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文脉”丛书作为打造大湾区人文地标城市的重要部署而策划的重点出版项目，旨在深度挖掘、研究及传承香山文脉及其代表性人物，进一步提升中山的名人文化品牌及活化利用，推动中山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目前，该丛书已出版了《郑观应评传》《吕文成评传》《阮玲玉评传》《黄佐卷》《黄苗子卷》等，以后还会陆续出版其它相关选题的书籍。

这是目前建设大湾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刘斯奋先生在该丛书的总序中所说：“当前，文化自信的确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题中应有之义。大湾区的建设，也正在粤港澳三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地处湾区枢纽的中山，既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更肩负着艰巨的责任。”本人觉得，这套丛书的出版是适逢其时，具有文化积淀的意义，也可以清晰看到，大湾区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关系。

以下，着重谈谈《黄佐卷》。

编《黄佐卷》是一个尝试

感到很荣幸的是，能够为明代香山籍的文史大家黄佐编一部选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黄佐著作很多，名播海内，《明史》有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均有黄佐的名著《泰泉集》的提要，可是，难得一见他的选集，这对于人们认识黄佐是不利的。编《黄佐卷》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黄佐卷》主要依据黄佐的《泰泉集》和《广州人物传》编选出来。内分四卷，依次是诗选、文选、《广州人物传》选粹、两广史地研究。黄佐是文学家、理学家，也是地方志专家，他编纂的《广东通志》等方志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地方志学界所公认的，《黄佐卷》的第四部分选入《广东图经》和《广西图经》（均见于《泰泉集》），可见黄佐岭南史地研究成果之一斑。

黄佐的诗文，主要见于《泰泉集》。在编选诗文部分时，有两点考虑，一是尽量选黄佐作品中比较容易理解的篇目，这是为了普及，让一般读者也能读懂；一是适当选入部分能够反映黄佐在正德、嘉靖年间的某些历史感受的作品，黄佐的这类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较为感性地去理解明代历史，因为这是“第一手的时代感觉”。明代社会的进程正是随着正德朝的败政与嘉靖朝的乱政而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黄佐获得功名在正德、嘉靖交替的时刻，而且目睹了整个嘉靖朝的始末，他的“当时感觉”是很珍贵的。在《黄佐卷》的前言里专门有一节讲“黄佐眼中的明史”，也是出于这一考虑的。

黄佐的诗歌有家国情怀，这是很突出的一点，而且还含有一定的史家意识和政治眼光；同时，他将“格物致知”精神融化到诗歌的选材和创作之中，别有机趣。黄佐的文章不拘一格，构思幽深却又明白晓畅，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的一些表述理学见解的篇章也写得条理清晰而较易理解。

黄佐推崇程朱理学，比他年长的另一位岭南哲人湛若水也尊奉程朱理学。这样的立场，决定了不论是湛若水还是黄佐在跟当时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当面论辩时会“擦出火花”，他们三人互为好朋友或忘年交，论辩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不过，心中有立场，不盲从，不随意附和，湛若水、黄佐也显示出岭南人的气质和风范。这是明代理学史上的一段千古美谈，今天知道的人或许不多，所以，也值得提高一点音量来说一说。

黄佐的《广州人物传》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岭南人物合传”。这个“合”字，有两层意思，一是汇合了自汉代至明代的岭南著名人物的可以彪炳青史的事迹，一是汇合了岭南籍人物与非岭南籍的入粤人物的事迹。书名中的“广州”不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概念，而是泛指“粤地”。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黄佐的岭南文化观是通达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要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广州人物传》是必读的书，如同必读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样。

黄佐写人物传，要言不烦，每一篇字数不多，信息量不小，读起来可以很轻松，却又获益良多。

明代理学“第一方阵”人物

本人曾经在《岭南文学艺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一书中介绍黄佐：“黄佐是活跃于明正德、嘉靖年间的著名经学家和方志学者，撰有《广东通志》七十卷、《广州人物传》二十四卷，以及《香山县志》《罗浮山志》等。他又是一位颇具个人风格的诗人，《粤东诗海》评其诗风是‘体貌雄阔，思意深醇’。他还被誉为‘粤中昌黎’，即视之为广东的‘韩愈’，地位崇高。”可以说，黄佐的“文史大家”的声誉是历时性形成的，不是某个时段才被“赋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泰泉集”的提要中评价黄佐：“粤东风雅，自南园五子之后，至佐而一振。”

黄佐与王阳明的交集，源于一段难得的历史机缘。原来，黄佐有一位同窗好友叫梁焯，是南海人。嘉靖初年，黄佐与梁焯在杭州相遇，彼时，梁焯已经是王阳明的门人，他做中介，引领黄佐由杭州去绍兴见王阳明。黄佐跟王阳明见面后有所论辩，这是《明史·黄佐传》有记载的。黄佐的《答王阳明书》更为值得注意，信中以王阳明为自己的师友，言辞亲切。从信中得知，王阳明曾写信给黄佐，并赠送王氏《家传》及新刻的《传习录》。黄佐在信里说：“执事之致良知者，就偏箴切，真所谓良药也。佐亦颇有所知，惟恐知而不行，有负明训，但病不能躬诣台下请教耳。”从语气看，此信似乎写于黄佐与王阳明在南方见面之前，原因是黄佐病了，暂时不能践约。如果《庸言》所记黄佐之言属实，则黄佐所说“予往见”是在这封信发出之后、黄佐病情好转之时。黄佐在理学方面与王阳明多有往还论辩，于明代理学史而言，洵为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他们的交往，说浅一点是对黄佐的思辨有所刺激，说深一点则是促进了黄佐对“致良知”学说的反思，以至于到了王阳明的晚年，黄佐在《答王阳明书》里仍然对“知而不行”有深重的忧虑，其实是对“致良知”学说的片面性依然有所批评。

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专立“泰泉学案”，高度肯定黄佐的成就，他认为黄佐治学“以博约为宗旨。博学于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约之以礼，归其根则千枝万叶，受泽而结实者也。博而反约于心，则视听言动之中礼，喜怒哀乐之中节，彝伦经权之中道，一以贯之而无遗矣。盖先生得力于读书，典礼、乐律、词章，无不该通，故即以此为教。”黄宗羲关注黄佐，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位广东籍的朋友韩上桂，韩氏对他说：“吾乡黄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读其集乎？”可以想见，黄宗羲是读了《泰泉集》之后方知道广东原来有这么杰出的学者，以至于要为他撰写学案。能够进入黄宗羲的视野，说明黄佐在明代理学领域是属于“第一方阵”里的人物。

这些都是“历史定评”。

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

说实在的，黄佐在今天的知名度似乎不如岭南的其他明清大家，如陈白沙、湛若水、屈大均、陈恭尹等；甚至同属香山籍，近代的苏曼殊的名气也似乎远远超过明代的黄佐。这与黄佐著作的普及程度不如上述诸人不无关系。

有一点要强调，不要以为黄佐是香山籍，是属于香山的，其实，黄佐一生有很多时间是在广州，他就是出生于广州的，他在广州教书，在广州将父母合葬于白云山，所以说，黄佐也是属于广州的，属于广东的，其影响是远超岭南的，以至于当年在浙江守孝的大哲学家王阳明是先知其名而后见其人的。

以黄佐的历史地位和所取得的多方面显著的成就，说他是一位今天仍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有充足的依据。随着《黄佐卷》的出版，普通读者也能够方便读到他的作品，增加对黄佐的认识，加深对岭南文化的了解。

来源：中山网   2023-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