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婴

　　当我刚听到广播“宋庆龄副委员长病情的公告”这句话时，几乎惊愕得象是心停止了跳动，我屏息听完第一号公告，心情很久不能平静。这几天内，她的“病情公告”成为我每天最为关心的消息。我听着广播，看着报纸，总是心情沉重，思绪不宁。
    抗战前夕，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名誉主席和何老太太（香凝）、马相伯等都是理事会理事。理事会是对外公开的领导机构，还有一个干事会，是不公开的工作机构。当时都称宋庆龄名誉主席为孙夫人。在她会同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我就认识了她。在救国会时期，我是干事会的总干事，同她的往来非常密切。她把我不仅看作是自己同志、甚至是自己的亲人。她是个温文尔雅，宁静寡言的人，但对我却是无话不谈。在救国会中，她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每个人都由衷地敬爱她，尊重她，把她看作我们的带领人，我们的亲人。提到“孙夫人”的名称，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深厚的亲切感情。
　　孙夫人一生的丰功伟业，不是我所能说得尽的。就是在救国会时期，她的卓越贡献，我也无法一一记述。这里只举二件事，都是我现在还是感动非常，终生难忘的。
　　其一，对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事件。孙夫人高人一等的卓越见识使我最为敬佩。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发生了震动中外的“双十二”事件。孙夫人胸怀全局，深谋远虑，提出了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的真知卓见。西安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奔走相告，莫不称快。孙夫人与蒋介石虽有亲戚之谊，但对他的倒行逆施，一向是痛恨入骨。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谈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件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我很快地省悟过来，决定立即随她去西安。孙夫人住在原法租界莫里哀路的一座小洋房里。她要我陪她步行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去约请何老太太同行。何老太太患心脏病，经常睡床不起，一听这话，立即起床同意同行。我急忙回家，在银行没有停止营业前取出了一些现款，准备作用费，并去找了胡愈之，他也同意孙夫人的主张。我情绪很高，并对到西安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了估计。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原来孙夫人是叫孙科为她准备飞机的，而南京政府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轰炸西安，孙科无能为力。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就无法赶去了。孙夫人从这天起就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救国会只有我一人单独同她联系。我知道她为大局着想，忧心忡忡，唯恐爆发内战。在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痛恨入骨，千刀万剐不足解恨的时候，只有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提出释放蒋介石，一致团结抗战的英明主张，避免了内战，导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同时也是为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开辟了新的局面。孙夫人当时的主张和党完全一致，这不能说是偶合，而正是她自从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就同党站在一起，能够正确地提出和党的政策方针一致的卓识高见。
　　其二就是中外闻名的，由孙夫人带头的“入狱运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怒潮，把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位领导人拘捕，制造“七君子案件”，用以吓唬爱国人民。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料，关押救国会七位领袖不仅丝毫没有吓倒爱国人民，而是一浪高于一浪，出现了著名的“入狱运动”这一个高峰。入狱运动由孙夫人带头，何香凝、胡愈之、沈兹九、陈波儿、张天翼、刘良模、王统照、潘大逵、张宗麟、张定夫、彭文应、汪馥炎和我等十六人组成。孙夫人充分表现了不计安危、英勇赴敌的忘我精神。当时孙夫人为各项繁重的工作，备极辛劳，胃病复发，已有几天没有很好吃饭，但还是忍受着胃病的痛苦，坚定不移地同大家一起，到苏州最高法院展开了说理斗争。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看到孙夫人率领的浩浩荡荡队伍，慌了手脚，不敢出来，先后派了几个助理人员来敷衍，我们坚持非同院长、首席检察长直接谈判不可，他们才无可奈何地要求我们推出代表同他们谈判。孙夫人是我们推出来的三位代表之一。院长见到孙夫人，掩盖不住恐慌不安的心情。以孙夫人为首的我们代表责问他“救国有罪无罪？”如果无罪，应把七位救国会领袖立即释放；如果“有罪”，则把我们一起关押起来，因为我们也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他对我们义正词严的驳斥，无言可答。后来我们知道，为了揭露反动派的“救国有罪”的阴谋，自动要求入狱的不止我们十六人。与我们差不多时候，至少还有三起人具状要求入狱。全国各地的救国会也立即展开轰轰烈烈的入狱运动，这次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不堪，使人民的正气高扬，要求抗日救亡的激情更加高涨起来。
　　在这次入狱运动中，孙夫人正气磅礴、大义凛然，我们每个人都极为感动。我们去苏州时，酷日当空，闷热难受，而回上海时又大雨倾盆，令人窒息。在这样多变的恶劣天气，又经旅途折腾，正在患病的孙夫人还是镇定自若，巍然不动。孙夫人为拯救民族安危、维护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大智大勇的精神，将永垂丹青，千古不朽。
　　孙夫人对我个人的深情厚谊，我更是无法报答的。在“七君子”被扣押的期间，我曾患过宫外孕，内出血症很严重。孙夫人的表亲牛惠霖、牛惠生兄弟是上海名医，设立私人医院，受孙夫人的影响，有正义感，同情爱国人士。孙夫人把我送入牛惠霖的医院，为我免费治疗。孙夫人同慈母一样照料我，每天叫她的保姆李妈做滋养食品送到医院来。过了一些日子，牛医生就请孙夫人不要再送，而由他供应。当时我在工人夜校教书，夜校的工人都来看望我，送来了无数鲜花，摆满了医院的各个角落。牛医生对我开玩笑说：“你比蒋介石还神气，他正在牛惠生医院医治在西安事变时的骨伤，没有这么多人给他送花。”自然，孙夫人对我情深谊重，是我终身不忘的。但是，孙夫人不仅对我一人如此，他对许多同志都是至诚相待，非常关心。特别对在中国的国际共产主义人士被国民党反动派侵害时，更是照顾他们的家族，代聘律师出庭辩护，从不避嫌，屹立如泰山。
　　半各世纪以来，孙夫人长期追随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光辉贡献。在她病重的时候，党中央按照她的宿愿，接受她为中共正式党员，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这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心愿的。我听到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不能守候在她的病榻旁边，尽我一份责任，感到坐立不安。长期作为她的同志，她的学生的我，非常企望能够站在她的床前，称她一声“敬爱的宋庆龄同志”，并倾吐一下蕴藏在我心坎里的话。她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翱翔太空中的苍鹰，挺立高峰上的青松。缅怀同她一起战斗的经历，犹如昨日。我为她的病情担忧的时刻，心情沉重，同时想到过去同她在一起的峥嵘岁月，也感到荣幸和骄傲。 

198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