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方镇、张胜苏

宋庆龄同志是我国现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革命家，她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于宋庆龄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研究和探讨，除了宋庆龄本人所具有的爱国、爱人民的高尚品质外，不少学者提到了她的家庭、她的父亲宋嘉树的爱国思想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对她的影响等等，至于中山对她的影响，很多学者是从孙中山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如忠实地为人民谋利益、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天下为公的胸怀等等方面来分析对她的影响，却忽略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宋庆龄的重要影响以及在宋庆龄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不论后人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如何，孙中山先生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密伴侣和忠实的革命同志，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十分熟悉的，她和孙中山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因此，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宋庆龄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论证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宋庆龄的影响，首先有必要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一番介绍。

 

一、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最早接触、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早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获救后，便专心致力于对革命理论的探究。他发现西方国家虽然文明进步，但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他自述在海外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

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安乐社会，要在中国进行革命，就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病，“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革命也。”

换言之，孙中山从一开始，主观上就不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欧美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孙中山后来曾对张国焘说过：“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

由此可见，孙中山是将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看成是一种与中国的实际相适合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为什么不直接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呢？因为他认为，英文中社会主义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希腊文社会主义的原意是‘同志’，就像中国俗话说是‘伙计’两个字一样。”意义不甚清楚，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因此，他“当初详细研究，反复思维，总是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 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了，故采用之。”要一般人一听到这个名词之后，便可以了解。”所以，孙中山后来曾说过：“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

正因为孙中山自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当1905年春他在欧洲建立革命组织（即中国同盟会的前身）后，孙中山立即专门去拜访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要求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由于当时的第二国际已经由修正主义者所操纵，他们对亚非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根本不感兴趣，孙中山的这次拜访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但是从这一件事本身却可以说明，孙中山是把他领导的革命运动视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的。孙中山并不仅仅限于口头上谈论社会主义，而且真正准备在行动上实行社会主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宣誓就职。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就亲自将他从欧美带回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四本：《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地税原论》寄给中国社会党总部，并附函称：“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

由于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夺，孙中山无法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不过，他仍然抱着很大的幻想。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还多次谈及他的社会主义理想。1912年4月5日他在对上海《大陆报》记者的谈话中还满怀希望地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

他还对社会党领导人江亢虎说：“对于社会主义深以为流动鼓吹为一己之责任，仍申前说拟编辑讲义，定于六月一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此种社会主义学说甚多，不若普通演说数小时可竣事。”这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连续作了长达三天的报告，专门演说社会主义。他在这篇演说中热情地详细介绍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孙中山在演讲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这一途。”“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所能者，随在皆是。于是尽所能者，其所尽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共所取恐又为过量之需矣。狡猾诚实之不同，其勤惰苦乐亦因之而不同，其与真正之社会主义反相抵触。说者谓可行于道德智识完美之后，然斯时人民，道德智识既较我人为高，自有实行之力，何必我人之穷思竭虑，筹划于数千年之前乎！我人既为今日之人民，则对于今日有应负之责任，似未可放弃今日之责任，而为数千年后之人民负责任也。”

由于孙中山到处宣传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认为他的理想太高，没有实现的可能。在这次讲话中他还阐明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予言及此，极抱乐观。”甚至直到1914年5月他在日本流亡时还在致社会党国际局的函中满怀希望地说：“我向你们大家发出呼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请把你们的精力花在中国身上，请派你们的优秀人材来中国各地服务，助我一臂之力。我需要贵组织成员的帮助，以便完成我的宏伟事业。”

当然，孙中山在那时连自己的总统地位都保不住，甚至在流亡海外客寓他乡的时候还谈什么让“中华民国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从他的这一梦想中不难看出，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是多么向往。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吸取了马克思的资本公有说和乔治.亨利的土地公有说。他说：“综二氏学说，一则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于是经济学上分配，惟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份子之利益，而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

因此，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平均地权”，一是“节制资本”。孙中山对马克思非常推崇，他认为在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研究社会主义是从良心和道德出发，希望创造出一个理想的安乐世界，来解除人类的痛苦。“到了马克思出世之后，便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极透彻的研究”，“他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他照经济原理作透彻的研究之后，便批评从前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有个人道德心和群众的感情作用；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

孙中山称赞马克思“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故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孙中山虽然很赞赏马克思这种“全凭事实，不尚理想”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但是对于马克思研究社会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却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主张阶级合作，在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等方面，他也同马克思有不同的观点。此外，孙中山虽然一再提出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病，却不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是主张“节制资本”；对于平均地权的方法，他也仅仅是限于用抽地价税的方法来实现土地利益归公，后来，他虽然很欣赏苏联十月革命后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方法，但又不赞成在中国马上就这样做，希望能找到一种农民得到土地而地主又不吃亏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孙中山本人从来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人们却仍然认为他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

平心而论，孙中山当年所提出的许多设想，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看来，有许多还是符合今天的实践的。例如，孙中山主张“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早在八十年前就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吸引外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这些主张，已经被今天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早在八十年前就提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摆脱理论框框的约束，大胆实践，在他亲自撰写的《孙文学说》中，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著名论点。他认为，要弄通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很难的，但只要大胆实践，就能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所以他主张“不知而行”，提出“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

无疑，孙中山的这种主张，也就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中所大胆实行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所以他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究竟应该作何评价？本文不想作评述，只想指出一点，即从孙中山一贯的思想来看，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他之所谓办法各有不同，就是说他实行社会主义的办法，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办法不同，与苏联所实行的办法不同。笔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如何看待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能简单地因为它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不同，就加以否定。笔者所想强调的是，毫无疑问，孙中山的以上社会主义思想对宋庆龄是有着巨大的影响的，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亲密伴侣和忠实革命同志，对他这一贯的思想无疑是十分清楚的。

 

二 宋庆龄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

 

牐犓吻炝洳唤鍪撬镏猩降姆蛉耍更是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宋庆龄从少女时代起，就十分仰慕、崇敬孙中山，把孙中山看作是自己心中的偶像。她不顾家庭的反对，以二十二岁的芳龄自愿嫁给四十九岁的孙中山，宋庆龄在婚姻问题上的这一坚决的立场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她与孙中山的结合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他们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有着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奋斗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中山的思想与宋庆龄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宋庆龄在婚后，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许多孙中山的手稿，都是由她协助起草、整理、校阅的，她对于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无疑是十分熟悉而且赞同的。

首先，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先生是我国最早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的革命家之一。她后来曾回忆说：“就是这一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其次，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十分清楚：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孙中山的革命目标，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宋庆龄指出：“也就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开始发展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虽然他还没有能够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他心里已逐渐明白，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宋庆龄还十分明确地提出：“他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了他的新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

此外，宋庆龄还认为，孙中山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广大民众。在与孙中山的共同生活中，她深知孙中山心中时时刻刻装着全体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她在１９２７年写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中写道：“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长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了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宋庆龄在与孙中山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深深体会到，孙中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谋求幸福、谋求解放的。

宋庆龄写道：“早在1905年，俄国人民还处在黑暗的地狱中，他们的革命高潮受到沙皇政权的恐怖镇压，而社会主义当时还是千百万人心底的梦想。那时候，孙中山也正在向往着、策划着中国的自由。他草拟了许多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国家工业化的计划。他主张彻底改革中国社会。孙中山自始就认定只有根本我们的经济制度，中国才能够得到解放。” 她在193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所写的《两个‘十月’》一文中写道：“1911年，满清被推翻了。就在那一年，孙中山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一文，指出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改革，必须以土地改革为基础。他所计划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的。他认为工人农民是建设自由的新中国最可靠的力量。他了解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统一全中国这个伟大斗争中，这两大劳动阶级必然是我们力量的基础。”

孙中山先生晚年坚决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宋庆龄目睹了孙中山实行这一政策的全过程，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指出：“孙中山的进步的决心使他在晚年能够领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国家最强的动力。”“孙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党。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参加，中国国民党所担任的国民革命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

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受到国民党内一些顽固坚持反共的右派的反对，宋庆龄回忆道：“我们回忆一下孙中山所说的关于共产党的话，是有好处的。他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当国民党内有人拒绝跟他走的时候，他以坚强的原则性态度告诉他们：要末革命，要末就退出；如果他们不退出，他就退出，而且他公开表明，如果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那些真正要使中国在世界上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一起。”

关于孙中山要加入共产党一事，不仅宋庆龄这样说，连蒋介石也证实确有此事。蒋介石在1925年9月13日在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上演说时，就曾说过：“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而且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定这个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一度曾任孙中山秘书的黎照寰也说，孙中山不但要改组国民党，还要在改组后，将他领导的革命组织加入第三国际。国民党右派冯自由也写道：“（1924年）2月16日夜，弟等奉召赴大本营时，公（指孙中山）且声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等语。”

正因为宋庆龄十分理解孙中山所憧憬的理想、他奋斗一生所追求的革命目标，是与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一致的，所以，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的理想，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屠刀时，宋庆龄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公开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明确指出：“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显然，如果不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宋庆龄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不是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这种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宋庆龄是不可能立即就会有如此鲜明的立场的。

孙中山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能建立一个能够实现他的革命理想的政党。早期的同盟会许多会员根本就不理解他的革命主张，许多人加入同盟会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以致辛亥革命爆发后，竟盛行所谓“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说，孙中山曾十分感叹地说：“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宋庆龄回忆说：“在1924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所说的‘堕落’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国民党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的后果。对于他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发财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因此，尽管孙中山本人有着很强烈的社会主义理想，决心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不可能依靠这样一个党来实现他的理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孙中山晚年决心实行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吸收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甚至不惜解散国民党，本人加入共产党。

宋庆龄尽管十分相信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并没有搞清楚。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存在误区的，例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只承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绝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私有制。受这种“左”的思想的影响，宋庆龄在看待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也必然会有困惑。例如，她在解放后写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一文中，曾引用列宁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批评。宋庆龄写道：“列宁在他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评价了孙中山在比利时社会党报纸《人民报》发表的《中国革命底社会意义》一文中所概述的纲领。列宁十分赞扬孙中山的精神，”“但是，列宁也对这个政纲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实质上，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 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解释，孙中山的‘经济革命’为‘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一个必定会促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国有化计划。他还指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是‘主观社会主义’，”“尽管孙中山在他的文章中揭露了他亲眼看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群众所受的苦难，并且号召中国人民从一开头，就努力反对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这是孙中山在后来才能够弄清楚的他的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宋庆龄在这篇文章中似乎是同意了列宁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批评，但是，宋庆龄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中所实行的政策，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列宁批评孙中山的土地纲领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未必是正确的。

今天，当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回过头来重新认识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时，只能发现，那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被历史证明行不通的。宋庆龄逝世得早了一点，她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方针政策。如果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宋庆龄在临终前对党中央提出的有关对孙中山评价的意见，是值得研究的，从宋庆龄对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意见本身，就证明了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她自己的观点。在她看来，孙中山并不只代表了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是代表了广大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利益。孙中山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一个新型的人民共和国。宋庆龄在这里说得还有些保留，很可能因为当时她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还有困惑，因为孙中山自己说得十分明白：他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尽管如此，在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心目中始终认为：孙中山“他的思想内容始终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他晚年的主张，很明白的指示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去奋斗”。

宋庆龄始终忠实于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孙中山逝世后，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之后，宋庆龄能够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并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