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殷传略

1892年8月12日，杨殷出生于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户华侨家庭。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工委书记、南方局委员、中共中央第六届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候补常委、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军事部长，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杨殷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为宋教仁雪恨

1911年3月，19岁的杨殷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高潮中加入了同盟会，实现了其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愿望。他在澳门总支部做秘密联络工作，来往于澳门、香港、广州、香山等地以及南洋一带联络同志和会党，收集情况，传送情报。他为革命而奔走，与三合会、洪门等绿林好汉广交朋友，团结各方力量。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然而，窃国大盗袁世凯竟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迫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窃取胜利果实。曾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欢欣的杨殷感到革命任务远未完成。

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届国会正式定于1913年4月8日在北京开幕。是次当选各省的国会议员中，国民党籍的占半数以上。国民党党魁之一的宋教仁是各方瞩目的人物，袁世凯深忌其在国会议员中能获得多数选票而被选为内阁总理，于是，与其忠实爪牙赵秉钧等密谋唆使奸人行刺宋教仁。袁世凯佯称共商要政，急电邀宋入京。宋教仁遂决定乘坐于3月20日晚11时由上海开往南京的特快列车，然后转乘津浦车北上。

当晚，宋教仁、黄兴、吴铁城、于佑任等到达沪宁车站，走向剪票闸口，正准备剪票登车时，一个身穿黑色军衣的人在宋教仁背后七八步处连发三枪。宋教仁腰部被击中，身体向前晃了一下，靠在铁栅边痛苦地说：“我中枪了！”黄兴等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由于伤势太重，宋教仁遇刺后不到20个小时便与世长辞。

1914年，杨殷在苏州、杭州、上海一带联络革命同志时，与上海会党的许凤山有较密切的联系，从中得知袁世凯的心腹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参与指使暴徒杀害宋教仁，便立誓效法荆轲刺秦皇，即使牺牲自己亦要铲除此贼，为民除害，替宋教仁雪恨！

他开始留心打听郑汝成的行踪。这天，杨殷获悉郑汝成出巡的消息，他怀里揣着事先预备好的炸弹，扮作路人，等待着郑汝成的出现。果然不久，郑汝成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招摇过市。站在马路旁的杨殷心里哼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歌，压着心头万丈怒火，注视着仇人的逐步走近，猛地从怀中掏出炸弹掷向郑汝成。“轰”的一声巨响，郑汝成受伤落马，狼狈不堪，这个作恶多端，双手沾满鲜血的恶棍受到应有的惩罚。街道顿时一片混乱，路人四处奔逃。杨殷趁机迅速闪进附近的一间理发店，若无其事地让理发师替他剪头发，巧妙机智地避过了军警的搜捕和追查。

杨殷此举给袁世凯在上海的忠实爪牙以沉重打击，着实替革命党人出了一口气。大家都称赞杨殷机智勇敢，沉着冷静。刺郑案件轰动了全国，从此，杨殷在革命党人中声望鹊起。

踏上新的征程

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社会思潮在广东广泛传播，杨殷在街上买到了《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他被共产主义吸引住了，又跑到书店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开始认真研究起马列主义来。同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空忽然下起大雨，杨殷的两位朋友杨章甫和梁复然刚好走到杨殷住处的附近，便到杨家避雨。二人进入客厅，只见杨殷躺在卧椅上睡着了，一本书从他手中滑落地下，杨章甫捡起来一看，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人不约相视而笑：“想不到‘帝国主义’的高级师爷也关心起马克思主义来了，真是怪事！”

笑声惊醒了杨殷，他睁开眼睛，看见两人眼睛盯着书，脸上略显纳闷的表情，便解释说：“这是本好书哇！你们也该看看，真是开卷有益。要救中国，非此不可。明天，我把书送给你们看。”

杨章甫和梁复然应答道：“好，好。”

不久，雨过天晴，两人辞别。热情好客的杨殷邀约二人明天一起到多如茶楼饮茶聊天。

次天，三人如约。杨殷把书带到茶楼送给杨章甫和梁复然。席间，他还提到：“中国的革命问题，国民党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共产党领导，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我相信，广东一定有共产党组织，我想认识他们……”可是，杨殷哪里知道，与自己坐在一起的这两个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中国共产党员。

事后，杨章甫、梁复然向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汇报了杨殷的政治表现和为人。谭平山说：“这样看来，杨殷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他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啊，请你们与他联系，负责对他进行帮助教育。”1922年冬，杨殷由杨章甫、梁复然介绍，谭平山为监誓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殷入党后，辞去了盐务处的工作，踏上了新的征程。年底，受中国共产党委派，杨殷与冯菊坡、王尽寒到苏联参观学习。在苏联期间，杨殷等到莫斯科等地考察了工厂、工会、农村、街道、机关、学校以及苏联红军等，看到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满腔热情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很受鼓舞。他把所见所闻认真地做了记录，满怀信心地憧憬着：苏联的今天，应当是中国的明天。

大摆“沙煲阵”

杨殷从苏联回到广州，即接受党的委派，到广州石井兵工厂开展工人运动。

石井兵工厂地处广州郊区，创办于清末，后由国民党广东革命政府接办。石井兵工厂厂长马超俊，是国民党右派分子，为人尖酸刻薄，依仗有后台，利用职权，贪污渎职，虐待工人，擅自克扣工资。

知道杨殷他们要到厂里来，马超俊便命令其爪牙、工头何仲莲等威吓工人道：“谁敢接近他们，我就给谁颜色看！”

杨殷与杨章甫、罗绮园、沈青等到兵工厂后，分头到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交朋友。习惯与群众打交道的杨殷很快就结识了见识较为广博的机器工人罗珠、陈日祥等。一天，老工人庞伯扛着铁条进车间，一不小心碰倒了杂物，工头骂他故意损坏机器，举鞭就往庞伯身上抽。说时迟，那时快，杨殷伸出两个手指头，“嗖”地钳住了铁鞭，使庞伯免受皮肉之苦。工头见是孙中山先生派来的人出面制止，不敢太放肆，只站在那里骂娘。庞伯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杨殷，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杨殷充满怜悯地扶他坐下，厉声指责正在骂娘的工头：“你再欺负工友，我决不饶你！”围观的工人个个怒目圆睁，吓得工头灰溜溜地走了。

庞伯的侄子庞子谦闻讯赶来，激动地握着杨殷的手，说：“殷叔，真不知该如何谢您。”“不用谢，我们都是平等的人。”此话暖到工人们的心窝里。自此，庞子谦铁心跟共产党走，团结了一批青年学徒在党的周围。

工作局面一下子打开了。通过歃血为盟的宣誓仪式，杨殷在兵工厂组织起第一个“工人十人团”。十人团的成立，培养了一批机器工人骨干，打开了广东机器工会不许机器工人参加赤色工会活动的第一个缺口，为兵工厂建立俱乐部及工会打下了基础。很快，通过十人团，一串十，十串百，工人们都发动起来了，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这就是赤色工会的前身。与此同时，杨殷又发展了罗珠、陈日祥、郑煜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兵工厂建立了秘密的党团支部。

继而，杨殷动员工人把厂长马超俊克扣工资、贪污渎职、投机倒把、私卖军火等劣行列成十大罪状，印成传单，为开展斗争作好充分的准备。

第二天一早，轰轰烈烈的罢工开始了，只见厂内的电灯柱和树干上都挂满了沙锅，上面贴着“出粮无期，沙煲挂起”等控诉马超俊罪状的标语。

看见揭发自己丑行的传单，马超俊暴跳如雷。他歇斯底里地咆哮：“让工人罢工好了，我绝不退让！”还派出爪牙到处破坏，筹备另招新工人。马超俊的行为引起全体工人的愤怒，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到罢工行列中。马超俊见自己压不下工人，便使出软的一套，叫其老婆沈惠莲（妇女联合会会长）出面请全体工人代表吃饭，说：“马厂长和大家都是机器工人，什么事都容易商量。现在大家等钱用，我可以先给大家的。”话毕，发给每人港币50元。除个别人外，代表们都不受她的收买。

于是，杨殷召开工人大会，公开揭露马超俊出钱收买代表的卑鄙行为。总务科长马治和是马超俊的弟弟，他急不可待地跳出来，出动护厂队包围工人。工人们愤慨回答：如果护厂队敢拉人，大家就回厂取机关枪对抗。马超俊闻讯赶来，见众怒难犯，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马上叫护厂队撤离，并劝工人回去静候消息。但一转身，这个阴险的家伙就躲进办公室，捏造事实，诬蔑工人聚众要挟，并开列黑名单，呈政府缉拿工人代表。

杨殷得知消息，即带领兵工厂的工人代表晋见孙中山先生和工人部长廖仲恺，控诉马超俊的罪行，请求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和支持工人的斗争。孙中山了解到实情后，勃然大怒，下令撤掉马超俊的厂长职务，调来新厂长，把拖欠的工资全部发还给工人。

“倒马”胜利了。杨殷创造的“沙煲阵”成功了。在罢工斗争胜利的喜悦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工会在石井兵工厂宣告成立。

巧布情报网

中共广东特工情报工作是杨殷开辟的。

1925年8月，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聚集在“中山舰”上开会，秘密商议杀害廖仲恺、谭平山等领导人。此情报很快便由黄副官送到杨殷的手里。杨殷把情报转告廖仲恺先生。廖先生坦荡荡地说：“余为工人部长，但无负于国，无负于党（指国民党），个人更不营私，不牟利，要暗杀便暗杀，余复何惧！”杨殷对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肃然起敬，但还是关心地提醒他要注意为好。同月20日早上，廖仲恺和《广州民国日报》社长陈秋霖等驱车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不幸在门前遭歹徒行刺。

面对敌人的疯狂反革命活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嘱杨殷要加强特工工作。于是，杨殷利用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之便，从海员中挑选一批中共党员，安插到市公安局和国民党政府机关，做搜集情报和保护左派人士工作；从省港罢工工人中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工人，在省港澳各地建立了情报站；把香港车衣女工李少棠培养为出色的情报、交通员；还在广州市文德路开设荣庐俱乐部，专门接待高级党政干部和知识界人士，派员从中搜集情报。杨殷还派了共产党员黎胜以知识分子身份进入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任特别侦缉员，并通过关系把其安排在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科工作。后黎胜发展了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的汽车司机陈添和公安局秘书长的司机梁暖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四·一五”后，香港工委书记梁桂华因叛徒告密而被香港当局拘捕，杨殷迅速联系有关人士，把梁营救出狱，并安全转移到澳门。广州起义前，杨殷获悉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周文雍被捕，便通过李源、沈青、陈铁军和一些司机把周从敌人的监狱医院营救出来。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杨殷想方设法建立的情报网，对革命事业功不可没。

广州起义一支柱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即开始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意在夺取广州后，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将中共中央迁往广州。

1927年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发表暴动宣言，号召民众“保卫广州”、“准备为广州的苏维埃而战争”、“变军阀战争为工农革命胜利的战争”。组织者之一的杨殷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会议，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

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原工团军的队员有的疏散隐蔽在家乡，有的逃亡到香港，有的失业分散在广州。杨殷通过各种秘密关系把原工团军骨干召回省城。如通知隐蔽在家乡中山岐山村的铁路工人李甫、李连迅速回省城，组织工人赤卫队；指示疏散回南海农村的黄寿组织广三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组成武装联队。很快，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汇集广州，组成了3000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杨殷亲自负责训练队伍，并组织工人骨干秘密制造武器炸药。为了保证起义所需费用，他把自己在广州和香港的房屋出卖，并动员弟弟把家乡的50亩土地卖掉，又向亲朋戚友借来一笔巨款，全额用于广州起义。

12月10日上午，杨殷赶到黄沙秘密联络处召开了西路军骨干紧急会议，传达了提前起义的决定和部署。大家摩拳擦掌，十分兴奋。但也有少数人担心时间紧，武器少。杨殷沉着坚定地说：“是有点问题，甚至要准备闯险！怕这些还叫革命吗？不过，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们知道敌人的底子，用不着害怕，敌人的每个军械库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武器。更何况刀柄还没有给他们抢去嘛。我们手里拿着‘九五至尊’，难道还怕杀不倒他‘三武鹅五’？”杨殷的风趣乐观感染了大家。同志们信心倍增，都说：“有殷哥和我们在一起，还怕什么？”

接着，杨殷又赶到禺山市场杂货铺二楼，参加由刚从香港赶到的叶挺召开的参谋团会议。杨殷作了起义动员和报告了市内的敌情，叶挺具体部署了起义的行动计划。接着，杨殷把印好的《打倒列强》的歌纸分发给与会者，并说：“大家要把歌词背熟，在进攻敌人时，唱起来，使敌人陷入四面楚歌！”散会后，为会议放哨的陈李济药厂赤卫队战士问杨殷：“大哥，今晚真的动手吗？”“等待消息吧，严冬过后便是春天！”大家相视而笑，心情格外激动。

起义前夕，杨殷前往何潮家参加起义指挥部会议。总指挥张太雷说：“敌人已获悉起义，原定十三日起义的计划提前至十一日凌晨三时，以东北角枪声为号。请同志们对表！现在是十时正。”大家一齐对准时间。散会后，杨殷匆匆赶到第七甫一间大祠堂。他对上口令，进内，只见黑压压的坐满了人。众人见是杨殷，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新当上赤卫队小队长的谭灿新问：“大哥，我们真的能抓（握）印把子吗？”“能！”杨殷十分肯定的回答。

接着，杨殷又和周文雍到潭新街联络处召开西路军的行动会议，明确了各战斗单位的任务、方法和互相配合等问题：抽调铁路工人的一部分骨干组成敢死队，配合教导团攻打市公安局；指示铁路工人赤卫队在攻打黄沙、石围塘后，接应郊区农民赤卫队进城，控制铁路和广州外围。杨殷还强调在起义后，要立即肃清反革命，防止敌人破坏。

一切准备就绪。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在广州北部的教导团员将营内的反动长官解决后，由杨殷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起义领导人带领教导团举行起义宣誓。起义的枪声打响了！一辆辆满载起义主力军的汽车向广州市公安局驶去。工人赤卫队也从另一方向赶来。市公安局保安队拼死抵抗。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队长李某被击毙。群龙无首，保安队再不敢抵抗，全部缴械。敢死队在火力掩护下翻过围墙，打开了市公安局的大门，起义队伍潮水般涌入。

天亮了，广州北岸红旗招展，市公安局挤满了胜利者，他们打开监狱放出战友，从敌人军火库取出武器武装自己，继续投入战斗。这时，指挥部从大东分署移到市公安局。杨殷换上了银色西装，系上红领带，精神焕发地参加广州苏维埃成立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苏维埃政府宣言》和颁布了政府政纲，通过了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张太雷任政府代主席，叶挺任总司令，杨殷任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

至中午时分，兵工厂、电话局、电报局、政治分财政厅等市各机关和西关七、九、十区全部占领。工人赤卫队喊杀声连天，刀枪所指，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头子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祥等惊惶失措，不及衣履，狼狈万分。李福林则预备红带以便投降。驻在沙面的外国列强害怕异常，争先恐后逃亡香港。

杨殷要求各路起义军立即组织搜捕小组，肃清反革命。他语重心长地对同志们说：“打下世界不易，保住世界更难啊！”为阻击反扑的敌人，在拿下公安局后，他及时抽调铁路工人敢死队迅速赶回黄沙，石围塘，占领车站控制交通，切断敌人的运输线，把敌军拒于广州之外。为了震慑反动派，杨殷还把沾满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分子鲜血的国民党反动头子沈藻修等，押到街上，当众宣判他们死刑并没收财产。民众无不拍手称快。

翌日中午，杨殷出席了西关园举行的广州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权群众大会。会后，张太雷乘车赴观音山战场，途经惠爱路、大北直街交叉口时，遭反动派突然袭击壮烈牺牲。杨殷继任广州苏维埃政权代理主席。

在暴风雨中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度过了三个战斗的昼夜。疯狂的敌人开始反扑了，重占了广州并实行大屠杀，5700多起义战士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起义军忍痛撤出广州。在杨殷、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掩护下，工农红军正、副指挥叶挺、叶剑英率队撤向海陆丰。离别前，杨、周对恽代英说：“你也先撤退吧，留着生命以后好写《广州起义》的历史！”

杨殷带着谭灿新他们最后撤离市公安局往西关，途中，被敌人发现穷追不舍。谭灿新为掩护杨殷，与敌肉搏，壮烈牺牲。杨殷被陈李济的工人拉进了分店，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在陈李济东主陈少泉的帮助下，杨殷安全转移到香港。他在港负责处理起义的善后工作，接待安置到港的同志。他鼓励心情沉重的战友们：“起义是失败了，但我们的血不会白流！现在已是腊月残冬，春天不是就要到来了吗？”

壮烈牺牲

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落入敌手后，曾任过彭湃属下一个团的团长白鑫偕妻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任秘书。不久，彭湃奉命到上海出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杨殷，经考虑再三，决定让白鑫当彭湃的秘书。白鑫的住处因此成了党的一个重要的联络地点。但是，随着全国革命进入低潮，白鑫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被敌人拉了过去，以出卖同志而获敌人奖赏一辆小车和五万元，并被委任为军都都督。

1929年8月24日上午，白鑫接到彭湃的指示：下午3时在白鑫的家召开军委会议。白鑫估计周恩来、杨殷、彭湃定会出席会议，于是和其妻做好会前准备后，便借口胃病发作，外出向上海公安特派员范争波告密。敌人一听是周、彭、杨，其兴奋程度难以形容，预先布置好密探在周围守候。当天下午4时，杨殷、彭湃和上海总工会副总指挥张际春、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士兵运动负责人邢士贞等聚集在沪西新闻路经远里12号白鑫家的二楼开会。白鑫夫妇假惺惺地装出极其负责的样子在把风。一会儿，几辆红皮钢甲车载着法租界的洋武装巡捕与上海公安局的中国密探，直驶到白鑫夫妇的住家附近。他们在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才拍门，一进入屋就登楼捕人，而对白鑫夫妇却不闻不问。捕人后，装模作样地在白鑫的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什维克》、《红旗》及党中央的通告等。随即，国民党警察把彭、杨五人押至新闸捕房。为免节外生枝，当局封锁消息，禁止各报登载，生怕民众起来造反。

杨殷、彭湃等被捕当晚，即受审讯。问官一无所得。二审在27日的下午开始，历时近5个小时。杨殷、彭湃均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经历。审问官对杨殷说：“你是老同盟会员，曾跟国父推翻清朝，是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只要你现在回心转意，重归国民党队伍，蒋先生是不会亏待你的，可以安排一个高级官职给你，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杨殷冷笑一声：“你们这些败类，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孙先生背道而驰，只会给孙先生抹黑。你们是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只懂得祸国殃民。要我投降万万不能。”

反动派得知杨殷掌握着我党同志分布的情况，妄图从他口中掏出党组织的情况。但尽管敌人严刑拷打，杨殷决不吐半字，绝不泄露党的机密。敌人连半根稻草也捞不到。

蒋介石深知杨殷、彭湃在中共和工农群众中的分量，为免夜长梦多，于8月30日，亲自下令秘密枪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临刑前，杨殷从容镇定，慷慨自若，笑着对狱中难友说：“朝闻道，夕可死矣！”迈着坚毅的步伐，与战友们高唱国际歌，呼着口号奔赴刑场。引得一般士兵都失声痛哭，连看守员也为之掩面。杨殷牺牲时，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