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
1925年春，当中山先生病在协和医院的时候，孙夫人日夜在医院照护。她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的寓所经常是国民党人士聚集的地方。中午吃饭时，往往有七八桌。那时我在北京大学授课，国民党的朋友们常邀我到那里去，因而在餐桌上也听到在座的人谈孙夫人是怎样的贤惠：在东京、南京、上海，是怎样帮助中山先生，料理各项事务的；在广州，又是怎样帮助中山先生对付陈炯明的叛变的。她果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两年以后的冬天，当我在莫斯科第三国际所办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的朋友邓演达同我到红场附近苏维埃旅馆去拜访孙夫人，这是我第一次同她见面。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才开始同她熟悉起来。1932年12月，孙夫人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大家推她为主席，杨杏佛任秘书长。一面宣传民权主义，一面援救蒋介石一帮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孙夫人当时劝我不要加入这个同盟，以避免受到蒋介石政府的迫害。但孙夫人为了营救被南京当局囚禁的太平洋区域劳工组织的领导人牛兰夫妇，让我为她同一个从瑞士请来的律师之间传递信札。她也曾经通过我设法帮助几个共产党员秘密离开上海，以免被捕。那时孙夫人对宋美龄帮助蒋介石政府很反感，同时宋美龄对她姐姐也表示疏远。有一次孙夫人给我看宋美龄从南京来给她的信是秘书代写的，可见得她们姐妹之间由于政见的不同，是多么疏远。
1932年初，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的时候，孙夫人借用交通大学的地方，办起一所救护伤兵的医院，有三百多病床。当时我爱人顾淑型帮助为这个伤兵医院募捐，看到孙夫人为了抗战，几乎每天在外面奔走，常忙得连午餐都顾不上吃。
1939年5月，我从纽约到香港时，孙夫人早已在那里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为八路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募捐，把款项和医药器材秘密传递给国内红十字会和八路军。记得有些抗日将领在香港时都去拜访她。在孙夫人的赞助下，外国友人艾黎、斯诺以及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等组织了一个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要我担任秘书。孙夫人所以帮助这个委员会，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吸收国内组织工业合作社的款项和器材，防止重庆财政部收到国外的捐款而不发给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这个委员会在两年多时间内，接受了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款两千多万元。
珍珠港事件后，孙夫人是香港沦陷前几天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香港到重庆的，我后来也回到广西桂林，重庆军委会有密令要通缉我，故我夫妇于1944年到印度避难，1946年，党派我去美国做联络工作，1951年初才回国。在这九年的长时间内，我只接到孙夫人一封信。大约在1948年的时候，她有信告诉我，可能到美国去一趟，但后来没有成行。我在美国的四年，我父母也长期不知我的行踪，曾要我胞妹陈素雅到上海香山路孙夫人家去探问，孙夫人告诉她说我在国外很好，不久就要回来的，但她没有说我在什么地方。
1951年3月初，周总理同孙夫人商量，要筹办一个对国外宣传的英文刊物，孙夫人因为我在香港曾编过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便推荐我来筹备这个刊物。她邀我到她北京方巾巷住宅同进晚餐，周总理也在座。我们谈了筹办这个刊物的方针。总理临走时嘱咐我几天内就去上海，借助于孙夫人所创办的中国福利会的干部力量。另外还请了金仲华、李伯悌、爱泼斯坦夫妇等同志参加了这个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孙夫人为这个英文刊物取名为《中国建设》，于1952年开始出版，到现在快三十年了。最初只限于英文版，现在虽然俄文版停刊了，但已经发展到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等六种外文及中文等七种版本。十年动乱期间，曾停办过若干时间。在那以前，孙夫人常常找我们谈关于这个月刊的编辑方针，还亲自答复有些国外读者的来信。前几年越南当局驱逐华侨，很多华侨逃到云南、广西等地，孙夫人对此非常关心，要杂志社马上派记者到难民所在地去采访，写报告。
过去有一次孙夫人告诉我，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曾亲自看望她，要她接受国家副主席的职务，她不便推辞。事实上她最热心于妇女儿童和组织社会福利的工作，把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当作她一生的事业，要为少年儿童谋福利，要给他们很好的教育。在十年动乱期间，他无法领导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不得不移交地方去管理。有一次她想介绍檀香山的华侨来拍摄电影，有人告诉她江青在那里包办这些事，劝她不要去管。可见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她这样一个国家副主席实际上已经完全无法工作。她对四人帮的愤恨，是不言自喻的。
1976年9月，我同在上海的陈素雅胞妹去淮海西路拜访孙夫人的时候，看到同她一起生活的李燕娥同志。在那里，我们一起用了午餐。饭后，孙夫人告诉我们，李姐在她那里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国民党曾经要贿买她，让她报告同孙夫人来往人士的姓名，她断然拒绝了。从那以后，李姐一直在上海为孙夫人看家，后来孙夫人遗嘱要将李姐同她葬在一起，可见她待人是多么地真诚。
孙夫人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是为人所共知的。可是她工作的勤奋和办事的敏捷，可能知道的人还不多。她每天要翻阅国内外许多报刊和书籍，每年都要给《中国建设》杂志写文章，还经常亲自答复美国和其他国家友人的来信，近年来还接待不少国外来访问她的友人。虽然她身体不好，时常有病，办事却从不拖拉，这只是从我本人同她信札来往过程中所了解的。我去信的第三天，她就有回信来，同时她也要求我尽快回她的信。1981年3月，她来信谈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要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来信同我商量答辞的内容，我第二天就回了信，想不到她在接受学位以后，她的病很快加重了。我四月底从上海回京，5月16日听到关于她病情公告的广播，当天下午我就赶去探望，她已不能多说话了。回忆起来，孙夫人的高风亮节称得上我们国家之宝。她始终不受蒋介石等的诱惑，赞成并且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一生坚持革命；她后半生一心一意为促进社会福利——妇女、儿童的教育等而不屈不挠地坚持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平易待人，勤奋自勉。这种品格实在是少见的。她的高尚品格不但受到国内广大人民，并且也受到世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尊敬。
198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