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宋庆龄同志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
给解放区募捐物资的情况片断
张执一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病逝的噩耗传来，使我悲痛万分。我看到报纸上登载着一幅宋庆龄同志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募集运往解放区的医药器材的照片，一件件往事出现在眼前。
解放战争时期，我由解放区派往上海，在中共地下党上海局系统工作。这时期，有关宋庆龄同志的这段英勇斗争的事迹，有不少是我亲眼见过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始设在苏州南路外商颐中烟草公司大楼内，办公室的面积很小，只能放三张双人写字台。就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内，宋庆龄同志呕心沥血，运用她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千方百计地力争为我党提供活动资金，支援民主运动，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募集药品和物资，支援解放战争。
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捐款和衣物，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宋庆龄同志有时亲自写信向熟识的外国朋友和团体募捐，有时她要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外籍朋友们用她的名义募捐。当时，取得物资的一个渠道，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该组织一方面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为解放区分配一些物资；同时，宋庆龄同志也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儿童福利站及其它儿童福利机构的名义，向救济总署要求救济物资。这些物资，除去用于接济贫苦少年儿童的部分外，一些解放区急需的物资，便转交我地下党组织。为了多为解放区争得药物，她曾亲自做救济总署负责医药分配的美国人的工作，请他主持公道，为抗战出力最多、损失最大的解放区多分配药品。又如，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在宋庆龄同志的同意下，中国福利基金会还设立一个“中国儿童义养会”，呼吁美国进步朋友义养中国孤儿。这也使解放区得到了不少物资。这个义养会一直到上海解放时才停止活动。
当时，要取得捐款和物资，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蒋介石明令禁止把物资运往“共区”，同时，他们也把捐赠的物品视为可以从中渔利的肥肉，你争我夺。因此，为了多得到一些救济物资，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宋庆龄同志想尽了一切办法。物资不来，她写信去催；物资来后，又需立即提取；提出后，还要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重新装箱；装箱后，又需很快运出去。这项工作，一般都是由地下党组织进行的。有一次，箱内的贵重药物和医疗器材被敌人偷换成了石灰、沙石，宋庆龄得知后十分气愤，向反动派提出了强烈抗议。从此便总结出快装快运的办法来对付敌人。还有一次，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正在仓库中进行物资的重新包装，突然看见宋庆龄同志身穿短外衣，也来仓库和同志们一起劳动。她满面笑容，亲切慰问，要大家注意装箱的质量，以确保安全。她要大家注意身体，不要累坏了，还提醒大家警惕敌人的破坏。她热情和蔼，平易近人，关心体贴同志，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
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宋庆龄同志很多帮助。一次，她让廖梦醒同志亲手交我三万美元，我随即交到刘晓、刘长胜同志处，以备党的需要。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衣物，数量很大，次数较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宋庆龄同志叮嘱在福利基金会工作的俞志英同志，将衣物的一部分交给佛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居士主办的“上海少年村”（收容贫苦孤儿的救济组织），然后再分批交地下党组织运往解放区。有时，因药品和衣物很多，暂时转运不及，为此，上海局以基督教著名人士吴耀宗先生夫人杨素兰大夫和王辛南、杨宛青（二人均地下党员）的名义出面，联合著名医生王淑贞、苏祖斐、邝翠娥等人在北京西路、石门路口开设了一个“联合药房”，并指派由中原解放区来的李星光同志、由新四军七师所在地的唐淑琴（女）同志在西门路马当路口开设了一个名叫"美而廉"的旧货店，以掩护药品和衣物的运转。
宋庆龄同志的上述活动，正象她1978年为纪念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四十周年发表的《为人民服务四十年》文章所写的：“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宋庆龄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全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原载1981年6月5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