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改组需依靠党员奋斗并以人民心力为基础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①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
   此次吾党改组，志在将本党势力在中国内地各省尽力扩充。向来本党势力多在海外，故吾党在海外有地盘、有同志，而中国内地势力甚为薄弱。所以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
    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就是人民的心力。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奋斗。人民的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若单独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因为兵力胜败无常。吾党必要先有一种基本力量做基础，然后兵力有足靠之希望。假使没有一种基本力量做基础，虽有兵力，亦不足恃。
    吾党在国内以兵力奋斗而胜利者，已有三次。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建设共和，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一次。袁氏称帝，讨袁军兴，推翻洪宪，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二次。张勋复辟，吾党提倡护法，其后徐氏②退位，以至陈炯明谋叛，北方武人亦承认护法，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三次。但三次之成功，皆不能达革命之目的。是兵力虽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为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种力量？就是人民心力。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如近几天，陈逆炯明率其部下迫攻广州，以作孤注之一掷，我军本其奋斗精神与之抵抗，已将陈逆部队打得七零八落，在广州方面亦可说是兵力的成功。但将来能收得效果若干，将来结果如何，诚不能预定；且将来所得结果是善果抑是恶果，亦不能预定。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盖以兵力战斗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党员力量奋斗而成功，是足靠的。质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谓之成功，靠党员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方是真成功。
　  如何是以党员打胜仗？就是凡属党员，皆负一种责任，人人皆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遍于全中国人民。此种奋斗，可谓之“以主义征服”。以主义征服，是人民心悦诚服，所谓“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就是这个道理。
    ①  孙中山于本年十月加快改组国民党的步伐，设立由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五人（十一月增五人）组成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聘苏联政府派遣来华的鲍罗廷为顾问（任国民党组织训练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草拟文件及加强组织、宣传培训等工作，并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两个月内共开会二十八次（孙中山主持一部分会议），议决事项四百余件。同日发表由其起草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本演说词由谭平山笔记。
    ②  徐世昌。^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经过十二年，而国内纠纷愈甚，政治经济诸端反呈退化现象，其原因何在？简括言之，即是吾党奋斗未曾成功之故。在辛亥革命以前，吾党党员非不奋斗，但自辛亥革命以后，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这是最大的原因。至此等错误思想发生的原因，不能不稍详细说明。
　  回忆武昌起义时，我从海外遄返上海，当时长江南北莫不赞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虽至腐败之老官僚，亦出而为革命奔走。惟当我初抵上海时，凡吾党同志，以至绅商学各界，甚而至于一班老官僚，都一齐来欢迎。其中有一官僚极郑重的对人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我当时亦听闻此话，甚为诧异。不久，则见所谓革命党人所办的报馆、所赖以指导国内舆论者，亦持此论调，真是怪事。一般官僚，在未革命之前为满清出力，以残杀革命党人为能事，在革命军兴之时又出而口头赞成革命。当时一般官僚，尚未知革命党有何等力量，但彼等最怕的就是革命。如果革命军起，革命党兴，彼辈必不能生存，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①。后来民国成立，即有政党蠭起。其时有共和党、统一党，种种色色，不胜缕述，大都皆以取得政权为目的；但完全未有革命党。于是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以为别人既有了党，吾等尚未有党，乃相率而组织国民党。
　  但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经辞了临时大总统。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当是时极为悲观，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及至宋案发生，一般同志异常愤激，然亦未有相当办法，遂联同致电日本，促我返国。我回上海时，见得宋教仁之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主使，人证物证皆已完备。所有宋教仁未被杀之先一切往来电文，宋教仁被杀之后一切来往电文，皆已搜集起来，已经证实宋教仁之被杀主谋的确是袁世凯，毫无疑义。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但一般同志误以为宋教仁之被杀是一个人之事，以为不应因一人的事动天下之兵。我竭力劝各位同志，要明白宋教仁之被杀并非一人之事，切勿误认，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他办法。而各位同志仍依然不肯赞成。当宋教仁被杀时，全国舆论皆甚愤激，即外国亦不直袁氏所为，袁氏借债之举因此大受打击。是时吾党在国内势力殊不薄弱，倘能于此时起而继此奋斗，吾党大有可为，袁氏不足平也。无如各位同志皆不赞成，此种时机遂至错过。不久，袁氏借债成功，钱已到手，可以施用武力政策，遂向吾党示威，先免去吾党四都督。吾党遂起而与之对抗，因而二次革命以起。惟此时，时机错过，故二次革命终归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各同志多再亡命于日本，大都垂头丧气。但我此时反极为乐观。然必先使多数同志奋斗之精神复活，方能继续吾党革命事业。于是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集合吾党革命分子，专心于革命事业。从前吾等不敢公言革命，因避去革命党之名义，而有同盟会之组织。但此时在日本竟公然提出中华革命党，以资号召矣。
    ①  据《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杭州出版）所载《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之演说》，此句另作：“其后，张謇、汤寿潜辈亦附和此说；久之，一般革命党人以随着彼辈如此说”。^
　  然当时亡命在日之同志，以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势力，有何方法？他等以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我再苦劝各同志说：“自成功以至失败，其时间不过三年，尔等不要专向从前的地位着想，尔等不要忘记了时间。尔等若专向地位着想，以为从前有十余省地盘，有钱又有兵，尚且失败；若如此想，一定想不通的。尔等要向时间上着想。吾党成功时，有十余省地盘，有钱又有兵，诚然不错。但尔等要反追想三年以前的事。吾党人在三年以前，都是一班亡命之徒，何尝有地盘？何尝有钱？何尝有兵？吾党成功时间不过一年，尔等可将一年间事情作为一场大梦，复回三年以前的革命精神。自庚子以后，或一年一次而革命，或二年一次而革命，总共革命之起不下十有余次。而每次失败，各位同志总没有灰心的，何以经过武昌之成功后，遂反至灰心？吾等在三年前，类皆百折不挠，屡仆屡起，此是何等精神，何等奋斗！我今日希望同志恢复从前所具之精神，继续奋斗而已。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众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众皆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但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呢？”各同志经听我此次苦劝之后，大众都恢复从前的革命精神，共同起而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唯一之宗旨，是以革命的精神图主义的实现。
　  后日袁世凯称帝，中华革命党遂起义于广东、山东、长江流域各省。未几袁氏死，黎元洪继之。当时各同志又不能继续奋斗，到底人人以为黎氏复职，民国政治可以逐渐整理，不肯继续革命。后来张勋复辟，吾等实行护法。然革命始终不能彻底，稍有少许成功，即行收束，以为妥协。革命事业，终始未能成功。
　  以上所述，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吾党终无成功之希望，吾党三民主义终无实现之一日。所以，有此次改组事情发生。^
　  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各同志从今日起，要认真去干革命事业，要将革命事业作为本人终身事业，必要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完全实现，方可算是吾党成功。但是此等成功，不能单靠战争。因为战争要靠军人，而现在一般军人多是不明主义者。彼等不是为主义而战争，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战争。故单靠军人奋斗，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不过现在①军人适逢其会，故与之合作罢。然此是借人之力量以干革命事业，终是不可靠的。吾党所须者，是在革命精神。吾等对于三民主义应当有坚决的信仰，要使吾等皆愿意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且吾等必先具有此决心，有此志愿，然后用宣传的方法，使全国大多数人民皆与吾等具有一样的决心，一样的志愿。能吸收多一个同志，就可减少一个反对党。
　  至现在吾党有多少党员，实在甚少。吾等应当固结团体，讨论一种好方法，努力去宣传，于最短时间，使广州百余万人民皆变成革命党，做吾等的同志。又费若干时间，努力去宣传，使广东三千万同胞，以至于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成革命党，做吾等的同志。此真是吾党的大成功。如此做法，就是国民党党员之战胜。我党从今日起努力做去，务要达到党员战胜，方得谓之成功。如其不然，若专靠兵力，虽百战百胜，亦不得谓之成功。就如以前所述三次之胜利，皆旋得而旋失，胜败互见，何得谓之成功！推究其故，实有许多缺点，且许多工作未做。此种工作，在革命后固未尝做，在革命前亦未尝做。其所以未做之故，因为吾等未曾发明有好的方法；且因为知识不足，尚未看见此种道理。故革命成功以后，许多革命党人反借革命以谋个人利权，养成个人势力，一俟个人势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所以革命虽经三次成功，而革命主义依然不能实现。其最大原因，皆是专靠兵力，而党员不负责任，所以有此恶果。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传事业几乎停顿。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从事于宣传，但当时宣传方法，皆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系统，收效仍小，故只可谓之“人自为战”的宣传。至武昌起义以后，则连人自为战的宣传，亦皆放弃而不肯做。人人皆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吾党停止奋斗。殊不知以前之所谓成功，不过靠兵力之成功，而非党员之成功。吾党欲求真正之成功，从今以后，不单独专靠军队，要吾党同志各尽能力，努力奋斗。而且今后吾党同志的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①  此处删一衍字“与”。^
　  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①，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但有许多人以为俄国是过激党执政，吾等学俄国，岂不是学过激党？殊不知俄国当革命未发动之初，诚不免有许多过激的思想发生，盖俄国革命党首领多是具有丰富之学识与高深之理想，故立论之间操之过激者，实在难免。但我国人做事，不专尚理想，多是以事实为依据，如行路然，于择其可通行者而后行之。但俄国当革命之时，国内有许多党并立，如社会民主党、民主革命党等，而皆不能成功，今日成功者是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鲍君初来时即对我说，俄国革命经过六年间之奋斗，诚不一其道。而今日回头一看，最合乎俄国人民心理者，莫如民族主义。俄国人民受列强之束缚，异常痛苦。俄国人民所受欧洲大战之痛苦，完全是受列强强迫的。俄国皇帝之动摇，就是因为与列强一致参加大战，所以人民莫不反对他，故起而革俄皇之命。但革命后，民主革命党执政，柯伦斯基②政府仍然与列强一致继续对德战争，而共产党早已反对战争，早已提出与德单独讲和的议案，至是大得俄国民心。俄国人民皆不愿做列强的奴隶，于是共产党与俄国人民主张一致，所以共产党得告厥成功。
　  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因取消外债，故惹起列强激烈的反对，英、美、法、日本等国均起而攻击之。当时俄国是八面受敌，列强的兵已攻至圣彼得堡，其危险程度实比之前数日的广州更甚。而俄国之所以能抵抗此强敌者，全靠乎俄国人民与党员之奋斗，故能排除外力，造成独立的国家，不再做列强的奴隶，并能排除列强经济的侵略。至今日回头一看，六年间的奋斗，无非为脱离列强的束缚而奋斗，即无非为民族主义而奋斗。俄国革命，原本只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无民族主义。但其在六年间奋斗，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若是，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至有人谓为过激，则又有说。盖当革命时，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至今日之俄国，秩序已经回复，何尝有过激之举发生？这是不足虑的。
    ①  鲍罗庭
    ②  柯伦斯基今译克伦斯基，俄国二月革命后不久任临时政府总理。^
　  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今日各区分部之成立，时间虽甚短，而据各位同志之报告，成绩已大有可观。若继此以往，吾党终有最后胜利之一日。鲍君对我说：“吾能假以六个月时间，可以将广州市变成吾党最巩固的地盘。”不独广州市如此，在一年间或二年间将此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则我国革命成功虽迟于俄国，而终是成功。吾党要从今日学起，一定可以成功。
　  我记得前在伦敦时候，有俄国革命党问我：“中国革命，几年方能成功满足？”我当时极为审虑，然后答他说：“中国革命三十年成功，便尔满足。”他反说：“未有如此之快。”原本我说三十年是极让步的，我于是反问他：“俄国革命如何？”他说：“俄国革命如百年成功，亦甚满足。但要从今日奋斗起，不然，应该一百年成功者，将来或不止一百年。”他如此说，足见俄人魄力之雄厚。我每次革命失败逃至海外时，无不极力寻新同志。我记得一次到旧金山，有一位青年对我说，极佩服我每次失败，毫不灰心，而且精神更强。我是相信革命事业要三十年成功者，如二三次之失败算得什么，何至令我灰心！但我说三十年成功，他便佩服我，而俄人谓成功待之百年，更足令我佩服。
　  俄国与中国皆是大国，将来成功亦必一样。吾等要从今日起，大家固结团体，以团体而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望各同志要本此等精神、此等力量而进行。
　  据《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大本营），载《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国民党丛刊之三），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