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永华

在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领袖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核心和集体---无论他个人多么强有力和具有鲜明特色，---他也只不过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中的一员。这不仅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多样化，还因为民主政治是排斥个人独断专行的。在这个问题上，近代社会政治生活迥异于古代和中世纪。因之，深入全面地研究领袖人物就必须顾及集体---首先是他的亲密的助手、战友与同志。

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随着革命发展的不同阶级，他的主要助手往往也有所变化。从追随孙中山革命至孙中山逝世，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都能深切理解并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很多，而宋庆龄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虽然他们并肩战斗的时间并不长。

研究孙中山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不可不研究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孙中山的后期活动能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因素固然是多发面的，而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支持与影响，是这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

作为孙中山的妻子、学生、战友、同志，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十年的征程。这是“艰难顿挫”的十年，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在时代的大潮中奋进不已。在这个过程中，宋庆龄当然更多地是接受孙中山的指引。但他们的相互关系并非是单向的，学生对导师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宋庆龄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她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她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她无愧于她的丈夫、师长、战友和同志---孙中山。

大致说来，从1913年秋宋庆龄开始协助孙中山工作，1914年9月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与孙中山结合至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是“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的宋庆龄向孙中山学习、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并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时期；

从“二次护法”失败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宋庆龄同孙中山一起“与时俱进”，探讨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思想，索求拯救祖国的新道路，成为孙中山后期的重要助手与战友。她协助并促成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1927年8月出国访苏前，她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磨砺，积极团结国民党内党内进步人士，坚决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1927年8月以后，宋庆龄旅居欧洲，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自我超越，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在其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历程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她捍卫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以此为旗帜，召唤国内各阶层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外国朋友，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不懈奋斗。

（一）

   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开始并肩战斗时，形势极为严峻：辛亥革命的成果已为袁世凯所窃夺，“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孙中山的共和理想只是昙花一现。再次作为流亡者，孙中山陷入极端痛苦和困难的境地：“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政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之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他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的战友。革命事业处于低潮，孙中山的前途也难预卜。宋庆龄的到来，使他在顿挫中受到鼓舞，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抚慰，长期流亡生活的孤寂得到慰籍。

宋庆龄同孙中山的结合与孙中山的第一次婚姻不同。前夫人卢慕贞是中国式的贤妻良母，承担了孙中山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所有后果---抚养孩子，侍奉长辈，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但她不可能深切了解孙中山的事业，更不能在事业上直接给予帮助。而宋庆龄则是孙中山的战友宋耀如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统治的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1908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仍经常给她去信，寄发剪报材料，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她认真阅读各种材料并加以分析对比，进行反复的思考。据她的当时的同学忆述：“沉默寡言的庆龄把心思用于另外一个方面---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忠贞不二的谋反者了。”宋庆龄虽在大洋彼岸，心灵却与祖国息息相通。及至知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时，这个一向沉静温雅的姑娘，将她的全部激情倾注在她那篇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文章讴歌了孙中山领导的事业和辛亥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宋庆龄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憧憬：“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表达了她对祖国殷切的期望和深挚的爱。这篇论文表明了宋庆龄对革命的理解：革命的必然性---“压迫导致了革命”与“合理性”---“造福人间的喜事”。她把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表明宋庆龄的政治思想在剧变的形势的推动下有了迅速的进展。还在五个月前，她曾在校刊上发表过另一篇政论《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文章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但她却认为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留学生出身的官员的“言传身教”实现改革，并且认为“‘自由’与‘平等’不是靠罢工、骚动和政治混乱，而是靠更为普及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来保证的。”文章充满对祖国的责任感和不合实际的幻想。前后两文相较，说明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使宋庆龄的思想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有了巨大的飞跃，承认革命的合理与必然，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宋庆龄1913年8月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时，她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并且还有不少书信往还。由此，宋庆龄大大加深了对孙中山的人格及他的事业的理解，所以当宋霭龄因婚事离开日本时，宋庆龄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正式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族革命。

孙中山、宋庆龄的结合，是中国革命的奇妙的产物。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一种神奇的感情---给他以慰籍，同时成为了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这桩婚姻绝不能也不应以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年轻、美丽、温柔、深情而且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受西方教育得来的在当时对于中国说来是最先进的思想。宋庆龄后来回忆自己在美国受教育的情况时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她认为他“是需要我的”，“需要一种永久而新的力量来鼓励。”宋庆龄在1915年夏从东京回上海省亲时对孙中山这样表明她的心曲：“我曾详细地想过好久，觉得除了帮助你为革命工作外，没有什么再使我快活了。我可以设法解救你所受宣传的干扰，我可以帮助你工作，而留意你的一切，我极希望自己能这样地献身革命。”宋庆龄这种“委身革命”的高尚情愫，在她给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信中得到说明：“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正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自己仅有的快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这时，宋庆龄已经将自己的幸福，与中国革命事业连在一起了。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她的好友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充满风趣和幽默的口吻来表达她当时的感情：“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抛弃了优裕、舒适的生活，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曲折而又伟大的道路，勇往直前，义无返顾。

（二）

  尽管宋庆龄在学生时代就表现了她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热忱，但她对中国的真正具体的了解，还是在与孙中山结婚以后：“结婚对我来说，好比迈进一所没有‘考试’来麻烦我的学校。”她的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拥有西方教养的富有的家庭，她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理解极为抽象。她在给美国的同学的信中这样描述她以前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住房与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的布置也是欧化的......我们的房子舒适而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使他决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 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是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革命”。可是十几年后，宋庆龄亲身体验到，在半殖民地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

当然，对于人民的苦难，对于旧中国的真正了解，主要来自于革命实践。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是帝国主义掠夺的加强，军阀混战，生产凋蔽，民生涂炭的悲惨情景。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结婚后宋庆龄马上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她参加了讨袁、护法、北伐诸役，革命的进程留下了她的足迹，同时开阔了她的眼界，加深了对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理解。孙中山对宋庆龄极为信任，她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来往函电和对外联络的工作。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视察军事要塞。......当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他的《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抄稿员和翻译。革命实践加深了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理解，使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当孙中山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狗咬狗”的战争，认为严守中立最合符国家利益的时候，宋庆龄在致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信中，抨击了段祺瑞之流为获得日本的借款而决定参战的卑鄙行径：“有很多自私和有野心的人，企图竭力将中国投入欧战。”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至中国以后，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为与苏俄联系和学习苏俄的经验作好准备。他们设法与列宁取得联系。1918年夏，宋庆龄、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及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他们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函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是，当她还是孙中山的学生和秘书时候，她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溶铸其中。她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孙中山思想的变化而发展。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能动作用与影响，可通过她对斯诺介绍而窥见一般：“他说得很谨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说到孙中山经常发表的讲演时的情形，她说“那都是他即兴讲的。讲话内容完全是根据政治局势和听众而定。他在讲台讲演时，我常常象猫一样坐在他旁边，心里忐忑不安，生怕会发生什么事情。”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在国民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从各种力量的平衡及策略上的考虑，他迈进的步伐有时会显得十分审慎。那么，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跃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孙中山后来制订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虽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反对，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威胁，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径直冲向目标”了。

（三）

  被孙中山称为“祸患生于肘腋”的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极度悲愤。但物极必反，这次失败成为孙中山后期政治生涯的转折，起了促使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催化剂的作用，也成为孙中山、宋庆龄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契机。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的优美的妇女，内心却无比坚强。她深知当时中国不可没有孙中山，所以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她“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及至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以免落入叛军手中。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支持孙中山的事业，宋庆龄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事实上，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她的生命一直受到反动派的威胁。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孙中山不愧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当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于一生为“改良祖国、拯救同群”而寻求支持者和同盟军的孙中山提供了新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极度的关注。他把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同盟军。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战争。”为此，他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功绩，同时指出他们的弱点。他还预见到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指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及相应的战略策略，工人运动由此而蓬勃开展，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已登上历史舞台，在民主革命中，他们将取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代之。他们在斗争的实践中，愈益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列宁一样，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和他战友们也给予肯定的评价。

孙中山从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找到自己事业的真正朋友和同志。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一九一八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她还指出“孙中山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据她回忆：“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通信往来当中，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在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六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孙中山毕生期望能帮助中国革命的拉斐德，终于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中找到。

在促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方面，宋庆龄做了大量的工作。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1920年秋，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在上海访问了孙中山。1921年冬，在桂林，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和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马林，商谈多次。他们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一个能联合各阶级的政党的建议。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同盟的问题。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并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同年夏，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以苏俄代表身份在广州与孙中山会谈十余次，再次谈及国共合作。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回到上海。此时，中国共产党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是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指出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确认了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形式，“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是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议题，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从孙中山方面来说，“感觉到苏联对这场求生存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就在孙中山回到上海仅十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来到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她后来回忆道：“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孙中山）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以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同志。”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可见孙中山、宋庆龄与李大钊关系的真诚亲密。

孙中山、宋庆龄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继续总结和探索。曾任孙中山秘书的田桓回忆1923年2月的一天，他向孙中山汇报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时，忆及“宋庆龄同志也和我谈了一些关于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她鼓励我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着想，要继续努力为革命工作。”说明在酝酿国共合作的时候，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还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曾说：“在一九二四年，为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正是孙中山、宋庆龄从爱国主义的基本点出发，经过痛苦的探索，得出了这极其深刻的共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还多次说起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国共合作）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通过他们多次的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国共合作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右派反对这一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当时真正彻底并始终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党员并不很多。就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中，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是有条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惑。廖仲恺、宋庆龄是寥寥者中最坚决的两位。宋庆龄对于促成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制订三大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没有人能代替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合作中，象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孙中山在制订三大政策时，压力重重。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国民党命运的重大决策，他当然会思虑再三，内心也会有矛盾。这时，宋庆龄的理解与支持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涨，也体现了孙中山、宋庆龄革命思想的升华，他们的思想适应历史的潮流，表现了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高度进步性。

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国民党内的主要助手大多逐渐背离他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宋庆龄在廖仲恺牺牲以后，能坚定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继续与时俱进，实与她同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一致并参与制订三大政策的革命实践所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

（四）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很快从悲痛中站起，积极投入因国共合作而高涨的国民革命：她支持五卅运动；国民党“二大”等一系列会议上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她大力推动妇女运动，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积极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工作……。但是，就在国民革命高涨的时候，反革命的暗流也在潜滋暗长，反对孙中山手订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亦以幕后策划而逐渐变成公开进行。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被暗杀，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暴力对付左派的先声；“西山会议”使国民党原来潜在的分裂危机变成公开的行动；“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分共”、反共的信号。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政变，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抛弃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历史把继续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重担放到宋庆龄和她的战友的肩上。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后期的重要助手之一，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相比，她参加革命的时间比他们晚得多，也比他们年轻得多，但由于她忠诚于革命的原则，对孙中山事业和思想的深刻理解以及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她在国民党内和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何香凝在上海人民悼念孙中山的大会上致词时对宋庆龄的称颂：“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这是国民党左派对宋庆龄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她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以及她对孙中山思想的阐发的权威性的完全认可。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表现在她坚决支持和参与孙中山捍卫共和的斗争，促成孙中山后期思想的转变这两个方面；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和影响，则表现为把握孙中山思想的革命精髓，通过对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阐发，维护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纯洁性，对各种歪曲孙中山思想的观点进行无情的批判。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与战友，她的作用荫蔽在孙中山的光辉之下，那么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与战友，作为高举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革命旗帜的旗手，在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斗争中，以她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她仍在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她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与学说，把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贯联起来，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

在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斗争中，宋庆龄始终把握住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灵魂和精髓---“连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体系；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赋予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时代的内容和特点。

首先，宋庆龄强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不可分割。而在实际斗争中，她更突出强调三大政策的实施。她视三大政策为新三民主义的灵魂，是新三民主义的内涵，是实现新三民主义的途径，是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的体现。她多次强调“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的方法”；“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孙中山制订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宋庆龄把三大政策作为推动革命的行动纲领，这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她的这个思想贯穿始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仍多次指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这样，宋庆龄始终把握住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任何抛弃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都是假三民主义，都是对孙中山的背叛，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其次，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宋庆龄赋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时代的内容和特点。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民族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第一面战斗的旗帜。在孙中山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进步，从旧三民主义时期对内反对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对外避免帝国主义瓜分、“共管”，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时期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但孙中山始终对帝国主义存在或多或少的幻想，没能提出明确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帝斗争纲领。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联俄”及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志，继续奋斗。而在实践中，她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与深化。还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宋庆龄第一次以政治家的身份就五卅惨案发表谈话时，便指出要以五卅运动为契机，“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并指出与帝国主义“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在斗争中“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段……而当合工商各界之全力应付。”表达了她与帝国主义绝不妥协的立场，以及在反帝斗争中民众联合的思想。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断送之后，宋庆龄已经认识到工农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这是她的关于民众联合所依赖的阶级基础。在以后几年中，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又有了本质的飞跃，认识到争取祖国的民族独立自由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相联系。

她指出“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时代……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经济制度崩溃，帝国主义对立尖锐化、法西斯主义抬头，民族沙文主义的最野蛮的表现登峰造极”。宋庆龄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掠夺的根源。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段---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这个斗争必然导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扩大和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肆虐，宋庆龄号召“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行动”，在中国，迫切实行以“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她充满信心地预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宋庆龄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旗帜，充实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内涵，团结国内外一切爱国和友好人士，参加到中国共产党倡议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而她自己则长期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领导人，为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懈斗争。

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建立广泛的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统一战线以“全部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达到铲除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铲除殖民主义，能彻底铲除民族压迫，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这就是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列宁对民族问题的分析完全一致，也是她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并没有使孙中山理想的共和国得以建立，却建立了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统治基础的蒋介石独裁政权，使大革命归于失败。宋庆龄敏锐地察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并没有实现。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要不要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如何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怎样才体现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宋庆龄忠于孙中山的建立人民“享有一切自由与权利”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有而私”的共和国的理想。她高举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大旗，同时又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重大发展。

首先，宋庆龄以工人农民这“两大基本群众”是否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来衡量民权主义是否得以实现。因此，她赋予了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民”以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她指出约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农民“应该是革命的主要受惠者”，她肯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才能使民权主义真正得以实现，并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时的情况为例加以说明：“苏联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一专政是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的统治……工农广大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他们的苏维埃代表。因此，苏维埃才是工农大众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机构。”这种观念，显然是对孙中山晚年曾经赞扬的“人民独裁”论点的发展。与此相反，宋庆龄认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它只给予少数人民主的权利。甚至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权利也是受艰制的。他们只能对资产阶级所允许讨论的问题、允许进行的选举和允许存在的政党表示意见和进行投票。”受西方民主熏陶成长的宋庆龄对于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孙中山理想中的新式的共和国“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

其次，宋庆龄肯定工农大众以革命武装斗争的手段，夺取真正的民主权利，才能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得以实现。这对孙中山以为在民国成立以后的“民权运动之方式”主要是采取“五权分立为原则”的思想，是重大的发展。宋庆龄认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为了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将永远斗争下去。”针对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诬蔑，宋庆龄极为明晰地回答：“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以革命武力去实现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权，是宋庆龄给予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所增添的、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新的内涵。从而使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革命阶段的时候，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宋庆龄对于民权主义的补充与发展，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十分关键意义。

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认为民生主义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旗帜。

因国共合作而高涨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因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而归于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项也没有实现，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内的当权派“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三大政策被彻底抛弃：“农民、工人、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曾辛苦工作，将国民党的政权推进到长江一带，可是现在他们被残酷无情的狂滥地杀害了；连那些曾经尽力帮助国民党的苏联革命工作者，现在也全被逼走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革命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由帝国主义支持的新军阀，反对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即反对“三座大山”。在革命的新时期，宋庆龄不得不重新考虑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权以及力量的配置等问题。在“宁汉合流”的前夜，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右派决裂。在此后的两、三个月中，宋庆龄多次发表声明和讲话，阐发民生主义的要义。她高举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旗帜，力图重新集结革命力量。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宋庆龄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作为新时期“社会革命”的总纲，强调“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但此时宋庆龄所指的社会变革，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所指的社会变革，含义已不完全相同。孙中山为了解决使贫困落后的祖国臻于富强，预防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提出了民生主义，采取“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为主要手段，医治资本主义的溃疡，但是，就是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民生主义，虽然怀着对劳苦大众倍增的深切同情，希望实现“耕者有其田”，但他想通过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的手段，使土地逐步国有，而由国家将土地授给农民来达到“耕者有起田”的目的，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他从来没有认识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没有认识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阶级基础，因而他从来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对象。因之，他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主力军。同样，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节制资本”比过去给予了更大的注意，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但他也从来没有认识工人阶级在新的革命阶段中的地位与作用。孙中山没有把民生主义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同国民革命---政治革命密切联系起来，而宋庆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的发展，从而把孙中山的带有改良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生主义，使民生主义具有了更为深刻和广阔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宋庆龄对“社会革命”作了新的理解。她认为“一切革命都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她认为首先“必须解答革命性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宋庆龄以最明确的语言提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宋庆龄对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论述，表明她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何等真切，对历史发展的方向把握得何等准确。

对于革命的主力军，宋庆龄认为工农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是“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

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宋庆龄在1927年就指出，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活跃。”如果说1927年，由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国民党左派旗帜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因受各方面力量的制约，还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几年以后，即1933年9月，宋庆龄在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讲演中，则十分明确是指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问题：“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有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从宋庆龄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论述，我们一方面可以体会她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认定，同时亦可发展她思想发现的轨迹。

宋庆龄关于“社会革命”的论述，对民生主义是极为本质的补充与发展，使得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达到了一致，使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成为团结广大人民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宋庆龄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和旗帜，根据各个时期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对新三民主义加以阐发并提出实施的途径与措施。当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后，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力被剥夺，她认为当时最必要实现“民权”，并建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时，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她领衔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递交了《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并号召全国人民本着民族主义的原则，并同时要求实现“民权”与“民生”，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当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真正民主的人民的联合政府，她重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这无疑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五）

新中国的建立，使宋庆龄欣喜地看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宋庆龄仍然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她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理解为指导解决中国问题的“总的方针和原则”，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地及时地补充进革命的内涵。她以孙中山的旗帜团结国内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参加到新的革命事业中，并为这个事业争取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宋庆龄理解的孙中山是：“直到最后一息，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他能够表达的最后思想还是革命，是怎样保卫革命和把革命进行到底。”因而她号召人们学习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对革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和“不断进步的要求”，为振兴中华而不断奋进。

多年以后，宋庆龄在回答斯诺对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的提问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这是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和影响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