，所以就难以避免《辩误》一文中出现“引证”材料误传的现象。

    2、《辩误》作者认为《紫金县孙氏族谱》中孙琏昌的“琏”字与《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中的孙连昌的“连”字不同，故不是同一个人。经考证，《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中的“十二世孙连昌”与《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载的“十二世孙连昌”是同一人，并没有“王”字旁的“琏”字。这纯属当时作者失误而造成后人的讹传。

    3、《辩误》作者提起过孙中山先生曾在东莞拜祖之事，经调查考证，其真情也属误传。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确实曾带廖仲恺、王宠惠（当时的外交部长）和邹鲁（中大校长）去东莞拜过祖。事实上，孙中山去东莞只是借拜祖之名，其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因当时东莞明伦堂握有万顷良田，粮足钱多。《辩误》作者用这一误传的材料来说明“孙中山先生祖籍在东莞”，也是不可信的。

4、孙连昌与孙瑞英毫无传代关系。《辩误》作者说孙连昌与孙瑞英是父子传代关系，这是不确凿的。据紫金县档案馆所藏《孙氏族谱》记载，十一世祖孙鼎标之子即十二世祖孙连昌公（生于1669年，卒于1728年）移居增城后，再移香山县开基。在明末清初时，孙连昌就跟着父亲孙鼎标在孙屋排设立武馆，训练义士，抵抗清兵。当时连昌为武馆总教练，成为紫金中坝一带有名的抗清总帅。抗清失败后，移居增城，后来移居香山县涌口村，其二代再迁至翠亨村。而孙瑞英何时人也？据翠亨《孙氏族谱》记载，其生卒年不详。《辩误》作者推测说可能是明末清初人。经查考有关史料，胡去非先生在《总理事略》中记载：“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由涌口迁居翠亨乡径仔蓢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按照孙氏族谱记载，自常德公迁居东莞后，至中山先生为十八代，至先生哲嗣科。”罗香林先生在考证这段历史时说：“自乾隆中叶至国父诞生，则未足百年，谓其七传十一世，平均每世相积不及十年，其为无稽亦不待辩而知也。”事实上，孙瑞英并不是十一世孙连昌之父，他们之间没有传代关系。如果以孙瑞英墓两侧有孙连昌、孙迥千之墓为由，就说明他们之间是父子关系，其证据也并非确凿有力。

 

四、孙中山的祖籍在紫金中坝

 

    《辩误》认为在紫金中坝“不可能找到当地孙姓与翠亨孙姓有联系的线索”。这个观点不符合事实，因为：第一，紫金县所藏《孙氏族谱》（光绪二年重修）和在江西宁都发现的《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修于民国三十八年）以及《国父故居所藏生殁纪念簿》所述孙氏世系完全能衔接起来，毫无错误。第二，紫金所藏族谱与墓志铭可相互印证。宁都乌石营马家坑发现的孙誗妻陈夫人墓，该墓为嘉庆十九年六月重修，其墓志铭记载与富春孙氏伯房族谱记载相类似。我们就是根据《族谱》记载的孙誗及陈夫人的墓址和地图找到其墓地的；紫金所藏《孙氏族谱》记载的世次名讳明确，也保留有当时的墓碑，可以一一对照。

    1、孙中山先生至紫金中坝之上世源流，根据孙见龙所撰谱序，谓出于唐末之孙誗。其文曰：“适及誗公，族众曰百将公，因唐末黄巢作乱，以公才武，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越右之间，遂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赣州宁都是也。以功封为东平侯，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雩都城内，或居本郡，或居雩都青塘，或居安远……” [④] 。

    孙中山先生紫金中坝始祖讳友松，通称孙伯三十三郎，妣骆八十娘，中坝《孙氏族谱》卷首载雍正七年孙继周撰谱序，其文云：

    “我祖讳友松公偕友义兄弟，离闽迁粤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上正约忠坝，遂家于此。”

    2、《国父故居所藏生殁纪念簿》也记载了入香山开基始祖十二世祖孙连昌的情况：

    “连昌公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二岁。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一日。己酉年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戊申年为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连昌享年六十岁，所记五十二岁是误传。”

    3、紫金中坝所藏《孙氏族谱》内孙氏人物多有墓葬地的记载，并留下遗迹。

    友松葬贺岗约林和塘螳螂捕蝉形西山卯向，妣骆氏葬发岗头墩子上。贺岗约在琴江都西南部，即今中坝区，紫五公路由此经过。其“螳螂捕蝉形”一坟墓，当地人称“虾公地”，现尚完好。

    除了孙氏家族的墓地有记载外，最重要的是还有发掘的遗物和墓碑。1986年5月在江西宁都发掘孙誗墓，获得孙誗夫人墓碑（孙誗的墓碑在1960年前后失落），孙誗遗骨以及陶瓮一只、铁剪刀一把、铜环一个，据初步鉴定，其墓为宋朝所修。墓碑内容可印证紫金《孙氏族谱》的正确性。

    在紫金中坝也有墓碑两块：一块刻有“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显祖考谥恭穆讳鼎山孙公，妣谥安真孙母陈孺人之墓”；另一块是“显祖友松公孙伯三十三郎墓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考证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尚存在一些缺陷罢了。《辩误》一文所引证的一些材料并非可靠，其中一些结论当然也就难以使人信服。因此，翠亨孙氏源出东莞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据南昌《争鸣》，1987年第4期。

 

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续考

 

薛  翘  刘劲峰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罗香林先生借主持中山图书馆之机，以数年光阴，广泛访求与收集中山先生的生平及其和革命建国有关的资料，并以其高深的史学才识，对所集资料比证归纳、覃研精思，于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撰出专著《国父家世源流考》。 [⑤]

    罗先生的考证资料丰富、论据凿确，其“所考得之世系与事迹，皆明备而前此未晓，其发现之多” [⑥] “为《总理专传前记》《党史》所不及详。” [⑦] 孙科先生赞扬说：“罗君此书，于资料搜讨、事迹阐发，皆惨淡经营，成之非易，贡献实巨。盖即所谓世系研究有其明效大验之实证也。” [⑧] 故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影响遍及海内外。

    可是，正如罗先生在该书《结论》中所说到的：“历史之研讨，全以资料之获得为凭准，而资料的搜访，又往往受时间与地域之限制。今兹所考。如自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以上至誗公之世次名讳，皆以资料不备、未能明述……盖亦以资料尚缺乏也。海内不乏鸿博而富度藏之君子，甚望能以此类资料，惠赐补订，或籍为更进一步之研讨，而别为一书！学术乃国家公器，倘蒙进而教之，则尤馨香祷祝焉。”孙科先生序中亦说：“（罗君之书）自晚唐以至赵宋，其各代名讳事迹，与自赣迁闽之经过，则条例大体，未遑详述，斯因资料不备，有以致之，而闽赣之仍须调查，以别为一书，亦至明矣。”

值得庆贺的是，1981¾1983年，江西宁都先后发现《于邑孙氏族谱》、《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以及《唐敕封东平侯讳誗正配陈夫人之墓孙母陈夫人墓志铭》等一批珍贵资料，卒然一读，茅塞顿开，笔者故撰《续考》一文，以补订前考中的某些欠缺之处，并求教于诸位前辈学者。

 

    一、自中山先生远祖孙誗至入闽始祖三承事世次、名讳补正

 

    从孙中山先生起，上溯至入粤始祖友松公，其世次、名讳与行实，《国父家世源流考》俱已明备。结论为：孙百三十三郎讳友松，明永乐间偕弟友义公自闽迁粤长乐上镇约（今紫金县忠坝），自友松公至中山先生，共传十七代。

    然而，紫金忠坝孙氏之上世源流又如何呢？罗香林先生仅据《紫金忠坝孙氏族谱》中光绪二年孙见龙撰序云：“我祖友松公偕弟友义公，大明永乐年间由闽迁居嘉应州长乐县，迨隆庆三年新建永安县，即惠州府永安上镇约的开基始祖也。”“迨及（上世）誗公，族众曰百将公，因唐末黄巢作乱，以公才武，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越江右之间，遂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赣州宁都州也，以功封东平侯，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于都城内，或居本郡、或居于都青塘 [⑨] 、或居安远……积德后昌、生齿日繁，其子孙遂多莺迁。”并佐以宁都孙氏八修、十一修族谱（今失）和广东兴宁官田孙氏族谱，确认孙中山先生之远祖为惠末孙誗。而对其在宁都各代先祖的名讳、行实，作者未能涉及。

    今证以最近从宁都孙夫人陈氏墓址上发现的清嘉庆十九年重立《唐敕封东平侯孙公讳誗元配陈夫人之墓孙母陈夫人墓志铭》：“夫人乃东平侯誗公之正配，因黄巢之乱，其夫选为百将，遂随夫平兵于闽粤江右之间。以功封侯。始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宁都州是也。生子实，实生七子，惟五子有传：一耀、二英、三士元、四爽、五允，以公、侯、伯、子、男编立五房。人丁繁衍，或隐于凤凰、不头、檀口、七里、清泰，或迁于赣州之赣县、安远、吉安之泰和花石潭、水沟圹；浙江之绍兴、余姚；湖广之湘乡、衡州之衡阳；福建之长汀河田与宁化；广东之韶州、惠州与兴宁。”墓志内容与紫金忠坝孙氏族谱所载一致，地点亦能前后衔接。然宁都孙誗后裔迁居福建者，先后曾有二支，一为《于邑孙氏族谱》录五十二年《重修始祖东平侯墓记》所云“……侯房之后八郎传十郎则居福建宁化。”一为《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录《孙氏伯房世系总考》所云：“三世祖讳士元生四子：……次十七郎字有敬……有敬房之后传至七世九承事生三子：……次三承事……三承事之后居福建汀州河田。”按：河田，为今长汀县属地。明清时，长汀、宁化同隶汀州府，长汀为府治所在地。然依民间风俗，所谓居某州、某府者，仅指州治、府治而言。试以清道光四年《宁都直隶州志为证，其“人物志”“选举志”下均分列宁都州、石城县、瑞金县各章，而“宁都州”一章只收今宁都县范围内出现的人物，说明狭义的“州”、“府”，只指州治、府治所在地。以此可见，紫金忠坝孙氏族谱中的“苗裔定居汀州府”指的是由宁都迁往长汀河田的孙氏伯房后裔，而不是迁往宁化的侯房后裔。

    继查《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卷首“世传”、卷二“士元次子有敬公房位下世传”：

    “始祖誗公，乃中书舍人拙之子……殁葬第三桥乌石营，今呼马架坑，癸山午向肖人形。配陈氏，诰封一品夫人，殁亦葬于归仁里乌石营，与公坟隔一堵，地肖绣针落槽形，卯山酉向。生子：四居士。”

    “第二世，誗公之子四居士，讳实，殁葬松上鹤卵圹兑山卯山乙向。”“夫人邱氏、继刘氏，俱原葬万伏里高山芙容圹。子七：大郎耀为公房……二郎英为侯房……三郎士元为伯房……四郎叔、五郎容无考，六郎爽为子房……七郎允为男房。”

    “第三世，实公之子士元公，殁葬归仁里第二桥果子园藤形亥山已向。”“娶赖氏，原葬归仁里大仙山岭下，生四子：有恭、有敬、有惠、有信。”

    “第四世，士元之子十七郎，字有敬，娶林氏，原俱葬祝家分马铺前……生一子：六郎。”

    “第五世，十七郎之子六郎，字思明，殁葬万伏里仰湖底金盆形，娶赖氏，原葬祝家分……生一子：十六居士。”

    “第六世，六郎之子十六居士，字汉儒，葬石圹里七星圹。娶陈氏，葬夫墓左，生二子，惟九承事传。”

    “第七世，十六居士之子九承事，讳智亮，字元明，葬郭家垇七里圹挂壁金钗形癸山丁向。娶张氏，葬桃林里鹧鸪金笼岭下，生三子：二居事、三承事、四职医。”

    “第八世，九承事长子二居士，讳璋、字彦珪，葬钦贤里长胜雪坑桥伏兔形。娶刘氏，葬归仁里中坑，生二子：五评事、七知录。”

    “第八世，九承事次子三承事，原本载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

    “第八世，九承事三子四职医，字日华，娶周氏，原俱葬十七都新田村兰竹头黄蛇衔鼠形。生二子：六职医、八郎。”

    从上可知，自孙誗起至入闽始祖三承事，孙中山先生之先祖在江西宁都共居了八世。八世名讳均有据可查。至此，除福建长汀一段历史，因资料匮乏，尚不能明了外，中山先生在江西及广东的先祖世次、名讳及行实，俱已一目了然。

    但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之五“紫金忠坝孙氏之源流与迁移背景”却谓：“考宁都南门外直街孙氏族谱，载誗公有第四世孙曰承事者，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这种说法显然与史实相违。为什么罗香林先生会产生这种错误呢？究其原委，原来罗香林先生在撰写《国父家世源流考》之前，并未亲眼见过宁都孙氏族谱，其部分史料是由当时的江西通志馆馆长吴霭林先生提供的。书末“附注20”云：“江西通志馆馆长吴霭林先生（宗慈）自余发现国父上世谱牒，知其先代曾宅居江西宁都后，即曾派员至宁都调查遗迹，闻已获得相当资料，亦可喜消息也。兹抄出其第二次来函，以供参考。‘香林先生史席：奉十月二十八日手书，关于国父世系源流考，具悉梗概，现已派专员调查其族谱、墓地等尚未蒇事……据已查得之谱系表，将由虔化迁居各地之记载抄奉……誗公之子伯房之第四世，曰承事者，谱载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而由闽再迁粤。只伯房第四世承事一支……弟吴宗慈拜启。卅年十一月四日。’”信中所谓迁居福建汀州河田之“承事者”，吴先生并未指明是“九承事”还是“三承事”。但依其语意，是伯房以后的第四世，而从孙誗至伯房始祖士元还有三世（包含士元），一共为七世，这恰与九承事的世次相吻合。可是，史料记载九承事并未迁往福建，其墓葬仍在江西宁都县郭家垇七里圹。迁居福建长汀者是九承事的次子三承事。显然，吴先生是把三承事与九承事混为一谈了。之后，罗香林先生又因一时疏忽，把“誗公之子伯房之第四世”看作是“誗公之第四世”，于是错上加错，得出了与史实相违背的结论。

至于三承事为何携家迁闽？为了探索这个问题，我们须先明了三承事的身份及其所处时代如何？对此，族谱无明确记载。然从孙誗家族的情况来看，五代、宋、元，其子孙多有以官职为称号者，如《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公房世传：九世，一学谕，讳述，登绍兴二十年科举人，授沙县教谕。”“男房八郎公世传：八世，六权府，讳逑，登宣和五年科举人，授象州推官权府事。九世，八县尉，讳时敏，登宋绍兴二十三年科举人，授英州真阳县尉。”“伯房三子有惠公位下：十世，九贡元，讳材卿，登淳熙十三年科举人。十四世万一盐运，讳舜臣，字大用，仕元授两浙都转盐运使司；万四元帅，讳正臣，字平轩，授提举，封奉议大夫、吉水知州……再赠中顺大夫、淮东道元帅、乐安郡侯。”而宋代有所谓“承事郎”者，是文官的低级官阶，为正八品。以此可以推论，孙氏九承事和三承事均可能做过宋代的下层官吏。又根据宁都孙氏族谱所录由宋岳州知府孙勰编次的《孙氏宗族世次总录》，作者署为孙誗八世孙。考孙勰为孙氏伯房有信公的后裔，弟元祐三年进士。勰与三承事世次相同，在世年代亦应相近，故三承事在世和迁闽时间可大约定在宋元祐前后。此时正是宋政治局面最混乱的时期，官场中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现象尤为严重，故许多有志之士退避三舍、隐居山林，以免杀身之祸。而孙氏家族在此前后的处境也是非常艰难的。史载三承事的堂伯（叔）父、有信公后裔孙立节，字介夫，弟皇祐进士，授翰林学士，后因对王安石行新法持异议，被贬为镇江军书记。不久，在鞫宜州狱时，为保全无辜者十二人，被经制使谢麟指为“抗拒君命”，险遭不测。后来，他的三个儿子中，长子一宣教携家迁居浙江余姚；三子勴多期隐居宁都郊外，屡荐不仕。次子勰虽然致仕，历陈、岳二州知府，但心情一直很忧郁，有诗为证：“多病厌丸垢，思欲求道真。金精古福地，中有超世人。驾言从之游，洗我千劫尘。……” [⑩] 其父之好友苏东坡在来信中也谆谆相告：“窜逐中惟欲亲故，谢绝为孤寂可怜者，则孤老犹可以谪安。若志康人所掯目者而乃不远千里相求，此重增其罪戾也。千万寝之，切告切告。” [11] 不久，勰亦告退，携家移居陈州。 [12] 据此分析，三承事由江西宁都迁居福建长汀，或许与同辈人一宣教、勰一样，皆因宦业关系，不愿连累其族，而远其居也。

 

二、对自孙誗至中山先生所传世数的推算

 

    前文已经论及，罗香林先生在撰写《国父家世源流考》时，因一时疏忽，把中山先生之先祖在宁都的世数搞错了。但因罗先生德高望重，这个错误长期以来得不到纠正，以致后人一再沿用，使得在推算中山先生的先祖世数上，亦出现不少混乱。

    今仅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澳门《华侨报》上发表的胡伯洲先生的《孙中山家族世次、名讳、生卒年代、诞生地点与行实的研究》一文为例，胡先生一方面沿用了罗先生“从孙誗的第四世起迁居福建汀州河田”的错误观点，一方面又吸取了宁都孙氏族谱上所记载的“孙誗－－实－－士元－－有敬－－六郎－－十六居士－－九承事”的世传资料，于是便主观地把孙氏入闽始祖由“承事”改为“有敬”，把九承事列为孙氏入粤始祖友松公的父亲，并由此得出结论：从唐末孙誗起，中山先生之先祖在宁都居四代，在福建居三代，在广东居十八代，“到孙中山先生已是二十五代”。这种结论显然是很不科学的。

    前文已证，孙氏入闽始祖三承事在世和迁闽时间大约在宋代元祐前后，而史载友松公是大明永乐年间自闽迁粤的。三承事的父亲九承事与友松公之间相差三、四百年，怎么可能是父子关系呢？又据史载，孙誗于唐僖宗中和年间在世，孙中山先生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诞生。从友松公在世的明永乐初年至中山先生出生，历463年，传十七代，每代间隔约27年，殊诚合理。但从孙誗在世的唐中和初年至明永乐初年，中间至少相隔五百多年，如果仅传七代，每代间隔竟长达七十余年，其为无稽，则不待辩而可知。

那么，以笔者之见，从孙誗到孙中山先生，其间到底应该传了多少世呢？今据以孙誗八世孙三承事的在世时间，因有同房同辈人相比较，可定在宋元祐前后。而从唐中和初年（公元881年）至宋元祐初年（公元1085年）历205年，传了七代，每代间隔为29年。对照自友松公到中山先生，每代间隔27年，仅多了二年，这种传代速度是可信的。如果用这种速度去推算孙氏在闽期间的传世数，则从元祐初年到永乐初年的三百余年中，至少可传十代。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致地推断：从唐末孙誗起，孙氏在江西宁都传七代至八世祖三承事；三承事在福建长汀传十代至十八世祖友松公；友松公在广东又传十七代至孙中山先生。前后大约共传三十四代。也就是说，中山先生应是孙誗的第三十五世孙。证以《城南富春孙氏伯房第十二修族谱》中对有确凿生卒年月的人物的记载：“九承事长子二居士位下：十七世，子美公，生于明永乐十五年七月初二日，殁于宏治四年二月十五日；子实公、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八月初五日，殁于宏治十五年五月初一日。三十三世，家谟公，生于清同治壬戊年五月二十三日，殁于光绪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三十五世，良桂，生于民国甲戍年六月十九日子时。”这些人的世次及在世时间均可能分别与友松公和中山先生相近似。说明这种推算尚属比较合理。当然，准确的结论还待对福建孙氏族谱考证以后才能作出。

 

据《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