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之地位与责任——在上海名流欢送国会议员宴会的演说①

题名：	国会之地位与责任——在上海名流欢送国会议员宴会的演说①
撰写时间：	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原载：	据《孙中山之国会主权论》，载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四日上海《神州日报》(二)
出处：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全文：	国会之地位与责任在上海名流欢送国会议员宴会的演说① (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今日得与国会诸君相聚一堂，几为始念所不及。诸君为民国代表，民国于五年之间由创始而变乱而中兴，可谓剧矣。今后犹有变故乎?否乎?吾将以过去者推测将来，一言括之，则在诸君之心而已。须知民国何由发生，亦只发生于国民之心。其始因世界进化大潮流，感受于少数人心理，由是演进及于多数人心理，而帝制以倒，民国以成。顾其基础尚未坚固，多数人之认识未真，乃有奸人乘机播弄，遂使民国者一切形式、机关、制度倾覆扫荡，而专制帝国几乎复活。此非徒袁氏之罪也，多数人不知自爱其宝，故强有力者得逞志于一时。然而民国究竟亡而复存，强有力者究竟不可恃，则又知民国创制虽为时无几，而天下为公、共和真理其人于人心者深矣。共和国体是否为世界之最良，此事可听之数百年后学者、政治家之论定。然在吾人创造民国，则实本良心上之所信，而不惮牺牲一切个人之私利而为之。其得多数人之赞同，绝而复续，要亦人人本其良心之所信，而无何等自私之念于其间。袁氏为赞成共和之一人，乃至自背其誓约，欲及身而为帝，谓其诚有“民主制不如帝制”之见解而后为此变计，抑只知为子孙富贵之图甘犯天下之不韪，吾人亦可姑留以俟将来历史家之判断。然欲去吾人良心上之主张，惟彼专制者是从，不可也。具有如袁之势力、能力而卒不获逞，则尤可为今后之大教训。 ① 黎元洪于六月二十九日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并定八月一日为国会复会日期。为欢送在沪两百多名国会议员赴京，唐绍仪、黄兴等在汇中饭店设午宴款待，并邀孙中山莅会。欢送会自上午开始，孙中山等相继发表演说。^ 袁氏今已自毙，民国之大障碍已除，此后中国存亡责任将在我国会诸君。何者?主权在民，民国之通义，而诸君则国民之代表，实中华民国之统治者也。诸君遇非常不易得、不可忽之时机，而处最尊贵之地位，最重大之责任，毋曰“政治良否乃政府之事”也。立宪国之权鼎立，立法机关实为政府称首之一部，立法机关无能自外，亦无能外之者。即如约法规复与国会召集，前此举国争之行政机关，仆尝以为此在国会有自行召集与规复约法之权能，初不待争于行政机关也。今约法已复，集会亦有期，既往者不复道，然诸君则当自知其地位与责任，实用其所当有之权能。否则谦让未遑，而反客为主之势成矣。总统为行政之首长，而国民则字之曰“公仆”。今以家事为喻。袁氏者一大强奴耳，不守其奴仆之分，而凌践主人，浸至据有主人之产，主人愤恨不平，义师以起。此奴乍毙家中，佣有忠仆静待故主归来，而犹相顾却步曰“奴属尚能为患”。不思一班小奴虽曾受大奴之鞭策，而今日则无所庇护，计惟衣食主人耳。瞰主人未归，盗窃钱米者不敢谓无，然惟如是，则主人之归大不宜缓议。主人依旧放弃，令此辈心胆益粗，则群小奴将渐师往日大奴之故智，正复可患。民国以四万万人为主人，诸君为主人代表，使忠仆得以尽职，奸奴不敢复生，皆惟诸君之责。诸君毋白馁也。北京军警固多，然皆中华民国之军队也，民国之军队当然保护民国主人。若其有不法之侵害，则是背叛民国者也，国民将共起而诛之。四万万人认诸君为代表，则四万万人实为诸君之保障。袁氏之强，犹成败绩，孰则敢骤为民国之叛人者。故以为诸君此时无所畏避，当速至北京解决目前之难局，致力将来之建设。亦犹之主人归家，首先申明家法，则一切事务自然就理，无须枝节推诿。国会一开，当请黎大总统宣誓就职，此为民国元首继任必然之手续、最大之典礼，不可忽略。礼成而后，即授意总统任命总理、阁员，成立责任内阁。更因应现在将来国家社会之所宜，制国宪及一切法规，俾全国人有所依据。法良意美，而执行者又得其人，则以中国之地位，政治日良，进至为世界最富强之国不难也。据《孙中山之国会主权论》，载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四日上海《神州日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