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组织和武装农民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在广州与苏联顾问的谈话(俄译中)

题名：	只有组织和武装农民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在广州与苏联顾问的谈话(俄译中)
撰写时间：	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间
原载：	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间
出处：	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全文：	只有组织和武装农民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在广州与苏联顾问的谈话(俄译中)① (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间)② 孙逸仙博士与Φ同志谈及农民问题时说：“对于中国革命，我向来认为，中国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应当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首先是依靠农民。迄今我和国民党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这是国民运动中的一大疏忽，主要原因在于本党党员的成分。”他微笑着说，“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党的多数党员是学生、城市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些商人。所以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并在那里扎根。在农民讲习所第一届结业前，我很想去给学员们讲几次课。通过这些毕业的学员和今后办的其他一些学校，我们就能够把中国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劳动农民协会。届时国民党在广东就会有三百个受过农村鼓动工作培训的干部。 ① 参加谈话者还有廖仲恺。据底本原注，此谈话纪录载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简报》第一六一号。谈话对象“Φ同志”似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苏联顾问。访谈录对孙中山使用第三人称。 ② 底本未说明晤谈时间。孙中山在谈话中说“迄今我和国民党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按国民党于七月二十八日召开农民党员联欢大会，有广州近郊农民党员于余人与会，则此次晤谈必早于七月下旬；又访谈录述及发表意见的“省长廖仲恺”，按廖系于六月复任广东省长(十二日任命、十八日就职)，则晤谈应在六月中旬之后。所标时间即据此酌定。^ “我对农民问题的政治路线是：我决定将迄今为止地主(出租土地者)占有的土地交给农民，为农民所有。但是由于地主在一些地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势力很大，影响也大，所以我认为下面的方法是唯一可行的。你们拟定了一个组织广东农民协会的计划和章程①，据我所知，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际建立农会了。我们应该在广东全省建立这样的农会，以便就此铸造一个反对地主的强大武器。只有当我们建立起这些农会，待到农民武装起来的时候，才能实行解决土地问题的激进措施。至于说达到什么目标，那我与你们的意见一致。不过我认为，在目前农会的组织状况下，进行任何反对地主的鼓动都是策略上的错误，这会使地主先于农民组织起来。” 尽管Φ同志激烈反对这种策略，孙逸仙博士还是坚持己见，并且得到省长廖仲恺的有力支持。廖仲恺举出一个例子，说在厂—宁地区，我们组织的一些农会几乎将近就绪了，可是，发生了几次军事冲突，豪绅们把一部分农民争取过去，这个区的区长(顺便说一句，他还是国民党员)就站在地主和豪绅们一边，政府被迫派出一个师还多的兵力前往镇压地主的动乱，这才把形势缓和下来至今。政府再也没有能力往广宁派出军队了。如果其他地区再出现这样的骚乱，政府的存在就将受到威胁。廖仲恺用这个例子作为有力的论据，来说明他何以反对宣布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廖仲恺对Φ同志反唇相讥并且得到孙博士的支持，但孙对此事说话不多。廖仲恺解释说，中国农村情况非常特殊，宗法关系还没有打破，地主豪绅和农民都沾亲带故，同属一个姓。由于农村结构的宗法性质远强于封建性，所以阶级矛盾相当和缓，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更像是叔侄间的矛盾，而不像敌我之间那样不共戴天。 ① “你们”当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孙中山于六月二卜四日批准了山该邢拟订的《农民协会章程》。^ 尽管Φ同志一再反驳，孙逸仙和廖仲恺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农会处于刚刚组织的时期，不应该进行任何公开反对地主的宣传鼓动。孙逸仙当时说明，他的故乡就是一个最为富有的地区，那里适合于创建农会。因为它是中国少有的地区，那里有大地主，也就是说，土地集中在为数不多但非常富有的地主手里。大地主掌握着七分之六的土地，而四十万农民之中两万人有枪。 Φ同志问孙逸仙，按照他的看法，何时能在香山县①实行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策。孙逸仙说，如有组织上的充分准备工作，那么有半年的时间就可以着手土地改革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一九二O——一九二五），第一二三号文件“就中国农民问题同孙逸仙和廖仲恺的谈话”，莫斯科，一九九四年俄文版（李玉贞译） ① 香山县为孙中山故乡，今改名中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