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与评述(U)

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兼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

 

邱  捷

 

   自从1942年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以来，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一直存在着“东莞说”和“紫金说”两种意见的争论。1986年，李伯新与笔者合写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论证了“紫金说”不能成立的理由，主张“东莞说”。1989年的《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1期潘汝瑶、李虹冉两先生的《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评》文），认为我们的文章“全文充满着矛盾抵牾，论题、论据虚假，悖理失实”；一再以“鱼目混珠”、“弄虚作假”、“欺骗”、“捏造事实”、“自欺欺人”、“作伪太过”等词语加以指责，并认为我们论点的出现“是近年广东论坛上一个奇特现象”。对“自欺欺人”这类指责，自然无须一一反驳，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仍有必要对《评》文提出的问题再作些说明。

 

一、回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结语”的三个问题

 

《评》文在“结语”中说，要反掉“紫金说”必须做好三件事，在这里先予以回答。

“第一，必须找出一部象紫金孙氏族谱那样的，世系井然，传代关系分明和《纪念簿》能两相吻合的可以取得人们信任的孙氏家谱。”

答：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世系井然、传代关系分明”的家、族谱。孙中山上世“躬耕数代”，家谱资料不甚完备无足为怪。现存的翠亨《孙氏家谱》是孙中山胞姐孙妙茜老姑太留下的，不见得“人们”都对这本家谱持不信任的态度。邓慕韩在30年代公布这个家谱的内容时已说明系抄自翠亨孙中山故居，后来他还说明抄写时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孙满先生和国民党党史会的编纂王斧也在场。《孙氏家谱》在记载上确有一些疏漏。但家族谱牒有疏漏是常见的事，一般农家保存的家谱族谱更是如此。《孙氏家谱》从收藏者及收藏地看来源可靠，又有《列祖生没纪念部》、契据、坟墓作佐证，就不能因其记载上有一些问题便完全推翻。现在我们看到的洪秀全的族谱，就有极为明显的疏漏，但因为它是官禄 洪氏保存的，从未有人怀疑它是赝品。“世系井然、传代关系明确”并非判别家谱、族谱真伪的准则，而伪造的家、族谱做到上面两点也不困难。如果说有疏漏的家谱不可能是孙中山的家谱，只能是其他孙姓的家谱，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在条理、文字上较翠亨《孙氏家谱》为优，但它不是孙中山家族成员保存的，收藏地远离翠亨数百公里，发现和公布的时间是本世纪40年代，迄今仍找不到一条直接证据肯定它可以与翠亨孙氏保存的谱牒资料相接；相反，否定的证据却有不少（详后）。因此，完全没有理由否定翠亨《孙氏家族》而代之以与翠亨孙氏无任何关系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

“第二，东莞孙氏是属于广州语系的，如果孙中山是出自东莞，为什么到了翠亨村，忽然变为客家语系的人了？”

答：所谓“客家语系的人”并非事实。现举出两个很易查核的证据：

1、孙中山留下有普通话、广州话演讲录音。他的普通话略带广州话口音，广州话略带中山土音，但都没有客家口音。

2、孙老姑太是讲白话的，她的后人与中山市见过她的人士可以证实。翠亨村的人也是全部讲本地白话的。

罗香林先生认为孙家本来属于客家语系，但他又说：“至孙父达成时已是本地化了。……孙公父子，尚能客语，但他母妻，则已操本地白话了，翠亨……周围凡24村，就中除翠亨和迳仔路村外，其余都是纯粹的客家村。”[1] 可见，即使按罗先生的说法，至少到孙中山父亲一代，并非“客家语系的人”。

那么，孙家是否本讲客话、后改白话的呢？这个假设至今仍找不到任何证据。不过，翠亨周围是客家人聚居之地，在这个环境中，本讲客话的家族怎么会“忽然”改说本地白话呢？

“第三，孙中山的祖先是否来自紫金，最有发言权的是孙科，孙科及其家属在口头上，书面上，行动上表明他们的祖先是出自紫金，你们要能够使他们声明取消这些表态。”

答：我们当然不能使孙科先生及其家属取消表态。同样，任何人也无法取消孙老姑太及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先生只承认东莞为祖籍的事实。在祖籍问题上，他们同样“最有发言权”。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孙科先生也有过承认东莞为祖籍的表示。《评》文的第五部分说：“如果说《源流考》是不正确的，这就无异于说，孙科犯了神经分裂症，‘谓他人父’。”这类强加于人的话与学术讨论并没有关系，恐怕还会产生某些消极的效果。一个人对远祖的情况不很清楚，同族人对家世源流有不同看法，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因为孙家成员对祖籍问题意见并不一致，所以，无论持“东莞说”还是“紫金说”，在引述孙中山亲属意见时，态度不妨客观些。

 

二、“紫金说”不能成立的主要理由

 

《评》文说我们的文章把“琏昌”与“连昌”的差异“看作是决定孙中山祖先是否出自紫金的关键性问题”。我们的文章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与文字。“琏”与“连”的差异不算重要。“紫金说”不能成立的主要理由是：

1、所谓“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前提不能成立。我们的文章说，这种说法来自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一段话(“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的误译。（中译本作“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里。”）《评》文说我们是“讥笑罗先生不懂英语”。这未免近于深文周纳。误译与否，将中、英文对照即可判别。中文本译者是徐植仁，译本有误译之处，也与罗先生没有关系。况且，早年罗先生自己也说过这是误译，他在《客家研究导论》的一个注上说：“Linebarger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Tung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民十五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2] 《评》文还有指责我们“谓罗氏捏造”的说法。这有违事实。我们从来没有对罗先生使用过这种字眼。在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上我们与罗先生虽有不同看法，但对罗先生的人格和他在学术上的整个建树是尊重的。在文章中讥笑、谩骂他人有悖学术道德，对一般人尚且不可；我们作为后学晚辈，对已故的罗先生更不会这样做。

现在再回头谈谈所谓“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问题。紫金中坝孙氏族谱上说：“……所遗祭田，小土名林塘肚，又忠坝公馆背灌水塘杨坊矿石屋下三坟地，旱塘仔即上镇约开基之始祖也。分四房：长房祠堂上孙排，二房祠堂上袁田，三房祠堂下孙排，黄牛挨磨，即开基祖祠是也。”[3] 显然，“公馆背”只是一处祖坟所在地的小土名，祖祠所在地的土名是“黄牛挨磨”等。而罗先生认定为孙中山祖籍的村庄，按县、都、约、乡、村五级地名是“紫金（永安）县琴江都上正（镇）约中坝上孙排”（现在的地名是“紫金县中坝发昌乡孙屋排”），无论如何都插不入“公馆”两字。孙中山和一位外国人谈祖籍时，为何县、都、约、乡、村五级地名都不提，只提一处祖坟（不是祖祠）所在地的小土名的前半截？（“公馆背”按理也不能简化作“公馆”）因此，还是罗先生早年同意过的，“Kung Kun”乃是“Tung Kun”之误较为合理些。

就退一步说，“紫金琴江都上正约中坝上孙排”等于“公馆村”，它也并非“on the East River”（在东江）。这个村庄在紫金县东北，离东江至少数十公里，位于韩江的支流琴江上游，在普通的河源市、梅州市地图上都标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村庄最多也只是“韩江公馆村”而非“东江公馆村”。不管怎样解释也无法与前引的孙中山自述联系起来。

2、从罗先生那时至今，尚未找出过一条证实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有关系的直接证据，说来说去仍是一些推测之词，或把某某人认为如此当作证据。而翠亨则有多种来源可靠的物证说明孙中山上世在明朝已居住在香山，并非清初从紫金（永安）迁来。我们的文章已谈了很多，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

3、紫金的琏昌并非香山的连昌，除了翠亨的文物可以证实这一点外，还有一个极有力的证据：罗先生说过紫金的琏昌参加过钟丁先的抗清斗争（发生于1646年左右），这一事实又为紫金县近年细致的调查所证实。[4] 但香山翠亨的连昌生于1669年，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参加发生在他出生前20多年的抗清斗争。因此，紫金之琏昌并非香山之连昌，当无可怀疑。这点并非枝节问题。须知“紫金说”是没有直接证据的。紫金孙氏族谱有一位十二世祖琏昌，而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则有一位十二世祖连昌。此琏昌即彼连昌的假设，乃是“紫金说”最为关键之点。现既已可确定两人并非同一个人，紫金中坝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不能相接，“紫金说”当然就失去了成立的可能性。

4、紫金（永安）在昔日是一个“纯客住县”，但翠亨孙氏在语言、风俗、习惯与客家人不同。

《评》文无视以上的问题，说罗先生的考证“冲破了十二道难关”。文中列出的“难关”，有的与本论题了无关系，而“紫金的琏昌是否到了香山？是否有确凿证据？”这个大“难关”却没有列入；同时，所列出的“公馆的地旺在哪里”、琏昌与连昌“世系虽相符其年代是否相符”、“翠亨孙氏是否说客语的”、“孙中山家庭成员是否确认他们是来自紫金的客家人”这几个“难关”，恰恰就都没有“冲破”。

《评》文在开始时还说过：《国父家世源流考》“已成为研究孙中山家世的定谳，而孙中山的祖籍在紫金亦已明白无疑了。”事实上，我国大陆研究孙中山的学者，很少人重视所谓“孙中山祖籍在紫金”的说法。在我国台湾和海外，也有人对“紫金说”提出质疑。1985年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年谱》第3次增订本，在提及孙中山家世源流时虽仍沿用紫金说，但补加了一条长注。注文一开头就说：“关于先生（孙中山）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注文还引述了孙满先生致函台湾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反对“紫金说”的意见；注文最后说“本谱暂仍依罗香林前说，并继续研究考订，容有确论，再行补正。”可见，即使在台湾，“紫金说”并非“定谳”。“紫金说”存在的问题，罗先生当时没有解决，《评》文也没有解决。《评》文和我看到过的另外两三篇为“紫金说”辩护的文章（有的是油印散发的），在学术上都讲不出多少道理，更拿不出有力的新证据，只是一味强调罗先生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连篇累牍地挖苦、斥骂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用这种方法，恐怕还是不能冲破“紫金说”的难关。

 

三、为什么我们赞成“东莞说”

 

《评》文说：“以公馆为东莞误译的主张者，以东莞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的文章并没有把“Kung Kun”为“Tung Kun”之误作为论据。把这段误译作为出发点的，是“紫金说”而不是“东莞说”。我们赞成“东莞说”的主要理由是：

1、孙妙茜老姑太保存的《孙氏家谱》有“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的记载。而东莞上沙孙氏族谱可与翠亨《孙氏家谱》相接。

2、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在《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中记录了孙老姑太1931年4月26日的一段答问：“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这与《孙氏家谱》的记载是一致的。

在研究一个普通农家（孙中山的上世就是普通农家）的家世源流时，以上两点应说已是很有力的证据。至今仍找不出什么证据说明孙老姑太及孙家的前辈早把自己的祖籍搞错，非要日后另行考证出一个新祖籍不可。

“东莞说”还有下面一些相当有力的佐证：

1、东莞上沙孙姓人士保存了1912年5月与孙中山同开孙族恳亲会的照片、传单。这证实上沙孙氏与孙中山渊源相同。

2、中山左埗头孙氏祖籍为东莞是确凿无疑的。左埗头孙氏保存了一些可以证实与翠亨孙氏源流相同的文物，如1912年5月孙中山在左埗头孙氏宗祠与族人的合照。

3、近年，罗香林先生的好友温济琴先生披露，罗先生对他说过：“孙中山当大元帅时确实又曾带廖仲恺、王宠惠、邹鲁去东莞拜过祖。其实，孙中山到东莞为名，捐军饷是真。”[5]“捐军饷”的解释是讲不通的，相信多数人不会认为，孙中山会去一个并非祖籍的地方祭祖。国民党党史会还收到过一件关于孙中山在民国元年到东莞祭祖的资料。冯自由在答复党史会的询问时说：“总理曾往东莞，似属确实。”[6]对孙中山往东莞祭祖的具体情况，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说明。但上述两条资料，至少反映了后来提出“紫金说”的罗香林和熟悉国民党历史掌故的冯自由都相信孙中山有过到东莞祭祖之事。

4、孙科先生曾有过接受“东莞说”的表示，而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则始终坚持“东莞说”（孙满、孙乾先生曾到东莞上沙寻访先祖祠墓，孙乾先生还曾为上沙孙氏祖祠书写对联）。但因孙科先生后来又赞成“紫金说”，这一点不能作为关键性的证据。

 

四、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

 

对客家人和客家历史，我们没有作过专门研究，只是在探讨孙中山祖籍时顺带涉及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当时考虑到：

1、孙家讲本地白话而不是讲客家话。

2、孙家居住在讲白话的翠亨村而不住在附近的客家村。孙氏上世住过的涌口村也不是客家村。

3、孙家连续几代与本地讲白话的人通婚而不与附近的客家人通婚。

4、孙家的风俗习惯与一般客家人不同。如妇女有缠足陋习。还有一点：客家妇女在墓碑、家谱中一般称“孺人”，而翠亨孙氏妇女在墓碑、谱牒中多称作“安人”而没有称作“孺人”的。被“紫金说”者当作来自紫金的十二世祖连昌公，其墓碑是“显十二世祖考连昌孙公、妣陈氏安人同墓”。从这个墓碑看，连昌公不会是来自紫金的客家人。他的后代就更不会是客家人了。

除了以上各点外，我们再考虑到昔日客家人在乡居环境中一般不会改变语言、风俗的特点以及翠亨附近多是客家人聚居的村落这个特殊环境，才认为“孙家不是客家人”。但近来发表的一些论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在此，我对这个问题再作一个更明确些的表述：根据已知的各种资料，我们认为翠亨孙氏不可能是清初来自紫金的客家人。至于孙氏更远的祖先是否客家人，则不敢遽下断语。

事实上，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有过孙家并非客家人的极明白的表述。林百克记述了孙中山反对给妹妹缠足时杨太夫人反驳儿子的话。现将林百克所记的英文原文再次抄录：“‘Behold the Hakkas!’ declared the mother of Wen.(“文”，即孙中山）No Hakka woman has bound feet . The Hakkas do not bind their feet as do the Bandis(本地人）or Chinese. Would you have your sister a Hakka woman or a Chinese woman？Would you have her as a stranger or as one of us?”[7]因为经过两重转述及译成英文，林百克所记在字句上未必与杨太夫人的原话完全相同，但她认为自己的家庭不是客家人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

能不能说，因为杨太夫人是“广府人”才这样说，而孙家的男子仍是客家人？这种假设是很难成立的。达成公若为客家人，当不会允许家中有缠足陋习。杨太夫人若真的嫁到一个客家家庭，作为一个贤惠的旧式妇女，她也不会对儿子说一番自外于客家人的话来为缠足辩解。

《评》文在“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上对我们的指责，采用了学术研讨中罕见的做法。我们的文章说到“昔日客家人一般不与土著通婚，但孙中山的祖母黄氏……元配夫人卢氏是当地人而不是客家人。”《评》文不理会我们已作了“昔日”、“一般”的限定，而且没有把这一点作为主要论据；仍说我们把土客不通婚“扩大化”、“把局部变为整体，把一时变为长远”；在列举了后来一些土客通婚的事例后又硬说我们的文章的逻辑是“和广府人通婚便是广府人”、“以通婚不通婚为判断孙中山是客家还是非客家的标准”等等。这里所指责的，完全是我们的文章里没有的东西。

我觉得，过于强调“孙中山是客家人”或者“孙中山不是客家人”都没有现实意义。因为无论孙中山是否为客家人，既不影响他崇高的历史地位，也不影响客家人对中华历史、文化的杰出贡献。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是会同意的。

 

五、关于翠亨的文物资料

 

因为翠亨孙中山故居的多种文物都不利于“紫金说”，所以，《评》文花了不少篇幅论证这些文物资料是“不可信的”。不过，文中列出的理由，看来还是不能把这些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一一推翻。

翠亨故居现存的孙梅景等人的卖田契，是翠亨《孙氏家谱》所记的一位七世祖容窝公的后人孙梅景等人把一块祖尝山地卖给“房亲”孙廷尊和孙迥千（翠亨孙氏十三世祖，连昌公之子）的契据。这个契据，一方面可以作《孙氏家谱》的佐证，一方面也证实了翠亨孙氏不可能是十二世才从外县迁来。《评》文对契据中“房亲”一词作出新解释：“‘房亲’常常用作‘族亲’即同姓人解”；又说：“如果迥千是近亲或五服外同住一条村的房亲，即购买祖尝田决无须托外姓人作中，更无须由外姓人引至。要外姓人作中，要外姓人‘引至’，则表明迥千公决非容窝公或容窝公兄弟的同支孙氏，不过是同姓人而已。”相信多数懂汉语的人不会接受《评》文对“房亲”一词的新解释。仅仅同姓而源流不同的中国人也无互称“房亲”的习惯。从后文看，《评》文对“房亲”一词概念的使用也是前后不一致的。若孙梅景等人与孙迥千没有亲族关系，决无互称“房亲”之理。至于说“决无须托外姓人作中”，则不知《评》文有什么依据。纵然真的拿出了依据，古代民间契据情况千差万别，相信谁都不敢说没有例外的情况，怎能因“有外姓人作中”就判定卖买双方即使互称“房亲”也没有亲族关系？何况契据里作中的“外姓人”还可能是孙家的表亲或姻亲。因此，《评》文否定孙梅景等人与迥千公有亲族关系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

翠亨故居有一件展出多年的文物——孙中山父亲达成公兄弟批耕瑞英祖留下山荒的契约。在《孙氏家谱》，瑞英公是十一世祖，达成公兄弟在契约中自称是“瑞英祖”的“嗣孙”。这个合约有力地证明了孙中山上代不可能是十二世始从紫金迁来，因为十一世祖瑞英公就居住在香山。《评》文对这个契约的议论同样是没有说服力的。如该文提出“签名笔迹相同”（并非完全相同）的问题。其实，这在昔日乡村文契并非个别现象，因为当时乡村并非人人都能写字。若系日后有意伪造的赝品，写成不同笔迹亦非难事。《评》文还对“嗣孙”一词发表了六七百字的莫名其妙的议论；又说“‘嗣祖’两字，字典无此词”，达成公兄弟在契据使用“嗣孙”一词“这显然是不通的”。我认为，达成公在这个契据中自称瑞英祖的“嗣孙”，并无不通之处。“嗣孙”一词，在昔日族内文献是常用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就有。无论古今，大概不会有人把不是自己祖宗的人称作“祖”而自称“嗣孙”。而且，在该合约中署名的房长和房亲尊贤、业贤、国贤、茂成等人的姓名，与敬贤公、达成公两代排行相同。显然他们是同族宗亲，同为瑞英公的后代。为了否定达成公为瑞英公的后代，《评》文甚至想出这样的解释：“达成公虽然孙姓，但和瑞英公这一派孙氏，是不相统属的。现在要批种瑞英公的尝山，除非攀宗认亲，在合约上写上一个什么亲属的名词，以符合乡俗，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对方的同意。”现在大家都知道，达成公虽然只是一介乡农，但为人公正廉明，不苟取予；而且，他尊崇祖先，极重风水。他怎么会为批耕一块山荒地而做出“攀宗认亲”这种在当日为人们所不齿的事？而且，同居一村，谁为谁的后代，彼此都一清二楚，又岂会发生这种“攀宗认亲”之事？《评》文是为《国父家世源流考》辩护的文章，却写出这种毫无根据的对达成公不恭的文字，这就与罗香林先生尊崇孙中山的本意大相径庭了。

对故居收藏的《乐安堂仕合号》帐册，《评》文称之为“‘乐安堂’和‘仕合号’两间商号的来往帐册”。这也是毫无根据的。该帐册确有达成公管过公尝的内容。《评》文以这本帐册与他们认定的公尝簿格式有别，又断言这本帐册是“捏造”的。昔日民间的帐册，情况也是千差万别，谁也不可能制定一个格式让人人都严格遵守。这个帐册明明记有达成公管理公尝的内容，怎能因不符合某种格式便斥之为“捏造”？

对《孙氏家谱》和上述几种资料，为慎重起见，笔者曾托人向孙老姑太之孙杨连逢先生和在50年代即负责管理故居文物的李旭昭先生请教过。杨、李两先生都亲笔作函予以明确、肯定的答复。李先生还说明，当日纪念馆入藏这些文物都是无偿的。在翠亨故居文物是否可靠这个问题上，杨、李两先生的话无疑较《评》文那些缺乏根据的猜测和议论更有价值些。

对翠亨附近的孙氏祖墓，《评》文发表了如下不负责任的议论：“在三十年代正是东莞说盛行之时，趁修建纪念中学的机会，东莞说得大行其道。按照东莞说者的意旨，大事迁坟、造坟、换碑，制造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的假象，把原葬犁头尖山的连昌公，改葬谭家山，把原来在其傍并无瑞英公墓的连昌公墓改成居然有瑞英公在其上首！欲以此作为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的佐证。”请问：这些话有什么根据？这些胆大妄为的“东莞说者”是谁？在30年代，根本不存在“紫金说”和“东莞说”的争论，谈及孙中山家世源流的人多是“东莞说者”（对孙中山祖籍在东莞上沙还是东莞员头山则有过争论），何须为证实一个被人们接受的说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孙中山祖墓大做手脚？兴建纪念中学是孙科先生主持的；孙老姑太一直住在当地，孙满、孙乾两先生经常回乡，孙乾先生还任过中山县公安局长，若说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伪造孙中山的祖墓（共数十座）并将真正的孙氏祖墓改头换面，当时无人制止，事后也无人追究，有这个可能吗？

孙中山在逝世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尊崇，翠亨孙中山故居成为圣地，经常有人前来瞻仰，许多专门的研究人员来作过调查、研究。中山县的人民和各级政府都不会容忍任何亵渎孙中山故居的行为。因此，所谓大批伪造孙中山家族文物、祖墓的事，绝不会发生。我们大家在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时，对史料进行考证是正常的事，但当涉及到孙中山的故乡和亲属时，态度是否可以冷静些、慎重些？是否可以先同对文物有发言权的人士及有关文物管理部门交换一下意见再发表议论？

 

六、《评》文提到的一些“新”论据

 

罗香林先生在30年代就有“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8]的想法，至40年代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宣布发现一本紫金中坝孙氏族谱抄本，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提出“紫金说”。多数对“紫金说”提出异议的人，都以承认罗先生提出的紫金方面的资料的可靠性作为讨论的前提，只是不同意他根据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评》文对“紫金说”的资料谈得不多，大抵只是重复一些罗先生说过的东西；但提出和引用的一两条罗先生没有谈过的新证据，在可靠性方面却不能不说大有问题。

    《评》文提出一个新论据：孙中山的父亲是讲客家话的。这并非事实，已如前述。但这个新论据是怎样得出来的呢？原来，《国父家世源流考》记载了孙老姑太说达成公“终年养一来自嘉应州之风水先生”。《评》文把这番话改动成达成公千里迢迢到嘉应州“聘请”这位地师，并以此作为达成公讲客家话“绝好的证明”。且不说“往聘”之说并无证据，以达成公当日的家境，恐怕没有财力专程到嘉应州聘请风水先生；而且，供养过一位嘉应州的风水先生也不足以证明达成公讲客家话、是客家人。风水先生闯荡江湖，一般也无须到其家乡聘请。《评》文以改动《国父家世源流考》内容的方法提出一个“新”证据，又拿这个“证据”来证明《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论点是正确的，这种论证方法恐怕不能说是谨严的。

《评》文还引用了台湾“研究孙中山家世的专家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中薛岳所述：“国父原籍在紫金县，国父也说过自己是东江客家人，老家住在紫金县。”这又是罗香林先生没有提过的一项新证据。

《国父家世源流汇述》的序介绍作者时说到：“谢君出身理工，服务工商界多年。”谢先生前几年发表过一篇《国父侄孙——孙承祖》（台北《传记文学》第46卷第4期），说孙中山的叔父学成公去世时留下一个19岁的儿子官星，将钱汇回乡供养寡母程氏，而学成公夫人程氏至本世纪30年代百多岁高龄时才去世等等。查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学成公去世时程氏才29岁，自不会有19岁的儿子。且《纪念部》明确记载程氏于民国元年去世，寿77岁。显然，谢先生撰文时还不大熟悉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的内容。看来，谢先生是一位研究孙中山家世的有心人，但未必是“研究孙中山家世的专家”。

《国父家世源流汇述》有一些作者近年收集记录的口述史料，这些口述史料几乎众口一词地显示：被访问者早就（甚至在孙中山生前）知道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上引薛岳所述是其中一种。在历史研究中，口述史料是值得重视的，但应对口述者的身份、史料产生的时间和背景作分析；不能偏信某类口述史料而无视其他反证资料。如果孙中山真的早就说过自己“老家原住紫金县”，为何以往从未披露过，连“紫金说”的提出者罗香林先生也不知道？为何孙家的长辈孙老姑太和后辈孙满、孙乾先生都不知道而要承认东莞为祖籍？为何孙中山的亲信高级干部胡汉民、邹鲁、吴稚晖等都不知道而接受过“东莞说”？孙中山为何不与亲人、不与高级助手谈祖籍，只告诉当时只是中级军官的薛岳？这些，都是引用这类史料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至于那些听说某某人说过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的口述史料，其可信程度就更低了。这类后出的口述史料再多，在价值上恐怕都不能与孙老姑太1931年关于祖籍在东莞的口述相比。因此，这类口述史料不足以成为“紫金说”有力的新证据。对谢先生的研究，我知之甚少。只是因为《评》文引用了《国父家世源流汇述》的内容，所以顺带谈一下，再多说就不应该了。

 

七、对研讨这个学术问题的一些想法

 

不了解围绕孙中山家世源流这个学术争论来龙去脉的人，如果看到“紫金说”有一些著名人士接受，又看到一些为“紫金说”辩护的语气非常激烈的文章，可能认为“紫金说”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些根据。其实，从学术研究角度看，“紫金说”是至今都没有直接证据的。现有的证据（包括在紫金县的一些资料）都有利于“东莞说”而不利于“紫金说”。“紫金说”之所以产生相当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

《评》文对我们文章中“其主要原因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这句话作了很尖锐的指责，斥之为“偷渡”、“溜过关去”、“不够堂堂正正”，并宣布我们已“理屈辞穷”。其实，在我们的文章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后来我在1987年发表的《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又进一步作了说明，那就是：昔日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的表态，阻止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使证据不足的“紫金说”得以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自不应在这里多费笔墨，不知何故竟被说成是“偷渡”。《评》文还认为蒋介石等人的表态对批评“紫金说”的人“无疑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难关”；如果要说《源流考》是不正确的，就无异说“与该著有关的国民党的党国要人自蒋介石以下都是草苞。”对“党国要人自蒋介石以下”的功过贤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讨论孙中山家世源流这个学术问题时作出评价。说他们对一个学术问题表错了态，也算不上“大不敬”。他们并不是研究这个学术问题的专家，在今天，人们更不必把他们的表态作为研究的准则。因此，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党国要人自蒋介石以下”的题署、序言是“不可逾越的难关”。与这些“党国要人”们相比较，国民党党史会那些作过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其意见更客观些，对问题的研讨也更有价值些。当时，国民党党史会负责增修《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的纂修林一厂（即林百举，梅县人，“厂”音an），起初对《国父家世源流考》十分赞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把该书的内容详为摘录。国民党党史会的一些人要求禁止罗著出版（实际上已经出版），林还反对这样做。后来，他调阅了《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等资料，把这些资料与《国父家世源流考》列表逐条比较，又托在广东任职的友人设法调查紫金的情况。最后，他感到罗先生这本书确实还存在问题，在1944年3月花了几天时间撰写题为《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未足征信之点》的报告。1944年3月17日，他到国民党党史会办公处，“将关于总理世系案㈠本会调查经过、㈡罗著可疑之点、㈢学术会议讨论原案与签呈共订一本，附缴罗著一册交冯绍苏，饬送秘书室转呈张委员。”[9]如果台湾的学者能在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找到这些资料并予以披露，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当时就罗先生的著作进行的争论有更多的了解。

研究孙中山，首先应该研究他的事迹、他的思想和他对历史的伟大贡献。祖籍问题只是一个不算很重要的具体学术问题。对这个学术问题，除罗香林先生外，邓慕韩、谭彼岸、孙甄陶、庄政等先生在我们之前都作过专题研究。我们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来没有想过要作出什么“新发明”，更没有认为自己的文章有何等重要的价值。“广东论坛”也理所当然地没有特别注重我们这篇文章。它所引起的某些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其实，孙中山祖籍问题是一个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从长讨论的学术问题。如果通过讨论大家达成一致认识固然好；就是意见仍不一致，关系也不大。因为谁都同意孙中山是中国人，是广东中山（香山）人。至于孙中山很多代以前的祖籍在何处，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各人不妨采纳自己认为正确的那种观点。

读完《评》文，我颇感困惑：有些问题在我们的文章及笔者1987年发表的《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已作了说明，《评》文仍就这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问。难道两位作者并没有读完他们所批评的文章？作为一篇研讨学术问题的文章，《评》文的语气似乎盛气凌人了些，“欺骗”、“可笑”一类字眼也稍多了些。特别是该文在列举他人论点再予以驳斥时不注意准确性，立论则颇有忽略论据的倾向；这些，更使《评》文与一般研讨学术问题的文章有较大的不同。不过，这篇文章毕竟是在一个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这就比非公开地散发一些油印件来得堂堂正正，也给了我一个尽言之机，也许会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因此，我还是应该对这篇文章表示欢迎的。

 

据广州《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