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须谋公共权利

题名：	人人须谋公共权利
撰写时间：	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原载：	据《孙中山先生发表政见记》，连载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六、十七日上海《新闻报》第三张第一版
出处：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全文：	人人须谋公共权利在旅沪粤籍国会议员茶话会的演说① (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易君述予之特点②非毁也，亦非誉也，然予有不能不辨者。权利思想人所共有，予既为人，岂能独无。惟予常由最大之权利着想，欲令国人同享幸福，故小权利乃忘之耳。且即以大权利而言，如袁氏之欲为皇帝亦不可谓其不大，予岂有此权利思想者?盖权利思想之目的不同，其方法手段乃迥异，方法手段既异，则其结果遂判然而不同也。以粤省为例，富翁最多。洋商先人于粤，而最先至海外者亦推粤人，二十年前曾以大资本输入美国边斯芬尼省③，熙熙攘攘，此往彼来，无非此权利思想耳。降而至于“猪仔”，历尽种种苦况，同存一权利思想，而其结果竟无一人达其权利目的。即或达到目的，而有数十百千万之财产，其子孙多不及三代而尽丧。故国人假使能在本国达其权利思想，予乃欢乐无涯。而予对于权利之思想，即欲全国人民及其子孙能各获得权利，且能保持之耳。 ① 是日下午，旅沪粤籍国会议员在法租界尚贤堂举行茶话会，邀请孙中山及社会名流出席。 ② 此指会议主席易宗夔请孙中山发表政见演说时，称颂他有四个特点，首先是“道德高尚，毫无权利思想，牺牲总统而不为”。 ③ 边斯芬尼省(Pennsylvania State)，今译宾夕法尼亚州。^ 往者予因国中官治不良，致人民无以保障其权利，乃立志革命，以冀达此最大权利。在廿年前即得同志三十余人，求其革命之由，皆因人民生计困难，纲纪败坏，非破坏之不足以建设新国也。顾中国之旧思想，欲作皇帝者方肯革命，既革命必欲作皇帝。予之同志二三十人如悉欲作帝者，革命之后势必出二三十皇帝，如交游渐广，同志至于千万人者，则中国非将有千万皇帝乎?故予以战争为革命之手段，而知革命后决不能复有战争也。予由此权利思想而谋革命共和，其时国人皆视为一种理想，而予之所以有“理想家”之名者，职是之故。至予欲达之目的，不外建设一良善国家，以使国人永远保持权利无失。故今日并无特别之政见，惟望国人善自建设耳。五年以来本可建设成功，不幸而为人所破坏。予回顾元年临时政府之时，知予亦当任其咎，而予之所以至此者，则因放弃临时总统以令国人有不争总统之心，孰知袁世凯反从而破坏之耶! 南京临时政府之时以为须忍耐以待建设，不意五年之间，事至如此。故今日议员诸君当不可再忍耐，而须亟谋建设矣。所谓建设者何?建设国家也。所谓国家者决非如昔之朝廷，皇帝以个人为本位者。须含有商业性质，宛如一大公司，而有权利思想。权利思想之名词不必尽为不善，其思想为公共则善，且易达到目的；苟为私人则不善，且不易臻于成功。予所望于国人者，即人人谋公共权利耳。今之国家又如一极大之家，须为人民谋其幸福。在一切进化之国，所引为职务者不外四事，一曰食、二曰衣、三曰住、四曰道路，皆人民日常必需之事。此四者备，幸福斯备。国家政治至于相当程度，乃反求于此浅近必需之事，而中国古之所谓善政者亦不外是。故议员诸公至北京后，于请求建设国家之时，当不忘此四者。四者之中，如衣食住故为人所共知，道路如坦途，铁道尤然。假使成功，则国家立有富强之望。盖各国之至于富强者，无不以道路为其前提也。例如上海道路完备，内地道路难行，运搬货物之小工收入，上海多于内地十倍，而内地反少于上海十倍。以此推于全国，可谓道路之备否一端，经济盈绌可生十倍之差。假使道路完备，以人口计莫中国若，每年可余四十万万。矧交通便利之后，土产既出，新货日增，古所未见之物亦将发明，或可倍获于此数耶!且经济之理一如引力之理，至于相当程度之后，常以增速度而趋列强，既跻于富强，起异常进步①。例如英国地产与中国相若也，乃在欧战之中，一日之战费较中国政府一年之支出尤多。战事已达两年，今后尚须继续，财力宏大，概可想见。然则中国岂无致富之望耶?予以为新政府须出一破天荒之方法，凡外国所有者必使中国亦有，即外国所无者亦使中国能有。有志竟成，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当可出见，不可视之为理想而已也。就近取譬：曩者上海城中之人视租界为决不可及，革命之后拆城改良，非亦宛如租界耶!虽然，建设一新国家亦有种种危险之处。如建屋，以十万元造十万草庐与以十万元造一大厦，同为建屋而其效果则迥不同。苟能以大厦为志，亦需设备，而此设备则当待之于专门家。今国民代表既将造此灿烂庄严之中华民国，当先布其基础，然后专门家自能接踵而至也。夫中华民国之基础果何在耶?国人当顾名思义知所谓民国者，非仅建设一共和国，而当超于共和之上。易言之，即共和告成，实行代表政体，今后当无代表而采用直接民权。此即民国之基础，今已当准备巩固之矣。以民权论，世或主张中央集权，或主张地方分权。予以为两者皆可赞成，此非模棱两可之说也。事有宜于中央者，有宜于地方者。如外交、海陆军、邮便、电信等贵统一，宜行中央集权；其他诸事，予极端主张地方分权。且地方不以省为界，而以县为单位。中国习惯盖常以县为标准者，如曰“袁项城”①等非耶?至于分权之法宜采用直接民权，如瑞士然。在共和之人民惟有一选举权，民国则于选举权之外，人民又有三权：(一)创制权，使人民可裁案；(二)表决权，使人民监督行政官、表决法律；(三)退官权，使人民得劾除官吏。乃可超过共和国之上，而为真正民国。 ① 原文如此。^ 惟此，四万万之人民既无确实统计，其中多数又复智识未备，即谓其中四分之一比较上有政治之思想，在今日乌知非如人言多数犹赞成皇帝耶?而今而后，故当著手调查人口。然如民国二年之选举，其时人口统计尚未齐备，或问其选举为正当与否，在袁世凯言不正当，在予则谓正当。何以言其正当?盖处此过渡时代，惟先觉者知共和真谛，唯知共和者当主政治。二年之议员当选后，既无人反对之为代表，则实已默认其为正当也。外人见中国无人口统计，谓系尚未开化之征，其实则又不然。国虽无统计，家则有之，例如三代。即鼎鼎之华盛顿，美国尊之为国父者，未见人能述其曾祖及祖(父)为谁何。在中国则三家村之田舍汉，亦鲜有不知其三代脚色者矣。以调查人口论，有一最便之法期日可告成功，即调查二十二省之族长、村长，可尽知各户之人口无遗。而此族长、村长亦可谓中华民国之基础也。 ① 袁世凯是河南省项城县人，故称袁项城，此指中国喜以所籍县名尊称名人，有幽默意味。底本附记谓孙中山“演说中时含诙谐，时杂俗语，尤令人哄堂不已”。今袁氏死矣，当不复有蹂躏民国之人。然基础未定之前，风雨飘摇，孰能言之?即如美之罗斯福氏，苟在此基础未定之民国，乌知其无为帝之心?袁氏如在美国，自不致有为帝之念。国家基础之如何可变人民之心理，五年来之大不幸亦非袁氏一人之罪。苟使直接民权实行而为国家之基础者，敢谓拿破仑复生于中国，亦决无皇帝发生之事也。五年以来，官吏之腐败贪酷甚于前清，致人民不知共和之善，终且谓革命党实为厉阶。追本求源，非亦因民权不伸，无以监督官僚耶?今予言直接民权似属理想，然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在昔日为人反对者，在二十世纪列强乃尽行其新法以富强其国家，是则今日建设国家而行直接民权之新法，亦非理想而已也。据《孙中山先生发表政见记》，连载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六、十七日上海《新闻报》第三张第一版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