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永华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包括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孔子的哲学--儒学几乎总是作为官方哲学而处于“独尊”的地位。被宗教化了的儒学，长期起着为统治阶级钳制人民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作用。但是，反儒的文化、政治倾向也常常存在着。在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批判儒教与尊崇儒教的论战，总是随着新与旧、保守与前进的斗争的起伏而展开，蕴涵着深广的社会政治内容，具有尖锐的现实意义。一切真正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为争取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往往以批判集封建道统之大成的儒家学说，作为思想理论的先导；每当变革或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或失败，尊孔读经的恶浪总是伴随政治上的逆流卷土重来。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民主革命准备阶段的重要环节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其发韧阶段，就将矛头指向儒教，斥孔子“教人之书多错”，后又毁孔庙，禁儒教著作。但是他们不可能挣脱封建思想的局囿，以致在天国的后期呈现出复旧的现象。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复旧儒教学进行了温和的冲击，但“跪着的造反”使他们仍然脱不出封建的窠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否定以封建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对于封建的道统和法统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虽然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政权曾掀起尊孔复古的鼓噪，但辛亥革命在政治思想上的启蒙作用，直接表现为稍后发生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矛头直捣“孔家店”，空前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传统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其政治上的结果是唤起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而斗争。五四运动因此具有划时代意义，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民主必然是世界的潮流，科学定然战胜迷信，论战的结果，先是促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爆发了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继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作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宋庆龄在五四运动中坚决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和反封建的斗争，并从中受到激励与鼓舞，促成她的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方面的转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宋庆龄，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时候，坚决捍卫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对儒教进行批判，在论战中充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思想的“清道夫”的光荣角色。

　　三十年代中期，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政府极力推行以儒教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由此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反动政治、文化逆流。思想理论上的反动，是因为政治的反动的需要。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政权。随着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新军阀“统一”了中国。但是，国内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不断开战，中国在表面的统一下仍然四分五裂；国民党内也是派系林立、争权夺利，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等还在广州建立了公开与南京政权对峙的“国民政府”。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在广阔的农村向纵深发展，经过短短的几年，革命开始复兴，相继建立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豫赣、左右江、琼崖、湘赣、陕北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救亡为中心的革命群众运动又高涨起来。为了维护和巩固独裁统治，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侵略者步步退让妥协，对内则调集重兵“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在国民党内加紧排除异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方面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同时在舆论上鼓吹尊孔复古，以封建道统和法统规范人民的言行，“新生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目的在于企图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巩固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然而，既要“尊孔复古”，又要以孙中山的事业的继承者的面目自况，那么组织御用文人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进行阉割歪曲，把它纳入儒学之中，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宋庆龄在三十年代对儒家的批判便带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她要通过对儒教的剖析，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儒教的本质区别，从而进一步揭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自诩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的叛徒们的伪装和伎俩；另一方面，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号召，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无论是为捍卫孙中山思想的纯洁性，还是为了救亡，宋庆龄都不能不参加到批儒的行列中把笔锋指向儒教。她在1937年4月，发表了《儒教与现代中国》的长篇政论，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依据，经过缜密的科学分析，得出了鲜明的结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主主义范畴，而儒教体现了封建主义，现代中国不需要儒教，应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进而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一）

宋庆龄从革命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以科学的方法论对儒教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评价，指出它的“封建的、专制的”本质与属性。

宋庆龄认为儒教的始创者孔子所处的时代，有着鲜明的特征：“封建的诸侯列国互相猜忌，经常互相斗争，为争夺霸权而战，以致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都发生动摇。”而“广大人民群众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有增无已。他们不仅要作强迫劳动，还要加上兵役的重担。”因之，在公元前七至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社会里“就存在着阶级斗争。”她确信那是一个“流血、洪水、瘟疫和饥荒的时期，”不仅“封建诸侯之间发生战乱，农民也起来暴动，封建诸侯则对这些暴动加以镇压。”对于孔子所处时代特征的本质的把握，使她获致科学地评价孔子及其学说的前提。任何人物的活动都离不开历史的舞台，他们的思想为实践所制约，然而，他们的思想又能动地对历史进程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宋庆龄从孔子的复杂言行中分析他的阶级属性，考察他的活动的社会功能，明确判定维护和强化“封建秩序”是他毕生思想和实践的主流。她确认孔子“为封建社会创造了礼教”，并为“加强这种封建秩序”而“根据历史的传统创立了他的学说”。在那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孔子及其门徒认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得“由贤明的官吏统治”才能保持稳定与安宁。因之儒教以“服从”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核心，主张“服从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具体说来，“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母，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为了“使人民服从”，孔子及其门徒还“创造了一整套礼仪来加强封建秩序。”他们特别着力于“替父权辩护”。因为，“在儒道的国家中，主权就建筑在家庭的父权之上；家长制的家庭是封建统治的细胞和下层结构。”儒教“强调家族关系”是合乎逻辑的，完全与自给自足的“古代中国的经济条件相适应。”正是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当时的“社会被划分成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地主，与被统治阶级---农民，在两者之间的是士大夫。”宋庆龄指出《礼记》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记载，足以证明当时的阶级的对立。在这种剖析的基础上，宋庆龄对儒教的实质作出明确的界说：“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

宋庆龄对儒教的评价，严格地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她从特定的历史范畴出发，确认孔子在封建社会的动荡时期，是一个“改良家”，他在他的时代，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而“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角色。”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自应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在后来的历史行程中，孔子的学说不断变化，“已经堕落成为纯粹的繁文缛节”，它已“完全失去了实际价值”。因之，在批判儒教的基本内容和揭露利用儒教的当今反动统治者的伎俩时，应当承认“很有理性”的、“鄙视迷信”的孔子“只会活在我们的史书中,并且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上所起的一定的作用而占了很重要的篇幅。”

 

（二）

在判定了儒教的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宋庆龄指斥了鼓吹尊崇儒教的蒋介石政权的封建专制的性质，揭露了这个政权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呼吁全国人民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基础上团结救亡，为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儒教与现代中国》的篇题，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宋庆龄对儒教的考察主要是以现代中国为立足点。她对儒教的批判，完全服务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

既然已经判明儒教的社会阶级属性是“封建主义的哲学”，所以“只要一天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天需要孔子之道”。由此，宋庆龄便从哲学意义上确认了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性质和他们鼓吹尊孔的要害。由于孔子的学说“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所以“孔子是保守的”。他的思想具有严重的消极作用：“束缚了学者们的智能，限制了学问的范围，并且使大众陷于愚昧……阻碍了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发展。”在政治上，孔子“反对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因而“他与革命毫不相干”。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倡儒学的复活”，并且要引入“新生活”，这是十分明显的“堕落”。对于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中国，“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一部中国近代历史，足以证明。在五四运动之前，“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内涵。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即所谓学校、新学、西学等等，“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资产阶级---无论是维新派或者是革命派，为了实现近代化，必须以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首先必须批判旧文化的核心---儒教。这是因为“儒教的思想意识所统治的时期，比其它哲学体系都更长久，……它深深渗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新文化的巩固和发展，有赖于“尽最大的力量”把儒教“从我们的生活中与思想的每一个角落里根除出去”而得以实现。批判儒教是为了变革和发展，尊孔崇儒的目的在于守旧和复辟，这就是新旧文化斗争的关键和要害，思想论战后面掩饰着尖锐的政治内容。只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斗争软弱无力，未能给儒教以致命的打击，甚至孙中山在前期活动中也“没有提出反对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以致“上阵打几个回合”，很快“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潮的同盟所打退了。”斗争未有穷期，反对封建儒教的任务依然繁重。五四运动以后，新旧文化的斗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相适应而深化和拓展。五四运动时期“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直干云霄，儒教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尽管批判难免偏颇之处，但启蒙意义是巨大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场文化革命继续发展，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为主要阵地，“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大革命的巨流推波助澜，社会思想领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然而，北伐战争遭到腰斩，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起来，于是沉渣再次泛起。以“新生活运动”为载体的儒教，重又恢复。1934年，蒋介石在“围剿”工农红军的南昌行营中提出“新文化运动”的“要义”，宣称此乃“目前救国建国复兴民族的一个最基本和最有效的革命运动”，它的根本任务为“提倡‘礼仪廉耻’的规律生活”，使人们“作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肖子，在学校里能作一个守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作一个守礼法的君子。”为了推动这个名为“新生活”的运动，还专门成立了由蒋介石任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对于冠之以“新生活”之名的“运动”，宋庆龄是深刻洞察其险恶居心的。它不过是打着“安定社会”的幌子，掩盖其独裁统治的本质而已。正如当时鲁迅所指出：那些权势者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宋庆龄首先剖析了“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儒学，指出它是以“服从”为核心的一套封建思想和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而这正是蒋介石政权所需要的理论，是他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的依据。“良民”、“肖子”、“规矩的学生”，无不体现着“服从”的要求。这种“彻头彻尾的封建的、专制的”理论钳制了人们的智慧和妨害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正在急剧的变化，改造以及重建”，新的社会秩序“需要新的意识、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关系”。当“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大变化、带来了种种问题”急须解决的时候，儒教却因“反对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而丝毫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之，儒教绝不适用于现代中国，“只有那些头脑反动的人，才会想法恢复它。”其次，宋庆龄特别指出“孔子强调对家族的义务，而很少提到对国家和整个民族的义务。”在以封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尚且可以理解，当中国已经历了两千余年而进入近代，而且国家面临沦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的危险境地，继续鼓吹不以国家民族为念的儒教，无疑是为妥协投降寻找理论根据。正是“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儒教也就成为了蒋介石“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的遮盖布。宋庆龄指出当今应该大张民族主义精神---“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通过对儒教的批判，宋庆龄便向国人昭示出“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从而揭露了“新生活运动”的策划者的恶毒用心---借“新生活运动”之“尸”还儒教之“魂”，以瓦解革命思潮，消弥革命运动达到维护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目的。

 

（三）

针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叛徒们对孙中山思想的歪曲与篡改，以及他们居心叵测地将孙中山的学说归入儒教体系，宋庆龄在批判儒教的过程中驳斥了那种把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儒教混为一谈的谬论，指出孙中山思想的本质是民主，孔子的学说的本质是专制，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精髓，并且揭去了那些叛徒们的伪装。

以蒋介石为首的叛徒们腰斩了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建立起新军阀的统治以后，为了巩固封建买办性的反动政权，只能向中世纪的官方哲学求助，乞灵于封建儒学。但是，这种开倒车的伎俩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战争的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毕竟过于露骨。而孙中山的旗帜因其革命民主主义的本质及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在他逝世后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使他的叛徒们不得不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他的事业的继承者，采取把孙中山的思想儒学化的卑劣手段而兜售儒教。以戴季陶为代表的蒋介石政权的“理论权威”们在孙中山刚刚逝世，就开始“怀着别样的目的”而把他儒家化。他们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是“道统直承孔子”，把他争取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称作“祖述尧舜，弘扬周孔”。在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中竟然声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正统的道德观念”，把孙中山打扮成儒家的门徒。伟大的人物身后的这种悲剧性遭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因为“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然而，孙中山的思想与儒家风马牛不相及。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过程和本质来考察，孙中山的理论是在对儒学的离异、否定和批判中形成的。孙中山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欧洲式的教育”，沐浴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潮，服膺于进化论，赞颂法国十八世纪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尊崇自由、平等、博爱准则，并力图效法林肯创造了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国家。孙中山正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锻造了自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的精髓，即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孙中山自己曾明确表示：“中国革命的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从比较完全的意义而言，“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中国传统的思想并非没有可以接受的内容，但是中国的社会土壤（无论是在中世纪时期或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不可能产生具有正规完整形态的民主主义。孙中山确是在不少的情况下援引过孔孟的语言，这种情形在他的晚年更多，对民族固有的“道德”、“文化”加以肯定，甚至说过“复三代之规”。但是，这种现象并非意味着他从离异到回归。因为思想的时代精神与传统形式不是绝对排斥的。孙中山决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孔孟的思想，实际上是借用广大群众所熟知的古老的观念表达另外一种新的思想。事实上，这是对儒家思想的革新。例如，他认为共和制度是“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甚至断言“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所谓大同也。”对于“固有道德”---“主要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给以新解：“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当然，这正好说明孙中山对于传统文化并不是采取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也多少反映了孙中山在他活动的后期对西方政治文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正如宋庆龄所理解的，孙中山是以坚定的反封建的斗士的姿态而踏上了革命的道路的，在他活动的后期中，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更为激进。他坚决批判封建主义的道统和法统，对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始终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的现实是“以千年专制之毒而未解”：一方面，“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另一方面，“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而滋甚。”因之，他从民主主义的立场批判儒家政治学说，认为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陈腐过时，因为人们“已经成长”，“已将治人与治于人的阶级打破”。他以欧洲为例，指出“已将皇帝治人底阶级打破，人民才得今日比较的自由。”而中国的专制制度，是不能为“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认为这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成因在于“特殊阶级的人，过去暴虐无道”。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他赞颂“主权在民”的原则，并倡导经过“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以建立“纯粹之民国”。十分清楚，孙中山是封建道统和法统的坚决反对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不仅对封建纲常之首---君权，大张挞伐，而且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还在青年时期，他对儒家经典就表示了怀疑和否定：“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习者不外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意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他批驳了所谓“阳明之学”推进“日本之维新”的论点，指出二者“实风马牛不相及”。否则，“同时尊重阳明”的中国学者的活动却“效果益趣”。孙中山的思想及其全部实践都足以证明，他是反对儒教的斗士。

宋庆龄与孙中山一样，有着从少年时代就接受“欧洲式的教育”的经历，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熏陶，对孙中山的思想理解得最为真切。因之，她曾经对朋友谈及孙中山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在孙中山的晚年，她亲眼看到并与他共同感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又一起从西方无产阶级及其导师处汲取思想精神的营养，并深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而使思想发生巨大飞跃，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所有这些，都与儒家学说“毫不相干”。宋庆龄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将儒教与新三民主义作了比较，特别从最能反映学说的社会本质的政治思想方面去对照，指出孔子和他的门徒们……宣称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人民必须由贤明的官吏统治；又鼓吹“服从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为了加强封建集权，“孔子创造了一整套礼仪来加强封建秩序。”而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恰恰与封建集权相反，他要求实行“民权主义”，企望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在他活动的后期，更把共和国的理想发展至“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的高度，并对“人民独裁”颇感兴趣。他反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宋庆龄特别推崇孙中山的“主权在民”的思想：“孙中山说过，革命若要成功，必须有工人农民参加政府”。她还引用孙中山的话，表达孙中山对广大人民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孙中山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的组织不能改良，道德退步，种种不平的事情象阶级战争和对工人的残酷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都要发生，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不管孙中山对社会病根的分析是否完全符合科学，但是他的人民为本的思想与儒家的封建等级制度绝然相反。经过比较，宋庆龄的结论是“正如孔子的儒教代表着专制，压迫和人民痛苦，孙中山的主义就代表着民主和人民的幸福。”而自诩为孙中山的信徒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与孙中山的思想背道而驰，他们进行“十年反共战争……忘记了抵抗日本侵略，保卫祖国”；他们压迫工农，拒绝工农参政，反对实行“普选”，召开只有“国民党官吏和官僚参加”的“国民会议”，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是违反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在“国民党当政的这些年中，我们还没有做过任何事来改善群众的生活。农民生活贫困；许多省份在内战中受到重大灾害”。一句话，国民党的当权者，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他们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他们鼓吹恢复儒教，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建立的“封建的、专制的”制度而已。通过对儒教的批判，宋庆龄指出这种：“封建主义的哲学”根本歧别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且有悖于中国的现实，从而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髓，戳穿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叛徒们的阴谋诡计。

宋庆龄反对把孙中山儒家化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捍卫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当时的人民斗争事业有着密切关系，恢复孙中山理论的真实面目，使其成为团聚各阶级与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旗帜，是正在进行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