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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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的风雨，没有让人们忘记78年前那划破长空的枪声。
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留下了无数让人感动的故事。刑场上的婚礼已经妇孺皆知，阁楼里的父亲却是一个藏在心里的故事……92岁的烈士之女追忆父亲，感伤而又骄傲。
亲身经历过这场起义的人们都已经老了，对烈士们的崇敬与追思却不会老去。年轻一代伴着烈士陵园长大，被烈士的故事感动，为今天的幸福感激。让我们为这不会被忘却的一群人献上一朵馨香的白花。
杨殷烈士生平
中国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孟揆。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八七会议后，负责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局军事和肃反两委员会领导工作，兼广东省委委员。同年底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代理主席。后到海陆丰与彭湃等领导起义部队、农军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领导江苏、山东等地武装斗争。1929年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8月30日遭杀害。
“家财是身外物，只有学来的文化科学知识是自己永远拥有的……”昨日，革命烈士杨殷的女儿、92岁高龄的杨爱兰老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亲散尽万贯家财，投身革命，说明的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父亲很神秘 长大了才知父亲是革命者杨爱兰是杨殷的长女，童年是在家乡中山市的一个小村庄度过的。直到九岁那年母亲患病去世，才随父亲到了广州。“虽然和父亲住在一起，但是和他见面的机会并不多。那时我们感觉父亲很神秘。”她告诉记者，父亲太忙了，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经常出差。回到家，不是和一些叔叔伯伯关起门来开会，就是伏案写东西，好几天都顾不上和家人讲几句话。因为年龄太小，那时的杨爱兰很难理解父亲为什么整天忙忙碌碌的，父亲也从没和她谈过自己的工作，只说在盐务局工作。所以在她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很神秘、“奇奇妙妙的人”。很多关于父亲的往事，她也是后来长大了，听长辈们回忆，然后联系当时的所见所闻，才恍然大悟的：“原来父亲是在干革命。”
直到父亲去世，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人。
家人支持他 为革命出钱出力耗尽家财
杨殷和孙中山是老乡，感情非常好，走上革命之路也是受孙中山的影响。直到今天，杨爱兰家的客厅里，最显眼的地方仍然挂着父亲和孙中山的合影。
“我们在老家与孙中山居室是一邻之隔，关系非常密切，就像一家人。”据杨爱兰回忆，孙中山几次回翠亨村，都通知大家来欢聚、照相。她也有幸和孙中山见过几次面，觉得“这个人很和蔼”。
父亲一人干革命，但几乎所有的亲朋戚友都支持过他，帮着照看子女，或在经济上资助，或做义务交通员。杨爱兰兄弟四人都是靠亲戚接济，才长大成人的。据她回忆，杨家在当地本是一个名门望族，但由于父亲的革命工作需要不少活动经费，所以家里的产业和田地，一点一点差不多全给卖光了。后来他们姐弟四人只好投靠亲友。每每讲到这一段艰苦日子，杨爱兰总会泪水涟涟。
在采访中，杨爱兰反复提到了一个人，她的堂兄杨高。据她回忆，杨高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是在美国和香港经商的百万富翁。“他在香港希路道有一座洋房，是我父亲的活动据点之一。”杨殷在那里设有支部，省委的领导人经常在那儿开会。一次，杨殷被工贼追捕，就是杨高的管家掩护脱险的，后来杨殷还向杨高借了港币数万元，是为广州起义筹备和安置起义后来港人员用的。
我当交通员 毫不知情自自然然送情报
由于杨殷参加过辛亥革命，人面广，不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和右派，以及绿林好汉、联义社、致公堂等组织中人，他都认识。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组织遇到的麻烦事，他都能及时解决。
1924年，杨殷便负责党的情报工作了。在杨爱兰的记忆中，她依稀记得父亲的交通联络站有多处：麦栏街、海味街4号、榨粉街、曾伟家、高第街和文德北路荣庐。当时还有一个欧阳峰伯伯，原是佛山饼业工会主席，父亲把他调来做情报工作，他每天挑着自制的饼，由西关担到城里头(即今中山五六路一带)，搜集情报。
杨爱兰的伯父杨琛如，住在榨粉街。他家中放着许多父亲化装用的衣服、帽子、胡须等。小爱兰瞧见过，“真是应有尽有。”因为伯父是同盟会元老，没有人敢动他分毫。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就是由继母掩护在伯父家住了几天，待风声没那么紧才化装去香港的。
除了亲戚朋友，小爱兰也曾在无意中帮父亲做过交通员。1928年暑期，白色恐怖更加恶劣，成年人活动十分困难，所以传递文件的任务就落到了小爱兰的肩上。父亲为了让她不害怕，不紧张，没有讲明事情的原委，只是要她把一个作业本交到某一个叔叔或者伯伯的手中。“其实作业本中写有暗字，拿在火上一烤，字就显现了。”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每次都表现得很自然，“我手挽藤制书包，来往于粤港澳之间，从未引起过敌人的怀疑。”
严父的深情 阁楼里用镜子看姐弟吃饭
在小爱兰12岁那年，父亲就在上海惨遭敌人杀害。虽然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父亲对她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杨爱兰说，父亲是一个生活相当简朴的人，对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有一次，二婶给她做了一件花长衣，她穿上了，觉得很好看。父亲回家后看见了就说：“以后叫二婶不要做花衫了，穿着朴素大方才好。”父亲一句话，花衣服就被压在箱底，她再也没敢拿出来穿。在父亲的影响下，杨爱兰也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习惯，后来有了孩子，孩子理发、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从不乱花一分钱。直到今天，她的穿着包括家中的布置都是以简单实用为主。
广州起义前夕，父亲很想见爱兰姐弟二人，但因为准备起义，工作十分繁忙，怕小姐弟缠住不放。只得想了一个办法，在小阁楼上通过小花窗，从镜子的反影来看着姐弟俩吃饭。第二天，几个月没有见过父亲的小爱兰听家人说了这个细节之后，眼睛都红了。“我急忙走上阁楼去，但是哪还有父亲的踪影?”虽然事隔多年，但杨爱兰说起这件往事哽咽了。
本版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尹安学 赵仲炜
本版专题摄影：本报记者 陈国 侯恕望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