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碧云寺闻名海内外，不仅因其集明清两代建筑工艺之大成，在考古和建筑方面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更因为1925年，中国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后曾藏于此地。1929年，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嘱，遗体迁移到南京中山陵，但衣帽等还葬在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
    曾经的贴身卫士，在陈炯明叛变事件中获得“讨贼有功”勋章的谭惠全，自先生病逝就带着家人在碧云寺坡下不远处的水泉院安了家，为先生守灵，且一守就是36年，直到去世。2008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42周年的日子，谭惠全之子、著名画家谭志泉应邀首次来到中山，白发苍苍的他向本报记者深情讲述了父亲侠肝义胆的岁月。

清贫守灵岁月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病逝，而后安葬在香山碧云寺，他的贴身卫士谭惠全带着家人在碧云寺坡下不远处的水泉院安了家，一住就是36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子女为父母守灵也不过三年，而且很少有能耐得住寂寞终其事者，谭惠全却无怨无悔，不惜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忠心耿耿地为孙中山先生守灵36年，这是何等感人至深的真情！
    据谭志泉先生介绍，最初在碧云寺守灵的除谭惠全一家人外，还驻守着一些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国民政府在北京西山设置了一个守灵办事处，定期拨些款项，短期守灵还可以，但年纪轻轻谁忍受得了长期孤苦？再加上当时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出路，到了1929年迁灵南京的时候，守灵办事处一大批人趁机离开了。可衣冠冢离不开人看护，谭惠全和极少的几名卫士毅然留下来。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京沦陷。国民政府乱作一团，鞭长莫及，按期拨给留守人员的钱款停止。没了经济来源，谭惠全等几名留守者陷入贫困，其他留守人员不堪穷苦，纷纷离去，只有谭惠全痴心不改，与家人一起默默地生活在荒凉的大山里。
    谭志泉是谭惠全先生幼子，生于1938年，“那时正是家境最为艰苦的时期，父亲已经六十有余。儿时记忆里，家中一贫如洗，无米无粮，经常揭不开锅，五六个孩子饿得直闹，除了院子里那眼甘冽清澈、源源不断的清泉可以尽情享用外，再无进食的东西 。”谭志泉清楚地记得，那时父亲在山上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种些玉米、蔬菜充饥，始终没离开碧云寺半步，全家的收入只靠谭志泉的母亲缝缝补补挣点辛苦钱。
    “其实凭借父亲的名望以及手艺，养家糊口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出生广东的父亲不仅武功高强，还烧得一手地道的广东菜，母亲说，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最爱吃父亲烧的萝卜炖牛腩，他的厨艺在亲朋好友中口碑极佳。当时，有不少在北京的广东饭馆愿以优厚的报酬请父亲下山，均被婉拒。他走了，就没人来守灵了。”谭老回忆说，一直熬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父亲被安排在园林部门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全家才彻底脱离了苦难日子。

军阀欲毁孙中山灵父亲请张学良帮忙

    碧云寺虽地处偏远的北京西郊，可在多事之秋，这个曾经安放革命先驱的地方没少遇麻烦，幸亏有谭惠全等卫士的恪尽职守，灵柩和衣冠冢才得以最大程度上的保护。
    谭志泉向记者介绍了父亲在碧云寺守灵时发生过的有惊无险的事件：孙中山遗体安葬不久，一场惊心动魄的遗体保卫战就打响了。那时，北京控制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中，他在与国民党作战中屡屡败退，恼怒不已。奉系军阀将领张宗昌愚昧无能，竟恬不知耻地称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屡屡获胜是因为孙中山停灵的地方风水太好，以至于灵魂不散，冥冥中暗助对方。
    这一番不着边际的胡话竟说动了张作霖。1927年秋天，张宗昌带着一帮人来到碧云寺金刚塔里面的孙中山灵堂，大吵大闹，扬言要砸碎棺椁。为了阻止军阀的野蛮行径，谭惠全不得不只身拜会少帅张学良。张学良素来敬慕孙中山先生，且与孙科交往甚厚，少帅当面怒斥了张宗昌，但碍于父亲面子而无力回天，只得秘电南京方面尽快移灵。
    由于战火不断，交通不便，移灵大事断难成行，大家只好就地想办法。谭惠全和卫士甚至找到了协和医院院长请求帮助，最后无功而返。后经秘密协商，大家决定将棺椁隐藏在一个隐蔽山洞，才逃过了奉系军阀的破坏。半年之后，奉军败退，孙中山灵柩终于躲过一劫。1929年在南京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遗体安放在南京，香山碧云寺成了孙中山衣冠冢。
    谭志泉听当地老人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力不从心，衣冠冢险遭破坏，当时华北地区日军最高长官冈村宁次曾来到碧云寺，在门口父亲面对明晃晃的刺刀没后退半步，后经老人据理力争，日本人对衣冠冢也没有再纠缠。

周总理过问“恩饷”父亲每月工资多出60元

    “恩饷”，顾名思义，是受恩者对恩人在财富上的一种回报。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叛变革命，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生死攸关之际，作为贴身卫士的谭惠全拼命冲杀，冒着枪林弹雨，力保孙先生突围，安全转移到军舰上。为了表达对谭惠全的感激之情，宋庆龄曾专门请人为他刻制了一枚印章，并在印章上把谭惠全改为谭卫全。1924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授勋典礼，孙中山先生下令为抗击陈炯明叛军的卫士颁发奖章。宋庆龄亲自为谭惠全佩戴“讨贼有功”勋章。
    此外，孙中山还对谭惠全等极少数人定期拨发恩饷。“但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和南京先后陷落，国民政府撤到大后方，恩饷一事无暇顾及。新中国成立后，一向为人耿直、不图名利的父亲并没有把它当成光荣的资本向外人炫耀，因此恩饷就成了尘封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我们开始了艰难的岁月 。”谭志泉说，还是周总理的一次到访让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
    “那是52年前的这个时候，1956年11月12日上午，周总理来到碧云寺参加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活动。看见饱受了无数风雨，碧云寺和衣冠冢仍保护得那么好，周总理对父亲的忠于职守给予了肯定，对我们家的生活情况十分关心。询问中，总理忽然提出了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孙中山的 ‘恩饷’！这让父亲吃了一惊，因为发放恩饷是几十年前的人情私密，只限于极小范围的人知道。父亲如实回答。‘那么每次发多少？’总理进一步追问。‘60块。’老人答道。总理听后默默点了点头，他走后不久，作为园林局职工的父亲每月工资中就多出了60 元人民币，一直延续到1961年去世。”据谭志泉回忆，父亲每月收入一下达到了100多元，全家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忠于事业、不图名利父亲给予我的最大财富

    谭志泉生在香山，长在碧云寺，直到上大学才离家住校，而此时父亲不幸去世。回望与父亲朝夕相处的岁月，谭志泉说，父亲给自己留下的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忠于事业、不图名利的精神。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接受记者采访都很少说话，小时他经常告诉我们的就是要锻炼身体，报效祖国。我还清楚得记得，1958年我参加高考，学习成绩很好，但由于出生于国民党家庭，老师告诉我们除了师范类院校，其他大学一律不准报，我当时非常郁闷，不想做老师，情绪跌入低谷。父亲却一反常态安慰我，做什么工作都是找一口饭吃，为国家作贡献，而后我才报了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谭志泉还愉快地回忆说，小时父亲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习武之人，而逼迫孩子子承父业，他自幼喜好山水绘画，父亲都很鼓励。“今天能够取得一点成绩，除了自己的努力，父亲那种忠于事业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在绘画方面不断耕耘。”他说。
    首次来到中山，谭志泉感到格外亲切，欣然留下了自己的笔墨——两幅山水绘画作品。“从小在香山长大，那里清幽美丽的自然景观，让我深深地热爱着山水绘画，而父亲不求名利、执着守静的人生态度，也让我在作画中多了几分淡然。”谭老说。

记者手记：一生只做一件事

    由于谭志泉老人此行时间仓促，行程繁多，我与他相约见面的几次采访都被搁浅。在他离开中山的最后一天晚上，我终于得以在电话里开始了和他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
    父亲为何能舍弃繁华世事的诱惑，潜心36 年守灵，这是我始终感兴趣的问题，毕竟在这个精神苍凉的时代，“守灵”二字令人震撼，况且是用毕生的精力。“父亲一辈子跟着孙中山，感情深厚，对先生无比敬仰，他不求名利，守灵就是他的事业。”谭老如此平静地回答着我，撇开纷繁，一生只做一件事，认真、坚定而执着。这种认真似乎能遗传，在谭老始终朴素而真挚的话语里，我读出了相同的东西。无论作画还是做人，谭老都在继承者父亲的传统，就像他的画一样，始终流露着与世无争的自然之美。 

来源：中山商报 2008年11月18日 记者:冷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