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翠亨村，有一位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的老人叫冯观爽，傍晚歇凉时常在孙中山家前的大榕树下给村中的孩子们讲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起义反清的故事。孙中山常常听得十分认真，对洪秀全充满了崇仰之情，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咯！”在和村中小孩玩游戏时，他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后来在回答日本朋友宫崎寅藏询问他“革命思想胚胎于何时”的问题时，回忆说：“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

童年的孙中山便活泼好动、爱动脑筋和有反抗精神，翠亨村中流传着很多孙中山小时候的传说。据说翠亨村原有一家开设豆腐店的人家，叫“豆腐秀”，他有两个儿子十分顽皮，年龄又都比孙中山大，常常欺负孙中山。有一次，被欺负的孙中山忍无可忍，便拿着一块石头追到“豆腐秀”的店铺中，一石就砸往那锅正煮开的豆腐浆。小孩的父母不明所以，找到孙中山的父母理论，才明白事情的经过原委，自知理亏，把两个儿子大加责备。孙中山父母见“豆腐秀”因锅破不能再用而为生计发愁，也主动赔偿。孙中山也因此得了一个外号“石头仔”。孙中山10岁的那一年，翠亨村靠在潮汕一带从事苦力贸易发财的杨启文、杨启操、杨启怀三兄弟被外县控告贩卖人口，香山县衙门派出清兵下乡搜捕封屋，一时间翠亨村鸡飞狗走，家家关门闭户，犹如大难临头。孙中山反而毫不害怕，跟着清兵后面去看他们封屋，每封一间，他都跑回家去报讯。

因为家贫，孙中山直到9岁才开蒙读书，村塾就设在村中的冯氏宗祠，所学的功课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传统儒家典籍。塾师姓黄（或是王，粤语中黄与王同音），绰号“蟾蜍黄”，这位老师上课时只要求孩子们朗朗背诵课本，却不解说书中的意义。孙中山聪明伶俐，记性很强，往往老师教几次，他就能背诵下来。不久之后，孙中山逐渐对这种死背书而不明书中道理的学习方法感到困惑。他觉得：“我天天读书，却不知书中讲些什么道理，这读来有什么用呢？”他要求老师解释书中的道理。老师对孙中山的大胆冒犯当然非常生气，拿起戒尺来教训他。但孙中山并不服气，他认为“这个经书里面一定也有道理，我总有一天要寻求出来”。如果只硬性记忆，而不求甚解，即使记忆力甚强的学生，也会很快把学过的东西忘掉。孙中山也回忆过：“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

后来私塾的老师换了附近南蓢墟的程君海。程君海名步瀛，字守坚，号君海，又号籍笙，其人“仪容颀秀，天资聪颖，博通经史，未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廪饩，愤清廷颙顸误国，绝意仕进，讲学于翠亨村”。与孙中山“同时执贽受业”于程君海的陆华显回忆：程君海“诲人于学术传授外，尤注意于思想之启迪与德性之培养，每对吾人讲授满清入寇中原，残杀汉人，兴文字狱，以及丧权辱国诸史实，实意气慷慨，使听者民族思想油然而生，民族气节为之激发”。据说程君海在翠亨教学时曾出“虎豹诚能格”为上联命诸学生对，孙中山答以“龙蛇未可知”为下联。程君海“因知孙公非池中物，益悉心训诲”。虽然这些回忆未必全部可信，但孙中山童年时在翠亨村接受的私塾教育，为他打下了初步的国学基础。孙中山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时，同学唐雄对其有“中文根柢颇深”的感觉。

翠亨村虽然是个普通的小山村，但并不闭塞。据史料记载，当时孙中山“偶闻邻镇牧师悬有地图，寤寐求一见而未得也；从此对历史、地理、政治诸科，寄以莫大兴趣。审知‘中国即是天下’之说，纯属谬误，中国而外，当有更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物存焉”。哥哥孙眉寄回的家信中，“详述岛中政俗之优良、土地之肥沃及所营事业之发展”。这时因父丧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成为孙中山的私塾同学，他向孙中山述说十里洋场的五光十色。这一切都引起了孙中山极大的兴趣，他对翠亨村以外的广阔天地充满向往和好奇。因为弟弟孙观成因出外谋生而客死异乡，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一直不愿意他的两个儿子都到外国去冒险。1879年夏天，在孙中山的苦苦央求下，父亲终于同意他跟随母亲远航到檀香山哥哥孙眉那里去，之后孙中山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接受西式的教育。孙中山生于生活简朴的农民之家，而短短两三年不求甚解的私塾教育，封建思想与礼法灌输和影响是有限的，这也使孙中山没有太重的传统包袱而比较容易地接受西方思想文化。

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乘船回乡。船到香港，又转乘沙船回翠亨，在途中孙中山和众旅客受到清政府征收关税、釐捐的官兵三番四次借故检查，目的是为了勒索贿赂。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怒，他向船上旅客演讲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造：“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

回到翠亨村后，孙中山积极向村民述说在檀香山的见闻，宣传社会改革的必要，经常向村人抨击清政府的腐败，他说：你们的县衙门干什么事呢？每年衙役到翠亨来一次，向你们收取那县衙门所规定的钱。他们收了你们的钱，就去了。”“一个政府应该替人们管理种种事情，正像家长应该注意到家中各人一样。”乡中父老还推举孙中山参与翠亨村的村政事务管理。孙中山利用自己在西方学到的知识，在村里进行一些改良乡政的社会活动。此时的孙中山与四年前离开时完全不同了，国外的社会知识和自己目历身受的体验使他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少年相比已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开始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据说孙中山还时常集合村中的青少年等，演说太平天国和华盛顿、拿破仑的事迹。陆皓东、杨心如等都是他在村中志同道合的同龄朋友，后来村人把孙中山、陆皓东、杨心如、杨鹤龄合称为“翠亨四杰”。

翠亨村的北极殿是村民虔诚信仰的庙宇。传说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曾于晚上梦见村庙的北帝披发现形，忽然惊醒，不久就诞下孙中山。因此孙中山自小就契了北帝为“契爷”，还取了小名为“帝象”。但孙中山就对村民如此虔诚地信奉他的这位“契爷”不以为然，常常劝说拜神的村民：这些神像都是泥塑木偶，并不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影响，信奉无益。现在翠亨村中仍流传着孙中山反对迷信、损毁北极殿神像的故事。据说1883年秋天，孙中山与陆皓东、陆灿等几个同伴跑到北极殿里，损毁了北帝和金花娘娘的神像。他对村民说：“你看我把北帝的手指掰断了，胡子扯掉了，金花娘娘的脸划花了，它们都不能阻挡和躲避，还不是对着我笑眯眯的。它们自己都不能保护和帮助自己，又怎么能够保佑我们呢？”他们的行为当然引起村民的强烈反感，被认为是亵渎神灵，大逆不道，将会给全村带来灾难。最后，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答应重修被捣坏的神像，并责令孙中山离开家乡往广州，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到广州后的孙中山后来转往香港求学，这件事成为孙中山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1884年5月，在长兄孙眉的主持下，正在香港中央书院就读的孙中山回乡，与同县外壆村（今珠海市金鼎镇外沙村）华侨卢耀显之女卢慕贞结婚。结婚时按照当地的习惯，根据族谱里的排行，孙中山取字“德明”。1888年3月24日，孙中山父亲孙达成在翠亨村病逝。孙眉已于数月前回乡与弟弟孙中山一起奉侍汤药。此后孙中山在香港学医多年，学费及生活费都由孙眉源源不断供给。

在香港求学时，孙中山时时把英国管治下的香港与故乡香山相比，他后来回忆：

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

孙中山也曾利用他的知识和思考尝试在家乡进行一些乡政的改革，他回忆说：

我曾一度劝其乡中父老，为小规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桥、造路等，父老韪之，但谓无钱办事。我乃于放假时自告奋勇，并得他人之助，冀以自己之劳力贯彻主张。顾修路之事涉及邻村土地，顿起纠葛，遂将此计划作罢。未几我又呈请于县令，县令深表同情，允于下次假期中助之进行。迨假期既届，县令适又更迭，新县官乃行贿五万元买得此缺者，我无复希望。

孙中山在假期回乡时，也曾找老农了解乡间土质的状况，打算在家乡倡种桑树，以适应当时珠江三角洲缫丝业的发展。1890年，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致书香山县退休居乡的洋务官员郑藻如，希望他支持在香山县试实行振兴农桑业，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改造农业，发展农业生产；设戒烟局禁鸦片烟；广兴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人才等措施。因为这三项事业，有关天下国家甚大，如果能实行的话，“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这篇文字是目前所见孙中山最早的论著。孙中山与香山籍的另一位著名洋务实业家、思想家郑观应也有联系，郑观应的故乡三乡雍陌村距离翠亨村也不过10余公里。1892年，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编成，其中论述中国农业改革的《农功》篇据说即由孙中山执笔写成。

1892年初，长兄孙眉从檀香山汇款回乡，孙中山亲自设计和主持修建了一座三开间两层的小楼，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翠亨孙中山故居。同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先后在澳门、广州、石岐行医，时时回翠亨居住，并在家中书房为附近村民看病。有一次村民陆檀生的妻子难产，全家束手无策。虽然孙中山是男医生，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下是不好为女人接生的，但陆檀生无法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去请孙中山帮忙。孙中山的伯母阻挠，认为男人给产妇接生，会带来“衰运”。但孙中山并不放在心上，随陆檀生前去帮助产妇顺利产出。孙中山又常常和陆皓东等在书房讨论时政，通宵畅谈。有一天，他还和陆皓东拿着自己试制的炸药，走到家外约30米的翠亨村西闸门试爆，现在闸门的“瑞接长庚”石匾上还有一条裂缝，据说就是孙中山试验炸药时所震裂的。

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广州、石岐开设药局行医，他逐渐从“医人”走向“医国”，“行医日只一两小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1894年初，孙中山从广州回到翠亨村，在家中的书房里埋头起草了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政见书，计划向洋务派重臣李鸿章进言（后来一般称这篇文章为《上李鸿章书》）。在这篇《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指出片面追求船坚炮利，是舍本逐末的所为。欧美各国之所以富强，“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只要做到上述几方面，“以中国之人民才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上李鸿章书》是一个在教育、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学习西方使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方案。孙中山曾希望借上书李鸿章而打入社会上层，取得机会以施展自己改造中国的政治抱负，可惜这种和平改革的尝试最后失败了，他“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逐渐就走上了寻求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道路了。

1895年10月，广州起义未及发动便告失败，孙中山及革命同志避走海外，陆皓东则为返回销毁党员名册不幸被捕，壮烈牺牲。消息传来，震动了整个翠亨村，村民无法理解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这么鲁莽地去闹革命。当时管理村务的乡绅陆星甫更坐立不安，恼怒地说，这些年轻人发疯了，他们将使全村人丢掉脑袋的，他还担心清政府追究他的责任。当时从檀香山回乡结婚的华侨陆灿，在他的舅公、唐家村的一个士绅的指点下，和陆星甫事前在翠亨村的周围布置带枪的村民，以防全村人被逮捕或被屠杀。当搜捕的清兵到达翠亨村时，尽力招待妥当，并假装带他们尽量绕弯路去搜查，按照清兵所走的路程给予丰厚的“报酬”。事实上，距陆灿的回忆，来搜查的清兵似乎并无意追究此事，他们收了“报酬”之后，让村长把他们领到空无一人的孙家搜查，最后平静无事地离去。

而孙中山的亲属在广州起义之前，已经提早安排到了香港。在陆灿的仗义相帮下安全到达檀香山茂宜岛孙眉牧场居住，而翠亨村的房子则由孙学成夫人程氏照料。此后的十多年间，孙中山被清政府通缉，更不可能有机会回翠亨村了。1910年10月，地方报刊《香山旬报》（第76期）登载《梁领事又欲兴党狱耶》一文，内称：驻檀香山领事梁国英“文行到县，据称邑属石岐人林云、梁海、梁于、梁长，崖口村人谭亮、谭葵，泮沙村人许发，翠坑村人孙文，在檀香山倡言革命，开设《自由新报》，运军械，供土匪。孙文胞兄孙微（眉）逃回九龙新界，种畜为名，接济外洋军械，窝聚土匪为实等语。邑令准此，恐其混回内地，有碍治安，已即移营扎一体密拿矣。

直到1912年5月27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才再一次回到了他阔别16年的家乡翠亨村。当天晚上，在翠亨村孙宅门前的空地上，孙中山设筵宴请翠亨村及附近石门九堡的60岁以上的村民。据说过去只有男性才能参加这种宴会，而孙中山提倡男女平权，60岁以上的妇女也被邀请参加这次宴会。宴会中，孙中山还站在桌子上发表讲话，答谢乡亲父老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并对受清政府骚扰、迫害的乡亲表示衷心的慰问。次日，孙中山到了南蓢墟祖庙参加当地民众的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欢迎会上乡民代表诵读了欢迎词，其中香山四大两都共进社林锡翰等致孙中山祝词中称：

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大驾旋里，本社同人，鼓舞欢欣，谨拜手而为之颂曰：公之兄弟，建不世之奇勋，争愿一望颜色，以餍崇拜之心，料先生关怀桑梓，必有至论伟略，使都人得享共和幸福也。

颂词表达了孙中山故乡人民对他的尊崇和敬爱，也反映出民国成立后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其后孙中山又携家眷到南蓢左埗村孙氏宗祠拜会宗亲；到县城石岐仁山广场发表演说，并和各界人士开茶话会。

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后一次回乡。后来因为奔波革命，而过去交通也远远没有今天方便，他再也没有回过翠亨村。但孙中山仍时时资助故乡公益事业及贫穷亲友，1919年，孙中山致信元配夫人卢慕贞，谈到：“乡中学堂今年之费，并所开列接济穷亲之费，每年当如数寄回，所应赒恤之人，由夫人酌量便是。兹汇来沪银三千元，申港银三千余元，照单察收可也。”1921年6月20日《香山铁声报》有《翠坑乡之宗教教育》报道：翠亨村培正分校1919年后，“校中款项，全由孙总统捐助……”。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翠亨村民陆献山、杨灿文等到广州，请他从政府经费中拨款兴建家乡学校的校舍。孙中山在热情接待乡亲之余，表示办学要靠群策群力：“满清是我们民众合力推翻的，希望你们各人都来出钱出力，合力来办好学校。”孙中山并题字“后来居上”送给他们以作勉励，此后这幅题字一直悬挂在翠亨杨仰仙祖祠里。

孙中山后来仍希望有机会再回故乡。1917年夏秋间，孙中山致信元配夫人卢慕贞，谈到：“现在事情尚未妥当，我未能定期回乡。可传知丁财叔出省城见我，得以交代他，先修理好乡间之屋，并办理下乡中之事。待我事妥当后，亲自回乡一转。”1918年7月4日，孙中山在给儿子孙科的信中，也讲到“若时机适宜，父当回乡一住，以遂多年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