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名: | 救亡策——倡行钱币革命抗俄通电 |
撰写时间: |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
原载: | 据《孙中山之救亡策》,连载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五至七日上海《天铎报》第二版 |
出处: |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
全文: | 救 亡 策 倡行钱币革命抗俄通电①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三日)② 北京大总统③、国务院、参议院、各省都督、省议会、全国国民暨各报馆鉴: 窃闻遇非常之变,当出非常之方以应之。今者俄人乘我建设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以常情论之,我万无能抵抗之理,在俄人固知之素而审之熟,故甘冒不韪而行之。我国人皆知蒙亡国亡,与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为壮烈之亡,故举国一致,矢死非他也。以文观之,民气如此,实足救亡,惟必出非常之策,事乃有济。非常之策维何?请为我政府、国民言之: 第一,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 今日我之不能言战者,无过于财政困难。自南北统一后则谋借外债,以救我金融之恐慌,然至今六国之借款无成,若一有战事则更复无望。然则就财政上言之,无论有战无战,财政问题之当解决,必不容缓也。文于谋革命时已注重于此,定为革命首要之图。乃至武昌起义,各省不约而同,寝而北军赞和,清帝退位,进行之顺适迥出意表,故所定方略百未施一。民国大定后财政虽困,以为皆可以习惯之常理常法以解决之,便不欲以非常之事而惊国人也。不图借债无成,而俄祸又起,存亡所关,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应之也。 ①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俄国与库伦分裂集团签订《俄蒙协约》,企图使外蒙占成为其保护国,消息传出后举国激愤。孙中山专就此事在上海发通电,提出对策。通电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北京国务院亦于十二月十日开会讨论。本文后屡被印成单行本,书名作《救亡策》或《钱币革命》。 ② 底本未说明时间,此据孙中山本月致梁士诒支电(即四日电)所言“昨电救亡策一道”确定。 ③ 即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钱币之革命者何?现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为我国今日必较昔日穷乏,其实不然。我之财力如故,出产有加,其所以成此贫困之象者,则钱币之不足也。钱币维何?不过交换之中,而货财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此钱币革命之理也。其法维何?即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则纸币一出,必立得信用,畅行无阻,则财用可通矣。 但纸币之行用,无论古今中外初出时甚形利便,久之则生无穷之流弊,必至归天然淘汰而后止。此其原因,则纸币之本质价廉而易制,不比金银之本质价昂而难得。故纸币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而金银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仍可流行市面而无弊。此两物代表百货之功用同,而性质不同,故流行之结果有别。昔人多不知此理,故无从设法防其流弊。今我人既明此理,则防弊之法无难。其法当设两机关,一专司纸币之发行,一专司纸币之收毁。纸币之功用既为百货之代表,则发行之时,必得代表之货物或人民之担负,而纸币乃生效力。今如国家中央政府每年赋税应收三万万元,税务处既得预算之命令,即可如数发债券于纸币发行局,该局如数发给纸币,以应国家度支。至期,税务处当将所收三万万元租项之纸币,缴还 纸币消毁局,取消债券。如是,发行局于得税务处之债券如数而发出纸币,此等纸币以有人民之担负,成为有效力之纸币,名之曰“生币”。及税务处于所收税项如数缴赎债券之纸币,为失效力之纸币,因代表赋税之功用已完,名之曰“死币”,故当毁之也。如收税之数溢于预算之数,则赢余之纸币效力尚在,可再流转市面无碍也。以上为国家赋税保证所发之纸币。 至于供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兑换而出。当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力之币,必需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或人工兑换之,乃生效力。如是,纸币之流于市面,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货物愈多,则钱币因之而多,虽多亦无流弊。发行局发出纸币而得回代价之货物,其货物交入公仓,由公仓就地发售,或转运他方发售,其代价只收纸币,不得收金银。此种由公仓货物易回之纸币,因代表之货物去其效力,立成为死票,凡死票悉当缴交收毁局毁之。如此循环不息,则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而纸币亦永无流弊之忧,一转移间而全国财源可大活动,不必再借外债矣。如国家遇有非常之需,只由国民代表议决预算表,如数责成国民担任,或增加税额,或论口输捐。命令一出,钱币发行局便可如数发出纸币,以应国家之用,按期由税务局收回纸币,此款便可抵销。若论口捐输,每人二元,全国之数八万万元。若收金银则必无此数,若收纸票则必易行。因政府已将定额先期发出,行用市面,泉源已加多此数,人民或以工取或以货易,求之市面,必能左右逢源。非如金银之只有此数,一遇减少,必成恐慌,中国人或更埋之地中,外国人必然输之海外。如此则紧急正需金银之时,而金银因之愈乏,适成穷上加穷,而各国银业奸商遂从而垄断之。人民虽激于义愤欲报效国家,然如苦五金钱,爱莫能助,徒唤奈何耳。此吾中国现在之境况也。若行钱币革命, 以纸钞代金银,则国家财政之困难可立抒,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 由此观之,纸币之行用有方、流弊不生既如彼,而利益之大又如此,况值非常之变,非先解决财政问题必不能言战。乃有血之士徒责政府之无能,而不为设身代想,殊不共谅当局人为难之甚也。当此强邻侵并、实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壮语所能抵御,非有实力之对待不可。是宜政府与人民同心同德,协力进行钱币革命,以救今日之穷。在政府当速行立法:一、筹备设立铸币局,制出一元、十元、百元、千元四种之纸币;五毫、一毫之银币,伍仙、一仙之铜币以辅之。其本位可仿日本以金为定制,出若干之时便可发命令颁行,限期将市面现银之币收换,过期有仍用旧币者如数没收充公,并严罚其授受之人。二、筹备设立公仓工厂,以便人民以货换币或以工换币之地。三、筹备设立纸币收毁局。此各种机关立法必臻妥善,方可无弊。在人民当一面遍国设立救穷会,鼓吹其道,以助政府实行钱币革命。此事成功之 后,金银既贬为货物,则金银之出口毫无影响于经济界。因我不以此物为钱币,纵全国五金银,我之经济事业亦能如常活动也。况我既行纸币,则财货必大流通,而工商必大发达,如是我出口之货必多于人口货,而外货不能相敌,必有输其金银珠宝以为抵者。金钱[银]一物我既不以为钱币,只有作为器皿或贮之外国,以供全国之借贷,而我为债主,以享其利子而已。此钱币革命之结果也。总之,一经此次革命之后,我之财政立可活动。 第二,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 语曰“能战而后能和”,惟我今日不能战,故俄敢公然侵我领土。若徒然与之办交涉,与之言仲裁,悉归无效。必也照第一策先行解决财政问题,然后乃能言战,而战必期于不败,乃能言和。不败之道若何?必备屡战屡败而气卒不挠,乃能求最终之一胜。语有之:“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俄有常兵百万,战时兵五百万;我现有练兵五十万,民兵无量数。就俄之现势而观,六个月之内必难出至五十万之兵,而我则于此期之内可出五十万于外蒙、北满,六个月之后又可加新练之兵五十万。然以此而敌俄,在第一年之战胜负未可知,惟第二年我当出兵二百万,意料中当可逐俄出满蒙之野,而复我黑龙江沿海州之侵地。然万一仍败,则第三年当出兵四百万,若犹不能得利,则第四年当出兵六百万,则未有不胜者也。在此期内俄必有财政之恐慌、革命之起义,与我以可乘之隙者甚多。若彼犹不屈服,则期第五年之大 举,必出兵至八百万或至千万,必直抵莫斯科、圣彼得而后已。或疑此作战之计画为万不能行之事,不知此乃以常理而言耳,若出以非常之方,则未有不能行者也。近世战斗之力每以金钱为限,吾先既已行钱币革命,则不受金银正钱刁之限制矣。而以四万万人之人工物力,而供给千万①之兵五年之饷,实优优[绰绰]有余也。证之以南非杜、柯二国①,以四五十万人口之国,能出兵五六万以抗英,支持三年之久,而谓我不能出千万之兵,作五年之战,有是理乎?又证以太平天国之与满清战,为期至十五六年,而两方前后合计皆出兵千余万;五六十年前中国国内之战,已有三倍之长期,三倍之兵数,而当时人工物力尚能给之,无待取助于外债,而谓今日则不能乎?断无是理也。况今日乃举国一心,生死与共,大异于昔之人心,惟是自相残杀者。 ① 此处原作“数十万”,今据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上海《民立报》第六页所载《孙中山之救亡策》改为“千万”。^ 今日民国成立已一年,而列国互相阻难,无一国肯首先公[正]式承认。而蒙古一城[域]之独立,俄乃首先承认之,各国不以为难,此非故为瓜分之余地乎?以其俯首而听人之分割, 何如发奋一战以胜强俄,而固我国基于万代之为愈也。况当此民气正盛,国体方新,战有必胜之道,不战为必亡之阶,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之决也。纵以常理论之,今日战亦亡,不战亦亡,以其屈于霸道强权而亡,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也。况一战不独不亡,而更可扬国光、卫人道、伸公理于世界也。 望我政府、我国民当仁不让,毅然以非常之方应非常之变,先行钱币革命而后定作战之计画。民国幸甚!全球幸甚! 孙文叩 据《孙中山之救亡策》,连载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五至七日上海《天铎报》第二版 ① 杜国为杜兰斯哇共和国(Republic of Transvaal)略称,今译德兰士瓦共和国,柯国指柯伦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今译奥兰治自由邦。一八九九至一九O二年的布尔战争后均被英国吞并,后成为其门治领“南非联邦”—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