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殷和彭湃――壮丽革命人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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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和彭湃――壮丽革命人生的启示

林 益

1929年8月30日下午,在上海龙华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刑场,随着一阵枪响,有四位坚强不屈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中,其中有两位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中共重要领导干部杨殷和彭湃。牺牲时,杨殷年仅37岁,彭湃年仅33岁。杨殷和彭湃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革命经历和奋斗历程,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共同演绎了革命人生最壮丽的篇章。

杨殷和彭湃等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广大革命者和群众的极大悲愤。周恩来含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全国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对杨殷和彭湃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杨殷同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之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是广东铁路工人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他曾亲自参加广州暴动,为委员会委员之一,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并曾亲自指挥赤卫队与顽强的敌人作战,直战至暴动第三天,尽了最后的努力。他不只是领导过广东全省工人的英勇斗争,同时也领导过上海工人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大罢工。”

“彭湃同志是广东几千万农民的领袖,海陆丰苏维埃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曾领导海陆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领导着全广东几千万民不断地(反抗)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榨压;他曾亲身领导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

杨殷和彭湃,一个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一个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又分别参加了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他们的革命人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代的英勇奋斗的缩影,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与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实践的集中反映。

一、上下求索,终于找到先进理论

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它内外交困,承载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动荡、屈辱和压迫。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必将孕育并催生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的蛰起。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精神的核心内驱力使然。20世纪初叶,中国和世界正处于大动荡时期(出现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这时也是中国的革命第一次和世界联系紧密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也必然引领无数革命先觉者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理论。杨殷和彭湃就是这些先觉者的代表。

杨殷出生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家乡,从小就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1911年加入同盟会,从事秘密工作。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倒行逆施,杨殷又追随孙中山从事反袁斗争。1914年在上海机智勇敢地刺杀袁世凯的走狗郑汝成。1917年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杨殷受聘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在大元帅府参军处工作。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杨殷转到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做师爷。从1911年到1918年,杨殷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为之奋斗,经受了锻炼。

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其他各种思潮也盛行一时,令当时的新青年们眼花缭乱,如同雾里看花。但经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革命及变革社会的观念在一般进步青年中已是深入人心。只有思想敏锐的先进的革命青年才能穿云破雾,从纷繁的表象中抓住真理,找到先进理论。

杨殷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革命失败后思想彷徨,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寻找革命真理,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据梁复然回忆,“1922年秋,我与杨章甫介绍杨殷入党(章甫是杨殷的亲戚,有次在南关落雨,途中相遇,我与章甫到杨殷办公室坐,发觉杨殷有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进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了解,觉得他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入党)。”可见,杨殷一直没停止过对真理的探索,他选定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绝非偶然。

彭湃早在读中学时就有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愿望,向往广州的新学堂。1917年夏,彭湃东渡日本留学。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对中国人的歧视使彭湃形成了强烈的反日救国思想,他积极投身反日行动,参加学生反日组织“救国团”,1918年5月,组织三千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同年底,彭湃由单纯“排日”转而信仰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可以救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当时日本蓬勃的社会主义思潮极大地影响了彭湃,“遂翻然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李春涛)他还参加了日本的“建设者同盟会”和“劳动者同情会”、戈思摩俱乐部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不久,彭湃即参加了日本一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也和留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有密切联系,开始初步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彭湃在家乡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学习、探讨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彭湃还试图通过教育改革来传播新思想,但遭到土豪劣绅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从教育入手”而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遭到失败。他开始新的求索,将注意力转移到工农方面来,最终投身农民运动,并于1924年4月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投身工农,革命信念百炼成钢

先进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便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中共早期的党员正如燎原星火的传薪者,自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使之真正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杨殷和彭湃就是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道路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是在工农运动的实践中决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念的。

杨殷早在同盟会时就和工人阶层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组织派他在广州开展工人运动。在石井兵工厂工作期间,杨殷等在厂里广泛结交工人朋友,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揭露厂方和工贼的剥削压迫,深入进行思想发动,运用“十人团”的形成,将工人组织起来,并发展了一批工人骨干,成立工人俱乐部。发动工人群众罢工将反动厂长赶下台,成立厂工会,并在工人骨干中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组织。使兵工厂的工人组织成广东工人运动的一个战斗堡垒。不久,杨殷又往佛山、顺德等地组织各行业工会。之后,杨殷与刘尔崧按照广东区党委指示,深入各工会基层,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使广州工人运动走向统一。1924年5月1日,广州各行业工会联合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刘尔崧当选为主席,杨殷任顾问。会后,全市17万工人游行庆祝。7月,沙面租界工人在工代会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新警律”的罢工的胜利。1924年9月,杨殷等领导穗、港工会组织罢工后援会,支持上海烟草工人的罢工斗争,并被推选为后援会代表之一赴沪慰问和支援上海工人。1924年春,杨殷根据党的指示到铁路开展工人运动,他深入工人群众中,和工人打成一片,运用“十人团”的经验,逐渐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为了方便工作,他把家搬到铁路附近,还把两个堂弟派进铁路做工,加强同工人的联系。同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杨殷与阮啸仙、刘尔崧等分别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平定了叛乱。随后,又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特派员身份到香港发展工人组织,并着力宣传、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1925年3月后,粤汉铁路、广九铁路、广三铁路相继成立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广东设立办事处,杨殷任顾问。同年5月,杨殷回广州与邓培等组织广三、广九、粤汉三铁路工人配合革命武装平定“刘、杨叛乱”。

“五卅”惨案发生后,杨殷受命到香港,利用各种渠道,秘密联系一百多各行业工会,并耐心细致地说服动员各工会领袖同意罢工。他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的领导工作。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组成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党团,统一领导香港各工会组织。在杨殷等人有效的团结、发动工作下,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于1925年6月19日爆发了。罢工爆发后,杨殷又组织接送罢工工人回广州及罢工期间的保卫工作。1926年7月,杨殷发动铁路工人组织铁路交通队随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修复铁路,配合作战。1927年广州“四·一五”政变后,杨殷又多次发动铁路工人和各行业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群众。

从1923年到1927年底,杨殷在各种复杂艰险的环境下从事工人运动,丰富而扎实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使他对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执着。

彭湃从日本归国后,在家乡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识到要唤醒工农,发动工农,就必须到群众中去,尤其是要到农民中去做农民运动。认识一旦确立,他便下定决心到农村去,自觉地开展农民运动。要走出这一步绝非易事,一来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人运动上,还未注意到农民运动。彭湃没有得到党的指示,当时海丰社会主义青年团多数人不同意彭湃的想法。二来由于他大地主的家庭背景,与农民所形成的天然鸿沟,对彭湃接近农民造成极大的障碍,几番碰壁之后,彭湃义无反顾地脱去学生装和皮鞋,穿起粗布衫,戴上竹笠,赤脚下乡,向农民兄弟宣传革命。

经过努力,彭湃终于赢得了农民们的信任,1922年7月,在海丰县赤山约成立“六人农会”,从此点燃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同年11月,为了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彭湃作出了惊世骇俗的“叛逆”行为,即当众烧毁属于自己所有的全部田契。彭湃的行动感动了农民群众,当地农会迅速扩大,1922年12月,海丰共成立了12个约(乡)农会,会员有1.6万多人。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成立。农会成立后,彭湃带领农民和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较量,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发动了“七五”农潮。农潮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农民运动在广东各地油然勃兴。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彭湃也开展了对全省农民运动的领导。在此期间,他创建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培养中坚力量;他还不辞劳苦,多次奔波于广州、海陆丰、汕头、广宁、普宁、曲江、花县、揭阳等地:在广宁带领农军和铁甲车队打击地主武装;又随军东征到海陆丰一带,指导当地建立农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发表了不少有关农民运动的著作和文章。

彭湃投身农民运动可谓是全心全意、奋不顾身。扎实的斗争实践和锻炼令他完完全全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人,他的革命信念怎能不炉火纯青?

三、武装起义,广州南昌赤旗飞扬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在腥风血雨中,有人坚定不屈,有人却临阵逃脱,也有人叛变投敌。犹如大浪淘沙,革命的暂时挫折考验着当时每一个共产党人。“穷途节仍见”,只有信念坚定者才能经得住考验,并将继续完成其革命人生的伟大使命。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揭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全国遍燃武装起义和暴动的星星之火,其中“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为著名。彭湃和杨殷分别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最前线。

早在8月1日,彭湃就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后又随军南下,转战赣、闽、粤三省。起义军到达潮汕地区后,彭湃立即组织当地工农自卫军配合起义军行动。10月中旬,起义军失败,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彭湃和杨殷都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彭湃任南方局委员,杨殷任南方局军委委员。会后,杨殷到广州积极参与组织筹划及指挥广州起义,彭湃赴海陆丰地区领导刚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逐步建立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11月22日,广东省委依照中央指示决定举行广州起义,杨殷参加了起义的领导,主要负责总指挥部的参谋团工作,收集情报,在叶挺没到广州前协助军事指导及制订行动计划。另外,他还和周文雍等人将分散于各行业的秘密工人武装统编成工人赤卫队。他还负责指挥西路起义军。12月11日,起义提前爆发,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杨殷任人民肃反委员。起义中,杨殷布置铁路工人敢死队迅速占领广三、粤汉、广九等铁路车站阻滞敌军,同时又调机车接运郊区的农军进入广州增援起义军。张太雷牺牲后,杨殷任广州苏维埃代理主席。然因敌众我寡,起义军被迫撤退。杨殷于12月13日率部突围。随后,奔向海陆丰,与彭湃共同坚持武装斗争。

彭湃是在11月8日乘船回海丰的,此时,他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他以惊人的胆略和毅力领导海陆丰以及东江广大地区的农民开展了极其悲壮的土地革命斗争。其间,他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领导红军和农军在东江地区举行暴动,开辟了大南山红色根据地,为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四、慷慨赴难,生命之花光耀千秋

肩负伟大使命的先进的共产党人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英雄,他们的生命必将如金子般闪耀光芒,永载史册。杨殷和彭湃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共同为党谱写了最光辉的乐章。

杨殷和彭湃是在党的“六大”后才工作和战斗在一切的。1928年6月,杨殷赴苏联出席“六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长。会后,回上海党中央工作,领导苏鲁皖等地武装斗争。彭湃是1928年11月离开他正在战斗的大南山到上海中央局工作的。他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参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同周恩来、杨殷保持密切联系。后来他又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领导军事斗争和工人运动。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杨殷和彭湃在上海租界召开一次秘密会议时同时被捕。后被“引渡”转至国民党监狱。在敌刑庭上,杨殷和彭湃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在狱中,他们也抓紧一切时机,不断地向难友和狱卒宣传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谈至痛切处许多群众和士兵为之感动,有的竟摧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他们还常常高唱《国际歌》以鼓舞狱中同志的斗志。他们虽身陷狱中,仍尽力为党工作,扩大宣传。在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他俩还在给党组织的信中提出斗争的对策,表示要尽量设法做到使被捕的五人全免死刑,如果这一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无法挽救的彭湃和杨殷二人,而设法救出其他三人。他们将生之希望留给他人,而自己抱必死之决心,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他们在信中还希望党内同志保重身体,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工夫,以教育全党。这些都表现出他们对党对同志的挚爱。8月30日,杨殷、彭湃等四同志英勇就义。

彭湃、杨殷等烈士牺牲后,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为了纪念他们,建立了“彭杨军事学校”,以烈士的革命精神培养党和红军的干部,将她化成永远不竭的动力。  

结语:  

杨殷和彭湃的革命人生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时候,他们为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而不断探索,寻找先进理论。在斗争实践中,在各种思潮中,他们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利器,从此便义无反顾地用这一先进理论投身工农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并最终为这一先进的理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光辉的革命人生轨迹正是无数优秀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写照,也是我们今天为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理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翠亨红棉——纪念杨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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