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与官吏应牺牲个人自由而为民尽职——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

题名：	军人与官吏应牺牲个人自由而为民尽职——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
撰写时间：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原载：	据本社记者笔述《孙先生演说辞》，载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民立报》第二页
出处：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全文：	军人与官吏应牺牲个人自由而为民尽职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①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前略此次革命乃国民的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凡事以人民为重，军人与官吏不过为国家一种机关，为全国人民办事。自光复以来，共和与自由之声甚嚣尘上，实则其中误解甚多。盖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法，万非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法。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机关不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是故所贵夫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如机械然，百轮相错，一丝不乱，而机械之行动乃臻圆满。此在有形之机关为然，在无形之机关亦何莫不然？盖在政治机关，百执事按级供职，必纪律严明，然后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必收此效，然后可以保全人民、领土，与列强相竞争。由斯而谈，闻者或以为与平日所信之共和与自由主义大相冲突，其实不然。仆前言之矣，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盖人民终岁勤动，以谋其生；而官吏则为人民所养，不必谋生。是人民实共出其所有之一部，供养少数人，代彼办事。于是在办事期内，此少数人者当停止其自由，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奉。是人民之供奉，实不啻为购取少数人自由之代价。倘此少数人而欲自由，非退为人民不可。自由之范围本宽，而在勤务期间则甚狭。仆为总统时，殊不能自由。今日来鄂，与诸君相见，实以国民的资格，而非以总统的资格。故仆今日所享之自由，最为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为国民的自由也。　仆此次解职，外间颇谓仆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仆之解职有两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今试以中国四万万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过五万人，居军界者多不过百万人，余者皆普通人民。是着眼于人数，已觉社会事业万万不能缓办。未统一以前，政事、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前者乃牺牲自由之事，后者乃扩张自由之事，二者并行而不悖。仆此次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盖吾人为自由民，而自由民之事业甚多。且吾国困顿于专制政体之下，人格之丧失已久，从而规复之，需力绝巨，为时亦必多。仆不敏，请担任之。同时有一语奉告诸君，即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为人民不可；当未退为人民，而在职为军人或官吏时，则非牺牲自由、绝对服从纪律万万不可。在尽力革命诸君，必且发问曰：“吾辈以血泪购得之自由，军人胡乃不得享受之？”须知军人之数少，人民之数多，吾辈服从之时短，为普通人民之时长，朝作总统，夕可解职，朝为军长，夕可归田，完全自由，吾辈自可随时享之。故人民之自由，即不啻军人之自由，此语最须牢记。惟在服务期间，则不可与普通人民一律，此其异点耳。　据本社记者笔述《孙先生演说辞》，载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民立报》第二页 ① 四月九日，孙中山自上海经南京抵达武汉，欢迎会于十日上午在武昌鄂军都督府举行，临时副总统兼鄂军都督黎元洪、各司司长等官员及管带以上军官共百余人出席，会后黎元洪设午宴招待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