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故居“背海朝山”不寻常

来源：广州日报2006年10月26日作者：钟葵

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经常上演这样的传奇故事：开创历史新纪元的伟大人物，往往不是出现在京都大邑的豪门大族，而是令人意外地诞生在穷乡僻壤的贫困之家。如汉朝的开创者刘邦，是江苏沛县丰邑一户农家之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安徽凤阳县，元末时这个地方“十年倒有九年荒”，他出生后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到了近代，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是诞生在一个极其平常、过去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广东中山县翠亨村。
　　这些伟人的故乡，虽然地方偏僻，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往往山清水秀，是宜人居住之地。

　　五桂山本是海中孤岛

　　通过考察翠亨村的山山水水和孙中山故居，笔者发现，翠亨村的地理环境确实得天独厚，自成一格，孙中山故居也与众不同。孙中山的诞生和成长都与家乡的地理及人文环境息息相关。
　　中山县原叫香山县，因境内有香山（即五桂山）而得名。五桂山是高耸在珠江三角洲南缘的山脉之一，它本是海中孤岛，后来被冲积平原所包围，成为平原的山脉。从地理学角度看，五桂山是热带边缘山脉，它东起伶仃洋，西迄磨刀门，北界横门、石岐等地，南抵横琴等岛，贯穿中山、珠海等地，山地多为花岗岩所成，主峰五桂山海拔500多米，终年花草芬芳，所以古名香山。
　　从堪舆学角度分析，五桂山脉为东北-西南走向。其“行龙”始自新会古兜山，渡崖门经古井入斗门县，入海经神湾连接五桂山，一路气势磅礴，横布数十里，“龙楼凤阁”进入翠亨村，经孙中山故居后出唐家湾，渡海入香港大屿山，再由坪洲上太平山。

　　翠亨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位于五桂山“行龙干脉”上的翠亨村，北、西、南三面有犁头尖山、牛黄山、金槟榔山等山，东临大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清水秀，确是“藏风聚气”的好地方。
　　但这个地方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其田地土质不好，经常欠收。在以农业为主的“河流经济”时代，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外地去谋生。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广东沿海得风气之先，五桂山这条“龙”才活起来，翠亨村人乘地利之便纷纷出洋经商，不少人因此而致富，孙中山之兄孙眉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当地人认为，孙中山祖父之坟和孙中山的诞生有密切关系。
　　孙殿朝是孙氏入翠亨村的开基祖。孙殿朝生孙恒辉，孙恒辉生孙敬贤。孙敬贤是孙中山的祖父。从孙敬贤以上几代均以农耕为生，家境贫寒，人口稀少。到孙敬贤这一代，因年14岁即遭父丧，依寡母为生，凭着他的苦干与节俭，终于购得20亩田地。孙敬贤不甘心孙氏家族就这样没落下去，便将希望寄托在地理堪舆上，他常与一名曾是太平天国谋臣的术士爬山涉水，寻求福地。后来找到一个“牛眼龙穴”。孙敬贤便不惜变卖田地购得，以致家境渐窘。
　　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和其父一样，也十分相信堪舆学，终年与一名来自嘉应的堪舆师寻找“吉地”。据孙中山胞姐孙妙茜称：“各祖先坟地，皆父亲所寻得。祖父之坟，地师谓葬后10年，必出伟人，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安葬，至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孙中山诞生，相去果仅13年也（实际为12年）。”

　　故居坐向与村中住宅相反

　　孙中山的祖坟真的能让孙家出伟人吗？因堪舆学的阴宅理论有不少迷信因素，在这里我们对此不作讨论。
　　有趣的是，孙中山的出生地即孙中山故居与众不同，翠亨村全村住宅皆背山朝海，唯独孙中山故居背海朝山。堪舆学称为“坐空朝满，反身朝逆”。表面上是“逆反”，但其坐寅向申的坐向却与五桂山脉的东北-西南走向一致，独得“龙脉”之气，吸收天地山川精华。

　　人文环境影响孙中山一生
　　蒙难时以文天祥自励

　　中山县的人文地理环境对孙中山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中山县境内多山水，山川主要有：虎跳门山、两耳岭、王蓝山、伶丁山、金星山等数十座山峰，这些虽非名山大川，但个个环境清幽，流水潺潺。
　　在这些山中，有一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去处，此山名伶丁山，山下有伶丁洋，洋为内外，内洋有二石，一黑一白，对峙中流，高约百丈许，当地渔民称之为双箸。此地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南宋末年抗元名相文天祥之故，据载文天祥因于1278年抗元斗争中遭败绩而过伶丁洋。因洋名而感叹己之报国之志不得申，随著《过伶丁洋》诗一首：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丁洋里叹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从诗中可以看到一个“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高大民族英雄形象，此地因此诗而传名于世。这对于生于此的孙中山来讲，是十分清楚的，因而颇受此英雄气概之影响，于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广州蒙难时，曾以文天祥自励。

　　早年受郑观应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达，西风的东渐，中山出现许多学术上、政治上的著名人物。最有名的学者，是清末著名的洋务派人物郑观应。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一书，主张变法维新。早年孙中山受郑观应影响较大，一度想走“求知当道，游说公卿”的道路。1894年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就是受《盛世危言》的1892年版自序的启发而写成。
　　孙中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自然受到熏陶，渐渐成为学贯中西的革命家、思想家。可以讲家乡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重要的因素。这也许就是传统文化所言的“占地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