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对纽约《滨海杂志》记者叙述革命经历(英译中)①
                                            (一九一一年十月下旬)②
    直到一八八五年，即我十八岁那年，我所过的生活与我同一阶层中的其他中国青年一样，只是因为父亲皈依基督教，并任职于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我才有较多的机会与在广州的英美传教士接触。有一位英国女士很喜欢我，我就开始学着讲英语。英美布道会(Anglo-American Mission)的嘉约翰博士(Dr．Kerr)为我找了一份工作，使我学得了许多医学知识。自此，我对医学发生了热爱，相信在我的同胞中行医对我是一种有用的事业。不久，我听说香港开设了一所医学院(College of Medicine)，我就前往访见教务长康德黎博士  (Dr·James Cantile)，并注册做了学生。
    我在那里过了五年快乐的生活。一八九二年，我获得了一纸可以行医的文凭，准许开设内科和外科。我开始设法选择地点，以便前往开业；最后决定在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碰碰运气。直到那时为止，我尚不能说对政治有什么特殊兴趣。但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奋斗的时候——因为葡籍医生怀有偏见，我的奋斗是令人气馁的——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青年商人某夜来访，问我是否听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日本人要来侵略。我说我只听到英国人谈过，其他不太清楚。我对他说：“我们都被瞒着，太可怜了，皇帝应该对人民信任一些才是。”
    ①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于归国前在美，英、法三国从事外交活动，谋求朝野人士中国革命的支持。估计是在纽约期间接受《滨海杂志》记者的访问。此为访谈淡纪录，经孙中山亲笔签名认可。
    ②  底本未说明访谈日期，因孙中山在纽约逗留时间是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日，故酌定为十月下旬。^
    “天命无常(神权不会持久)。”我的朋友说。
    “真的。”我同意着说。同时我引述了帝舜的话：  “天听自我民听。”
    那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世人都知道困扰中国已久的病痛所在，但使我们受苦的主要祸源莫过于无知。我们不被允许知道任何已经发生的事物，参与政治更是谈不到了。对我来说，因我不断与欧人接触，体味过他们的自由权，觉得这种状况是不能忍受的。我在澳门谋求开业赚钱的努力失败以后，不得不把招牌取下，迁往广州。一八九四  年，中国屈服于日本之手。我开始在广州建立一个哥老会支部，并献身于其工作，先后有很多人前来投效。某日，一位官员对我说：“孙，你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了。”
    “为什么?”我问。
    “你的名声已传到北京去了，你最好小心些。”
    后来由于政情改变，使我转危为安。消息传来，说光绪皇帝已从睡梦中觉醒，不管慈禧太后如何，他都赞同我们的改革。我立刻起草了一纸请愿书，获得了数百人的签名，然后送往北京。有一段时间，请愿书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都不可预测。当时发生一件事情，使朝廷对我们具有戒心。为中日战争所征来的广东军队被解散了，他们并没有各归生业，却跑来与我们同甘共苦。尤有进者，有一批广州特勤巡勇扰攘不安，他们因为不能获得薪给，便去劫掠市区。居民为此招集了一个群众大会，选举五百余名代表到巡抚衙门去请愿。
    巡抚说：“这是叛变。”立刻命令逮捕为首者。我逃脱了。这是我第一次脱逃，虽然自那以后我有过多次类似的冒险。逃脱之后，我们急切地想援救那些不幸的同伴，便草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而执行计划之机，似已成熟。简单的说，我们决定占据广州城，直到我们的请愿被允准，冤抑被昭雪，并取消新增的捐税。推行此一计划，需要汕头地区一批兵士的帮助，他们也是不满现状的。我们的“改革委员会”(Reform Committee)每天聚会，并积聚了许多军火，包括炸药。事情布置妥当，一切全赖汕头部队是否能够越过百五十余英里的路程加入我们，以及从香港来的一支特遣队是否能够及时赶到。预定的时间到来，我与朋友们聚集在一所特殊的房子里，外有武装同志百人把守。我们派了三四十个传信的人到广州各角落通知我们的朋友，相约于次日清晨准备妥当。一切似乎进行顺利，但突然来了晴天霹雳。汕头部队的领导人发给我的电报说：^
    “官军戒备，不能前进。”
    怎么办呢?我们所依赖的只有汕头部队。我们设法召回我们的侦察人员；我们拍了一封电报到香港，想阻止特遣队的进发，但已经来不及了。四百名强力特遣队已乘轮离开香港，带有十箱左轮手枪。我们大伙儿开始惊恐，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大家都希望能在暴风雨到来之前逃走。我们把所有的文件都焚烧了，并且把军火掩埋起来。我潜至珠江三角洲海盗出没的河网地区躲藏了好几昼夜。之后，我登上了一个朋友的汽船。在抵达澳门之后，我读到了一纸以一万两银子为酬捕拿孙文(我自己)的告示，很感荣幸。同时，我也听说有一批巡勇，截住由香港开来的轮船，立刻逮捕了船上的所有人员。一八九五年的广州之役，就此结果。
    我在澳门只停留了数小时，在那里遇到以前那位老同事，他向我说：“哦，孙，你真的干起来了。”
    我回答说：“是的，我已着手进行。你当记得你所说的——天命无常。”
    到了香港，我同样难保安全。在康德黎博士的劝告下，我去访晤一位律师丹尼斯先生(Mr．Dennis)，他告诉我说，最安全的办法是立刻远走高飞。
    “北京政权虽然衰弱，其爪牙无远弗届，”他说：“不管你到世界任何角落，恐怕仍逃不过总理衙门的耳目。”
    很幸运的，许多朋友都资助我。没齿难忘的是：那些爱护我的人，对我多年来所致力以求的远大目标，从不怀疑。他们总是作我的后盾。幸好，除了旅行之外，我没有什么别的需要。我常常连续几周只以白水泡饭为生，我也曾徒步长途跋涉过。但有时候，却有大笔盛情难却的捐款交我随意使用，因为在美国，有些同胞很富有，很慷慨，而且很爱国。
    我从香港逃到神户之后，做了一件重大的事。我把生来所蓄留的辫子剪掉了，有好几天没有刮脸，并且蓄留了上嘴唇的胡须。之后，我去一家服装店，买了一件新式的日本和服。当我打扮好之后，向镜中一照，面目一新，不禁大吃一惊——但并没有疑虑。我得天独厚，较一般中国人的肤色黝黑，此一特征系得之于我的母亲，因为我父亲的肤色较接近于普通类型。有人说我有马来血统，也有人说我生在火奴鲁鲁。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我确知，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但在中日甲午战后，日本人较以前更受尊重，我只要蓄起头发和胡须，便容易被当作日本人看。这种情形对我很有利，否则我将无法在许多危险的关头逃脱。即使是日本人，也常常把我视为他们的同胞。有一次，当我在某一公共场合被跟踪时，正巧两个横滨人向我打招呼。我对日文一窍不通，但我假装着像讲日语似的好几分钟，才把侦探摆脱掉。
    我离开日本之后，曾在火奴鲁鲁滞留了六个月。在那里，我也有与在日本相似的情况。火奴鲁鲁的中国人很多，他们待我很热诚。他们都知道我的事迹，也知道我是恶名昭彰的“孙文”，清廷正悬重赏缉购我的首级。但在火奴鲁鲁，我每天访客盈门，经常收到信函和报告，来自朋友们、改革派和哥老会的人。之后，我去了旧金山，并畅游美国。惟根据各种不同的报告，清廷驻华盛顿公使曾力图将我绑架，送回中国。我深深了解，若被送回中国，我的命运将会如何——首先他们将用虎头钳把我的足踝钳断，并用铁锤击碎，再把我的眼皮割掉，最后把我磔成碎块。如此，任何人都将无法辨认尸体。中国的旧律，是不同情政治煽动者的。^
    一八九六年九月，我搭船去英国。十月十一日，由于中国公使的指使，我在伦敦波特兰广场(Portland Place)的中国公使馆被绑架。关于那次绑架的故事，世人已经熟知。简单的说，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受严密的监视，为时十二天之久，把我当成精神病患者，等待着送我回国的船只。如果不是我的良师益友康德黎博士住在伦敦，我将难以脱险。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我设法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向报社揭发了实情，最后警方和外相萨里斯伯勋爵(Lord Salisbury)及时出面干涉，遂命令释放了我。
    我在伦敦和巴黎作了一段旅行和研究之后，觉得已是我回国的时候。我觉得国家正需要我。当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拳乱正在进行，处处扰攘不安，此事已为世人所知。在那一段危险的时刻，我较前更具信心，经常发表谈话、撰文、讲演，确信革命无法避免。那时，我每天小心翼翼，因为那些痛恨欧人及欧洲文化并要求将“洋鬼子”逐出中国的激烈派，开始与我为敌。
    接着，我又遇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其次，当我向一群追随我的同伴演说时，我看到一位体型矮小的年轻人。他不满五尺，与我的年龄相仿，面色苍白，看来身体孱弱。讲演结束后，他走到我的面前说：
    “我愿意与您共同奋斗，我愿意帮助您。我相信您的宣传会成功。”
    从他的腔调，我知道他是美国人。他伸出手来，我握着他的手，并且谢谢他，但不知道他到底是何许人。我猜想他是一位教士或学生。在他走后，我问一位朋友：
    “那个驼背的小个子是谁?”
    “噢，”他说：  “那是荷马李上校(Colonel Homer Lea)，是现在世界上出色的军事天才家之一——也许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于现代战术无所不晓。”
    我吃惊得倒抽了一口气。我说：  “他刚刚表示愿与我共同奋斗。”
    第二天早晨，我拜访了荷马李，现在是将军，他是以著《无智之勇》(Valour of Igonorance)一书而闻名的。我告诉他，假如我的革命获得成功，而国人又授权给我时，我将聘他为首席军事顾问。
    “不要等到您做了中国总统之后，”他说：  “也许您做总统以前就会需要我。若没有军队，您既不能组织政府，也无法维持政府。我非常相信，中国人经过相当训练之后，都可成为军队。”^
    大多数经过欧式训练的中国现代军人，都是爱国而有志革新的，但在他们占领汉阳兵工厂以前，他们有枪无弹，原先发给他们的都是没有弹药的火器。有些朋友常常担心我的安全，但我自己并不担心这些，我仍然是中国命定论的信仰者。我的运数到来时，就让它到来。某日凌晨，在南京的船上，一个人走进了我的舱房。
    “孙，”他说：“我是一个穷人，我有妻室和许多孩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有人给你一百圆要你背叛我?”
    “不止一百圆。”他说。
    “那么，是一千圆?”
    “是五千圆，孙。孙，你只是一个人，慈禧太后杀人不眨眼，她恨您，决定要您的脑袋。到那时，您的头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假如您现在把它给我，将使我们全家富足而快乐。”
   “确是如此。”我说：“我的头对我毫无价值可言，但对你是不是有价值也很难说。因为假如你背叛了我，满清的官吏不仅会夺去你所得到的钱，你的孩子会依旧贫困。此外，还有千百万别人的孩子也是一样。金(Jin)，你听我说。我现在是你的了，因此我的头就是你的头，你愿意以五千圆出卖自己的头吗?  ‘天命无常’，去告诉主使你的人，我就在这船上，不会离开。”
    他跪在我的脚前，请我原谅，但是第二天我听说那人投水死了，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表示对欲委我于敌人的丑事，感到无法忍受。
    我能够讲出很多有关酬赏我首级的故事。令人慨叹的是，其他谋我者并不像这位一样。有的是竭尽所能的想获取奖金，但我的朋友们救了我。某次，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有六周之久，不曾离开过一步。另一次，我蛰伏在广州市郊一间小木屋里，与一个渔夫同住，据说有两个士兵被派到附近的丛林中隐藏，看到我就开枪射击。有人警告我这危险性，让我在小屋里躲了两天。之后，听说那两个士兵被射杀了。
    我最不寻常的一次经历也许是在广州，其时有两个青年军官亲自来逮捕我。一天夜晚，我正在屋里阅读文件，没穿外衣。那两个人推开了门，外面还有十多个士兵。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镇静地拿起了一本经书大声朗诵。他们倾听了一会，然后其中的一个开始向我发问。我回答了之后，他们又问别的。如是辩论了很长的时间，我将我个人的立场，和千百万与我想法相同者的立场，不厌其详地向他们解说。两小时之后，那两个人走了。我听到他们在街上说：  “他不是我们所要逮捕的人，他是个好人，是献身于行医济世的。”
    据我估计，缉购我首级的奖金，曾提高到七十万两(十万英镑)。揆诸这种情形，有人问我为什么在伦敦自由游逛而不加戒备。我的回答是，我的生命现在已不重要，因为已有许多人可以替代我的位置。假如十年前我被暗杀，或被捕回中国处决，我的主张就要受到挫折了。但是现在，我多年来所经营缔造的组织，很健全。^
    在拳乱结束的时候，我回到美国。当时我急需一种比军队和军火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不会有军队和军火——那就是钱。不是我从各处所收到的那个数量，我至少需要五十万英镑，没有这么多钱，就要失败。于是我开始扮演一个新角色，即政治基金的募集者。为了筹款，我旅行了美国的大城小镇，并访问了欧洲所有的银行界领袖。我又派遣代表，四出进行。因此，有些人曾盗用我的名字行骗。我不愿多说这些，然而有一个大家所唾弃的背叛者，他公然将一笔付托给他的巨款侵吞，他将自食果报。
    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国，盛传中国人自私而唯利是图。这对一个民族，是一个莫大的诽谤。我的许多同胞给了我他们所有的财产。某次集会以后，一个在费城开洗衣店的人到旅馆来找我，塞给我一个麻布袋，未留一言而去。袋中是他二十年来的全部积蓄。
    那时，我密切注意着中国以及那里局势的发展。慈禧太后死了以后，我发觉命运之神正玩在袁世凯的掌上。中国的命运，将来在某段时间将由袁世凯左右，但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他是无可作为的。
    欧洲人都认为，中国不希望与外人往来，只有在枪尖之下才会开港让外人做生意。这完全是错误的。历史提供给我们许多例子，在满人人主中国之前，中国人与邻国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的商人与教士，并无不欢迎的表示，外国商人可以自由旅行全国。在明代，排外的意识是不存在的。
    满洲人来了以后，改变了自古以来的宽容政策。闭关门守，拒与外人通商。驱逐教士，杀害基督教徒，禁I止中国人民移往海外，违者处以极刑。为什么呢?满人排拒外人，是希望中国人民憎恨外人，以免受外人启迪，觉醒了民族意识。由满人激发的排外意识，到一九OO年的拳乱达于高潮。那次排外运动的主使人，除了皇室的成员之外，还有谁呢?来华旅行的外国人士常说，人民对待他们远比官吏为佳。
    这里我再度列举二百六十年来满人统治期间，我们所身受的主要虐政：
    一、满人为其本族利益而统治，不是为了全体人民。
    二、他们反对我们在知识上和物质上进步。
    三、他们以统治民族的立场对待我们，否认我们的平等
    权利。
    四、他们剥夺我们不可分割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五、他们纵容并鼓励官场的贪污腐败。
    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
    七、他们征税苛重而不公平，且不经人民同意。
    八、他们施用最野蛮的刑罚。
    九、他们不经法律剥夺我们的权利。
    十、他们不履行责任，以保障其辖区内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虽然我们有理由痛恨满洲人，我们曾试图与他们和平相处，但终不可得。因此我们中国人民决定，在可能范围内采取和平政策，必要时则以暴力对付，以争取公平待遇，并建立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我们将有始有终，不管会流多少血。
    我们要以一个新的、刀：明而进步的政府，取代旧有的政府。当此事完成之后，中国不仅能够解除她自己的困扰，也能够解救他国家，维护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在中国人当中，有许多要素高尚之士，相信他们必能担负组织新政府的任务。他们早有精审的计划，使旧中国的王朝转变为共和国。^
    人民大众正准备迎接一个新的政府形式，希望其政治和社会的境遇能有所改变，以消除目前普遍存在的可怜的生活状态。国家已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恰像一簇干枯的树木，只要星星之火，即可引燃。人民早已准备把满人赶走，一旦革命武力在华南取得立足之地，他们必然高举义旗。北京附近的七个镇完全是袁世凯建立的，因为袁已被革退，这些军队对北京政权的忠贞性已大为减弱。
    虽然这些军队与我们之间尚没有什么联系，我们确信他们将不会为满清政府打仗。而在东三省另有一镇，是由革命的将领统率的，时机一旦成熟，我们将能依赖他的合作，共同反对北京政府。
    至于海军，虽然迄今尚未取得他们的支持，假如有足够的金钱向这方面运用，一种谅解很快便能成立。中国的海军只有四艘可用的巡洋舰，最大的一艘重约四千吨，其他三艘各二千九百吨。舰上官兵多属革命之士。
    我再说一句，整个华南普遍起事的时机已经成熟。除了华南所有人民已准备响应此一运动外，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的革命志士已募有善战之师。这些省份，一向是中国杰出军人出生的地方。
    目前的发展，一切如我所料，只是事机来得快了些。我预料袁世凯会支撑得久一点，但他没有。我当初过于相信袁不会这样快就改变立场，以致一年前他遣人来请我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来使。我认为他在诱我人其陷阱，但他真正是热诚的。他曾希望解除对我的通缉令，并公然表示与我偕同一致，我却告诉他的使者说：
    “请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我已飘流了十五年，而且历尽种种艰险，不会轻易受骗的。告诉他，我可以等待，因为‘天命无常’。”
    假如我相信了袁的使者，革命可能会爆发得早些，而我现在可能是在北京。我确能依恃千百万追随我的人，他们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他们早已接受了我的主义。
    革命运动之得到大步迈进，还得感谢光绪皇帝。在他未被慈禧太后幽禁以前，曾准许千百名年轻人离开中国，旅行世界，观摩欧洲风俗习尚，学习其文物制度。这些人十九感染了革命思想。
    我每到一处，经常有许多人前来把晤。他们对我不陌生，且急于与我交换意见。当他们回国以后，很快就发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力。不管我将成为中国名义上的领袖，还是将与袁世凯或其他人联合，对我都不重要。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启蒙与进步的浪潮已不能停止。中国是世界上最宜建为共和国的国家，其民性勤奋而驯良。在短期之内，她将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的国家，并驾齐驱。
                                                                            孙逸仙(中英文签名)
    译自SunYatSen，“My Reminiscences”，The Strand Magazine(New York)，Vol．43，No．255(March，1911) (该文载纽约《滨海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二五五期，一九一二年三月出版) (张玉法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