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悲观心理依次推行各项建设政策
                                   在上海日报公会欢迎会的演说①
                                      (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一)悲观之心理为民国最危险之事
    革命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今民国成立，尤赖报界有言责诸君，示政府以建设之方针，促国民一致之进行，而建设始可收美满之效果。故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责诸君所荷之责任甚重。
    惟以仆观察社会之心理，多不免抱一种悲观，于报界尤甚。此悲观之由来，则因恐怖而起。以为民国今日外患之日逼，财政之艰困，各省秩序之不恢复，在在陷民国于极危险地位，觉大祸之将至，瓜分之不免。此悲观心理，遂酿成全国悲惨之气象。简单言之，即病在一“怕”字。余以为人人心理中，这一“怕”字当先除去，然后才可有为。盖事事存一“怕”字观念，则无事能行，而建设之业必永无进步。故吾以为外患之日逼、财政之艰困皆不足危险，惟此人心中之悲观最为危险。若人心中之悲观不
    ①  孙中山于十月三日自青岛抵达上海。十二日下午，上海日报公会在扆虹园举行欢迎孙中山的茶话会。文内小标题为笔述者所加。^
去，则即无外患等等之危险，而民国亦必不免于灭亡。然欲全国人人心中无极端悲观之心理，首望我报界诸君先祛此足以致亡之悲观，然后始足及于全国之人心。
    今余有一不足存悲观心理之论据，即以革命发难、民国成立一事，即足为最强之佐证。
    革命起义之时，人人心中有勇猛进取之精神，而无一丝怕念存于其间，故成功得若是之迅且速也。当革命未起之时，人人心中俱抱一极大之悲观，以为一革命，则外人必起而干涉，乘机瓜分。故虽明知满洲政府之腐败，不革命必不足巩固国基而谋自存，然以怕故，而不敢为也。幸有少数不怕者倡始，而多数怕者始恍然知不足惧，大功遂得于数日之间告成，而民国亦纵安然成立。设当时无一人能打破其心中怕之一念，则谓今日仍受制于满清专制政府之下亦可也。故可知“怕”字最不足成事，欲谋进行，非去怕不可。盖最危险时期，无过于革命军起义、南京政府未成立之时。今民国已完全成立，危险之量已较曩昔锐减。吾人当革命时，有一副勇猛进取之精神、不畏不惧之气概，何至于革命底成、民国草创之后，反致消灭此种精神气慨[概]之理?故可必其不然。
    余深望报界诸君将悲观之心理打除，生出一极大之希望，造成一进取之乐观，唤起国民勇猛真诚之志气，则于民国建设前途实有莫大之利。而使全国俱焕发一种新气象，厥维报界诸君是赖。^   
                                          (二)建设大业以交通政策为重要
   夫人人心中既无无谓之恐慌，则建设各事庶可依次进行。而建设之大计，当远测于十百年后，始能立国基于永久。
   建设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以今日之国势，交通最要者则为铁路。无交通则国家无灵活运动之机械，则建设之事千端万绪，皆不克举。故国家之有交通，如人之有手足四肢，人有手足始可以行动，始可以作事。国家有交通，始可以收政治运用敏活之效。否则国家有广大之土地、丰富之物产、高尚思想之人民，而无交通以贯输之、联络之，则亦有等于无。譬之人而无手足，不能行动，不能发挥，即有聪明才力亦归无用。是以人而无手足，是为废人；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
    余现以全力筹画铁道，即为国家谋自存之策，然一言借款筑路则反对群起，盖非自今日始矣。人之反对借款筑路者未必全有理由，而占反对地位者，四万万人中几有三万万五千万人。而大原因，则以未能明嘹其中利害关系之故。大率以筑铁路则有碍于风水或不利于小工，然其所凭据不坚，苟与之详言铁路种种之利益，即①可恍然饮悟，而三万万五千万人之反对者不难尽为赞成。惟于明白事理，知铁路于国有益之人而亦反对，则其反对为有理由，于此欲使之晓然于利害之真际，颇不易能。
    然须知国家以交通便利而强者，随在可证。世界最小之国家，其幅圆只及中国一府之大，而强盛愈于吾者，盖以彼有交通机关而吾无交通机关故。吾人今日亦知铁路之有益矣。知其益而不敢行者，则中于恐慌之心理，以为中国今日果兴筑铁路必借外国资本，外国必乘以侵略中国，瓜分中国。此实大误。余谓民国苟不兴筑铁路，便利交通，虽有五百万之强兵，数百吨门舰，亦不能立国于此三四十年之内。盖有铁路则尚足以图存。而其关于国之危亡者，则纯系于兵力强弱问题，初不能与兴筑铁路并为一谈，而谓铁路之不宜筑也。外人果欲瓜分中国，则虽无铁路亦可为；外人果欲保全中国，则虽有铁路亦何害。且使中国于今后不兴筑铁路，而第扩张武备，民智不启，实业不兴，政治不能收敏活之效用，国家精神不备亦决其难以长久而不敝，一有不幸，亦终归于覆亡之运耳。如中国昔日亦曾有海军，且有强有力之大战斗舰过于日本，而甲午日本海一役乃致败挫，自此而后益复不振，则可知国家只有强兵利舰，亦不足恃。
    余主张筑二十万里铁路为民国立国永久之计画，而筑铁路以利用外资为宜。盖瓜分之说，列国倡之有年而未遽实行者，则以各国在中国利益，不忍破弃于一旦之故。今使彼输人中国有六万万之大资本于兴筑铁路之上，彼欲保此资本之安全，则有投鼠忌器之思而不甘破坏平和，是乃断然之事。反之若全用本国资本筑路，则一年筹一千万，亦须六十年始达六万万之数；而已精疲力尽，一切流通资本悉归之铁路建筑之上，金融机关必全停止，则铁路告成之日即为国家灭亡之时。且不待是，而各国羡吾以巨大之母财将筑铁路，必起而为攘夺之谋，分割之祸必于此起，是即所谓慢藏诲盗也。盖吾国若有武力，即外资所筑之路，遇紧急时亦可据为已有；若无兵力，本国资本所筑之路，遇紧急时外人仍得占据。此关于武力问题，不问其属于本国资本及外国资本也。明乎此，则恐慌之念亦可以释然矣。
    ①  此处删—衍字“不”。^
                                     (三)开放门户政策利于保障主权
    利用外资可以得外资之益，故余主张开放门户，吸收外国资本以筑铁路、开矿山。
    吾国今日，若以外资筑铁路反对者尚少，若以外资开矿山，则举国无一不持反对之议者，以为利权为外人所夺。细思之尚不尽然。譬如外人以一千万资本开掘一矿，则必以五百万购买机器及其他器具，其余五百万必尽分配于工人，则是采矿之成败未可知，而已散其半于中国之工人也。使其开掘亏本，彼必弃其机械而去，盖运费甚巨，彼不愿为。或只出于竞卖，则吾人于斯时或以数十万金钱而得其值五百万之机器，如是则吾人承其后，成本既轻，收效自较易。若外人开矿竟至获利，然经种种消费已复不资，而资本家所净得之赢余，为数未必过巨。若每矿以一千万资本为标准，则十矿即有一万万，而中国工人得占其五千万之巨额。社会上有此五千万之流动资本，金融机关必形活泼，直接有利于民，间接有利于国，此盖较之借款为善者也。今人犹持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
    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如日本即采门户开放主义者。或以为吾国贫弱，不能与日本同日语，则请以弱小于吾国者为例。如暹逻介于英、法两大                                     (四)借款筑路与批给外人筑路利害之比较
    今欲筑路必用外资，用外资非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故吾人欲用外资，当择一利多害少之方法实行。以愚见则批给外人包办，较之抵押借款为有利。然自余主张批给外人而报纸反对者，以为此事丧权失利，而以抵押借款筑路办法为然，其实未明于兹二者利害之分量若何耳。余为外人言及批给办法，外人多持反对之说，而无不乐从借款抵押之办法。可见借款抵押之方法，外人所得之利多；批给包办之方法，外人所得之利少也。不利于外人，必利于吾，何以吾人亦如外人之反对乎?^
    今请就借外款自办与批给外人包办二法，一比较其利害，以供诸君之研究。
    中国昔日铁路多为借外款自办者，如沪宁等路是也。借款自办害处在受种种亏损，如当借款交付时之回扣，包购种种材料亦有回扣，而此借款每年出五厘息。次则如铁路亏耗则全由政府担任，至期满，其借款全额尚须清还。故外人视此为绝良之营业。而经手此事者多为商业性质之洋行，彼于铁路学一无所知，只求得经手回扣及购料回扣及政府担保为已足，而将来铁路之盛衰，皆非所问也。铁路修筑事宜委之于工程师，工程师之聘定大率五年期限或八年期限不等，彼第于职务期中，日作其所应为之事，而不负完全之责任，则欲工事之精良、消费之节省盖不可能之事也。如沪宁一路，其受害为最著矣。使余铁路政策而用借款自修方法，则二十万里须款六十万万，以最轻九五扣计算，当扣去[为]六[五]十七万万。常年以五：厘息计算，则每年三万万，十年则三十万万，四十年则一百二十万万，至期尚须偿还原本六  十万万。材料回扣其数必巨，历年亏折又复不资，则兴筑铁路，不待十年而中国已有破产之祸矣。

    故熟思审虑，惟有批给外人承办一法为害少而利多，较之借款自办，可免五害：一无交款回扣之害，二无购料回扣之害，三无按年出息之害，四无亏耗津贴之害，五无至期偿还原本之害。既免五害且有二利焉，即工程坚固、筑建合法是也。
    铁路批给外人包办，大约四十年可以收回，时或逾之，然终未有出六十年外者。按中国富庶状况，则四十年期限即足抵外国六十年期限。此四十年之内赢亏皆非我责，一俟期满，吾人可不名一钱得二十万里铁路。盖铁路于十年之内大概不能获利，且不免有亏赔焉，惟极迟至三十年后亦必可以获利也。至于批给外人合同，拟由铁路公司出面协定签字，由公司购定地皮，画定路线，交外人修筑。其合同中尚须附带条件：其一条件，此纯为商业性质，不稍含政治意味；其二条件，公司有随时监察之权；其三条件，中国可不俟期满得备价赎回。如是可一一按必要情形加入条件，则不致过于失利。若路之繁盛或关于军事重要者，得视 国力之何如，付外人以代价，酌量收回，于吾人亦不算吃亏。此两善之法也。总之批办一法利多而害少，借款一法利少而害多，两两相较，盖可择别矣。此愿与诸君一研究而讨论之者也。
                                            (五)圜法之改良
    至今日关于国家建设之数事，亦望报界有言责诸君一致鼓吹，而其一则为圜法。
    中国圜法之不善，不待智者而知。中国之币制实无可言，金融界之屡屡恐慌，亦多本此原因而起。若银币非价格之不一，即流通之不普。银币有市价，因地有变迁，因时而亦有变迁。甚至一地而洋价各有不同，且或此省而不能通用于他省，民间遂受种种之亏蚀，而小民蒙其害矣。其次则无汇兑机关。如以银一万由上海汇至北京，必经外国银行之手，至北京收取此款已不能如数。若由京沪间往返将此款汇兑至十数次，则此款即可耗蚀净尽。此其受害为何如?外国银行在中国获大利者，即操我汇兑机关故也。至于金价、银价之高低，外人复操纵自如、任意抑扬而吸收我之大利，我之因此为彼所侵蚀者，复不知其几何数矣。有如此次英伦一千万磅新借款成功，六国银行团大肆破坏，将现银垄断，使麦加利金磅无从购换现银以供中国急需。若至赔款期限，则又抑勒银价，高抬金价。故中国受金磅亏折，实以圜法不善之所致。则改良圜法，厘定金本位，实为今日不可缓之要图。设不然，则将来六十万万外资输入，何堪复受此无穷之亏耗乎?此盼望报界诸君督促政府进行者也。^
                                           (六)地价之厘定
    圜法而外，则有地价。
    中国地价尚未有划一之厘定，而今日最便实行，过此则难。余对于地价之主张，在北方亦尝发表，而一般多不解其意义，致生疑虑。其实依余主张实行，于有地者绝不受损。平均地价，即厘定地价之高下为一定准则，地主本之纳税，而国得随时照其原价收卖[买]。今民国成立，前清土地契约当然作废，可由政府下令各省及各府州县，令民间更易新契，并令其于易契时报明该地现时值价若干，一一登记，收什一之税。至地价之高低，则一任民间之所报。若多报于原值，则是先负重税，且不知国家何时收买；若少报于原值，则固可减省税量，然一俟国家收买则必受亏折。如是以此两种心理自衡，则必能报一如原值公平之价额。国家既得地价之真数，则收卖正买)时不患民间有故意高抬价额之事，可因将来交通之便利，于其集中繁盛之区一一收土地为国有。则将来市场发达，地租涨高，皆国家共有之利，可免为少数地棍所把持。如纽约一埠，其地租皆为美政府所有，每年收入有八万万元。例之中国，全国岁人不过仅有三万万之数。若将来交通便利，以中国之大，苟能造成如纽约者三四处之繁盛市场，则政府收入即地租一项已足供支拨而有余，则民间他项税则皆可蠲免矣。此非利国福民之大者乎?
    鄙意所见如是，深望诸君竭力鼓吹，俾底于成，则非第兄弟一人之幸也。
    据血儿(徐天复)笔述：《孙先生政见之表示》，连载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三至十七日、二十日上海《民立报》第二页①
    ①  另见同月十三、十四，十五、十七、二十日上海《中华民报》第十版连载《孙中山先生之伟论》，其内容文字与此差异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