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慧敏
宋庆龄同志离我们而去了。
去年冬天，我一直就想去看望她老人家，可是因为各种原因拖延下来了。早在前年夏末秋初，我曾请她替中国电影资料馆编印的《尤里斯·伊文思五十年电影回顾》一书的封面题字，她欣然接受了。那时她就对我说过，由于身体不太好，这个题字分开几次，又分几段才写成的，但她写了两三份，让我选用。她还说，希望过一些时候身体好些再约我去看她。我说，她和尤里斯·伊文思是老朋友了，假如她精神好一点，我可以选一些伊文思的影片送到她家里请她看。可是，其后她一直没有提起过，而且最近几个月来，她连电影也看得很少。我知道，她喜爱看电影，当她身体精神都好的时候，有时一连看长短片四、五部也不觉得疲乏，而且看得总是那样仔细。她看电影不全是为了消遣，也为了开阔自己的视野。这大半年来她很少看电影，倒使我为她的健康担忧了。
1980年春花盛开的一天，我们陪同她吃过午饭以后，散步到住宅西便门前，将要进入花园的时候，她就止步了，指着桥下说：“刚才吃的鱼就是我在这个小湖里养的。”还说：“我不陪你们去了，我走起路来很慢，也很不方便。”她约我明年春天再来赏花吃鱼。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半后，情况变化得如此突然。5月15日早晨，四点钟刚敲过，天还没有亮，我从梦中给电话铃声惊醒了。庆龄同志的秘书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她老人家昨晚发病，此刻正在抢救中。我在霏霏春雨中连忙赶到她的家。在她的病榻前，医生和其他护理人员正在精心抢救。我站在她的右边，低头贴近她的脸旁轻轻地用我平常叫她的敬爱的称呼，我还说出了我的名字，低声地说：“我来看您了，请您安心养病，祈望您早日恢复健康！”那时，我想她会感觉到的，因为叫过她以后紧闭着的眼睛还渐渐地、微微地露出一条缝道，似乎想努力睁开，随后嘴里也发出声音，我凝睛地、怀着不安的心情站了起来，我又怕影响医务人员的治疗和护理，只好离开她老人家的卧室回到隔壁的一个小客厅里。
过了两天，我又因为工作到外地去了。当我由外地回来的第一天，她——我们伟大的母亲、祖母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了。这一个不幸的讯息，使我们悲痛欲绝。
这些天，我在沉思，我在默想。我想到我从我能记事的60年前直到如今，想到我们老一辈从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义革命直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不懈斗争的革命同志中，宋庆龄这个名字的光辉早已照耀在我的童年生活与思想并且指引着我前进。
1923年，我父亲从美洲回到祖国，在广州荣幸地会到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同时还见到了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前辈。回家后，父亲兴高采烈地向几位和他先后回国的美洲国民党先辈讲述着见到孙先生和孙夫人的动人情景。我那时还是刚接触社会的少年，政治上还很幼稚，但听到父亲谈到那一、二年战败军阀陈炯明，把旧国民党改组成新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并一步步取得胜利的情景，我那颗幼小的心灵也为我的先辈所获得的斗争成果而受到鼓舞。父亲对孙先生非常崇敬，拥护他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对孙夫人也一再称赞她的贤良的性格和广博的知识。这对我以后参加革命很有影响。
又过了几年，大革命失败后，我逃亡到了日本，那时我父亲又一次由美洲回国。当他途经日本横滨的时候，我在轮船顶部一个静悄悄的角落里，在海风吹拂中，和我父亲谈起国内政局。他突然问起了我，说从家乡回到美洲的亲友告诉他我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前年从广州逃到日本。他一再问我事实是不是如此。我当时怕他反对，想先试探一下他的意见。我反问道：“您有什么意见？是或者不是，您有什么看法？”他深情地说：“我不懂共产主义，但是我明白新的力量总比旧的好，你二伯是保皇党，我是国民党，当然国民党比保皇党好。就国民党美洲支部来说，我亲眼看到兴中会改变为中华革命党，又由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每一个改变都是一个进步，一个好的进步。你是新的一代，应该比我更新，共产党比国民党应该更好。”他还说，早几年，他见到孙中山先生和孙夫人的时候，他们对父亲说：国民党若不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将一事无成。他还特别说，孙先生和孙夫人也是赞成共产党的。我深切地感到，象我父亲那样的海外国民党员，对孙中山先生和庆龄同志是如何尊重。中山先生1925年3月逝世后，庆龄同志坚决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继续中山先生的事业，长期与共产党合作。
宋庆龄同志的斗争生活中，尤其使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与鼓舞的是，当1927年蒋介石反动派掀起反革命浪潮，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黑暗日子里，宋庆龄同志愤然仗义执言，痛斥蒋介石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暴行，大义凛然地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并且毅然决然地和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行列。此时此刻，当我们的党遭到极大的挫折，革命濒临生死存殁的关头，我们听到宋庆龄同志轰动海内外，使反革命敌人为之丧胆，大长革命人民志气的正义呼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正是由于她这种对革命势力的热情支持，使人们觉醒到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力量、人民的力量在大革命失败后又重新崛起。在革命低潮中，宋庆龄的光辉的名字更加照耀革命人民的心胸。我们看到以宋庆龄为代表的进步的国民党人以及千万进步的人民站在我们党和革命人民一边，使我们获得更大的力量，对革命的前途充满更大的胜利信心，充满更大的斗争勇气。
宋庆龄同志支持和鼓励文艺工作者的事例很多。这里我想起四十年以前的事。那时庆龄同志在香港与中外友人共同组织“保卫中国同盟”，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发动向新四军的反人民、破坏团结的反革命进攻以后，在重庆的戏剧电影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许多人都离开重庆到香港，临时组成旅港剧人协会，演出揭露国民党的反进步、反团结抗日为内容的《雾重庆》，以“保卫中国同盟”名义主持演出反法西斯暴政为内容的《希特勒的杰作》，庆龄同志支持了我们。为了《希特勒的杰作》的演出，她亲自邀请香港中外人士出席我们的首演式，在这个戏排演及筹备过程中，她还约请香港著名医生、医务专家给我们作指导，并提供服装和医疗器械，使演出获得成功，扩大了演出的宣传效果。
去年《大众电影》举办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活动时，庆龄同志对此十分关注，向我询问评奖情况，并问我所有得奖影片是不是都看过了，她说，她只看过少数一、二部，没有全看，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活动过程中，她特意派人送来了祝辞，她在祝辞上写道：“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
庆龄同志最近几年来，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作太多的活动，但她仍然十分关心祖国以至全世界各种事物的发展，以最高的热情支持各种进步活动和社会变革。不久前，我接到长期在庆龄同志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给我的一封信，附上了庆龄同志发病前留下的一张英文条子，要告诉另一位她的秘书和我，让我们注意两位美国著名电影艺术家格里·葛兰特和格里哥里·皮克最近可能访华，如果有电话来，可以告知庆龄同志，并嘱安排会见他们。我猜测这条子可能是在5月13日或14日前后。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到庆龄同志对待任何事物都是那样一丝不苟、认真细致。她对艺术界朋友、对国际友谊十分重视。记得去年有一天，当我去看她的时候，闲谈间她问起我们电影界看不看外国电影，能不能看到好的外国片子？我说明了一下情况后，她语重心长地说：要向别人借鉴，能看到好的当然很好，可以学习；即使是不好的也可以分析它的不好之处，防范我们向不好的东西抄袭。我记得在三、四十年代，她和美国有一些进步的或者对我国人民友好的著名电影艺术家有过联系，那些朋友曾受到她的影响，在当时反抗日本侵略战争中出钱出力，支持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进步力量，通过各种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国际团结。当时庆龄同志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不仅在美洲，而且在欧洲、大洋洲以及世界各地都有频繁联系和重大影响的。
我将永远铭记我们这一代人的好母亲、我们儿孙辈的好祖母对我们的教诲。当她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她早已赞成并且支持我们走上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而今，她已经被我们党中央、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世界进步人士公认她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这个不朽的名字，将永远照耀着人类进步的道路，直到共产主义的明天！
1981年6月29日于北京
（原载《大地》杂志198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