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 毕业礼暨第二届新生开学礼的演说①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学生诸君: 你们这次毕业,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这是我们国民党做农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我们从前做革命事业,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就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国家大事,所以对于国家很冷淡,不来管国事。你们毕业之后,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首先便要一般农民知道对于国家有什么责任,农民仰望于国家的有什么利益。这个革命政府,是想要造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大家能够担负这个责任,联络一般农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动,不顾成败利钝来做国家的大事业,这便是我们的基础可以巩固,我们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 诸君在这地学了几个月,知道我们革命是要根据三民主义,大家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要一般农民都觉悟。农民在中国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数,所以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如果这个极大阶级不能觉悟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革命在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 大家到乡村去宣传,有什么方法可以讲明白三民主义,令一般农民都觉悟呢?要一般农民都容易觉悟,便先要讲农民本体的利益。讲农民本体的利益,农民才注意。如果开口就讲国家大事,无知识的农民怎么能够起感觉呢?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 ① 该讲习所为一九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开办。以澎湃为主任,首届学生于七月三日开学,该会于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举行到会学生二百余人。^ 大家都知道,中国向来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为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比较起来,最辛苦的是农民,享利益最少的是农民,担负国家义务最重的也是农民。在农民自己想起来,以为受这种辛苦、尽这种义务,这是份内应该有的事;这种应该有的事,是天经地义、子子孙孙不能改变的;祖宗业农受了这种辛苦,子孙也应该承继来受这种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样。这种思想,是从前的旧思想。我们现在用政治力量来提倡农民,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打破这种思想,就是要一般农民不要有从前的旧思想,要有国家的新思想;有了国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脱离旧痛苦。要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 现在许多人都说:中国的农业社会和俄国不同,从前俄国有大地主和农奴,地主和农奴的财产过于不平均;现在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一般农民,这般小地主和农民的财产同俄国地主和农奴的情形比较起来,还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讲,这是讲得过去的。但是切实调查起来,用中国现在的情形和俄国从前的情形比较来说,是中国的农民享幸福些呀,还是俄国的农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国的小地主专制些呀,还是俄国的大地主专制些呢?依我看起来,从前俄国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几百方里甚至于几千方里,那些大地主对于许多农奴自然不能精神贯注,因为精神贯注不到,待遇农奴自然是很宽大。我们这些小地主,总是孳孳为利,收起租来,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计算,随时随地都是要刻薄农民。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确,还要等你们再去调查。就我个人心理上的比较,从前俄国农奴所受的痛苦要少,现在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要厉害得多。 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中国的人民本来是分作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中,除农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我们此时实行民生主义,如果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来交到农民,受地的农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田主便要受损失。但是受损失的地主,现在都是稍为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事都很有觉悟,而一般农民全无觉悟;如果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农民便不能抵抗。我们要免去现在的冲突,要农民将来能够抵抗,大家此时便要对农民去宣传,把农民的痛苦讲得很清楚,让一般农民都知道。农民只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觉悟。农民有了觉悟,自然要来向政府求救,解除他们的痛苦。^ 好象近来我们在香山举行农民运动,要解除农民的痛苦,便有许多农民向政府说:“政府既是要解除我们的痛苦,为什么政府反向我们加抽沙田捐呢?这岂不是加重我们的痛苦吗?象这个样子,我们农民的痛苦究竟是怎么样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了这种问话,一时便不容易答覆。再者,现在这个革命政府有很多军队,我们要维持目前这样多的军饷,便不能不多抽税。这种税源都是从穷人来的,富人所受的负担很少。如果不讲明白,农民还不知道。若是现在讲明白了,农民都知道很痛苦,他们一定是要求免去这种痛苦。所以你们在宣传的时候,一定生出许多情形,是自相矛盾。对于这种矛盾,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呢?就是要农民全体都有觉悟,如果全体农民都能够觉悟,便有方法可以解决。譬如广州一府的农民能够全体觉悟起来,便可以联络成一个团体;广州府的农民可以都联络起来,便可以解除广州府农民的痛苦。推到广东全省农民的情形,也是一样。所以当宣传的时候,有了以前所讲的矛盾,发生了那种冲突,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法,便是劝农民结团体。农民是多数,地主是少数,实在的权力还是在农民手内。如果由一府一省的农民推到全国的农民都能够联络起来,有很好的团体,农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办法,政府便可以靠农民做基础。对于地主,要解决农民问题,便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纳租到私人,要纳税到公家。象这样的办法,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所以大家此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只能够说农民的痛苦,教他们联络的方法。先自一乡一县联络起,然后再到一府一省,以至于全国。当联络的时候,还是要农民自己去出力;不过要怎么样出力的方法,就要你们指导。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我们要能够这样和平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 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动的结果,要这种劳动的结果不令别人夺去了。现在农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农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象这种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们从前没有工夫做发现这种不公平的宣传,这回的宣传是第一次。诸君去实行宣传的人,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是为农民谋幸福。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广东全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同政府合作,才有办法。此时农民没有联络之先,便要暂时忍耐,将来才可以享幸福。要农民将来可以享幸福,便要诸君赶快去宣传联络。农民都联络了之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大成功。 据黄贻荪记:《孙中山先生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训词》(八月二十一日),载《孙总理对农民运动之演说词》,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一九二四年九月编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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