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红十字运动

    来源：光明日报2006-01-06

    红十字运动导源于西方。1863年2月9日，“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促成“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的成立，标志着红十字的诞生。次年在日内瓦召开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签署了《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红十字运动由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当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时，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闭状态，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红十字才走近中国，当时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华组织红十字医疗队，要求赴军营效力，被天津地方官拒绝。看来，没有舆论准备，没有启蒙宣传，红十字运动不可能迅即被中国人所接纳。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不可或缺。有识之士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孙中山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功不可没。
　　孙中山在中国红十字启蒙运动中的贡献，主要是翻译出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书，这是孙中山先生惟一的一部译作。1896年，伦敦蒙难获释后的孙中山，利用英国图书馆、博物馆便利的条件，博览群书，寻求救国之方。这年冬天，他与伦敦红十字会的柯士宾医生“往游英君主云塞行宫，得观御跸之盛”。其间，柯士宾告之，他著有《救伤第一法》一书，已译有法、德、意、日四国文字，希望孙中山将该书译成中文，一方面“以呈君主，为祝六十年登极庆典之献”，另一方面“其有裨于寄英宇下之华民，良非浅鲜”。（孙中山：《〈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8页）孙中山欣然接受柯士宾的请求，很快译毕，次年春夏间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此书之旨，乃示各人略知救伤之法，俾遇意外之事可即行设法施救，而补伤之人由此可保性命于危急之顷，并解痛楚于医者未至之时”，它是一本教材，所述内容为“通行之知识”，即红十字会员必须掌握的现场、初级救护的基本方法、技能。全书共六章，图文并茂，言简意赅，剖析精当，被孙中山誉为“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这本译著虽在海外出版，但在国内具有相当反响，1904年3月5日《申报》社论就评论说，“孙文所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颇有用。”（《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申报》1904年3月5日）这说明这部译著在1904年3月以前就已传入国内，对红十字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
　　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红十字会因救伤瘗亡功勋卓著而声震遐迩，举世瞩目。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争取新政当局“立案”，1912年2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致电“北京临时政府袁及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吁请“维持保护”。孙中山表示大力支持，2月23日，他特电黎元洪，嘱“准予立案”，并对红十字会救伤葬亡功德高度赞扬，电文说：“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伟。复经日本有贺氏修改会章，已得万国红十字会公认，嘱予立案等因。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表彰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复黎元洪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页）2月28日，内务部正式为中国红十字会办理了“立案”事宜。中国红十字运动在孙中山的直接关怀之下，平稳过渡，步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孙夫人宋庆龄组织番禺红十字会10余人组成救护队，随孙中山进行战事救护，并遵章加入中国红十字会，亲自担任南海、番禺、顺德分会联合会总裁。孙中山欣然为番禺红十字分会题写“博爱”二字，以示表彰。这个题词载入红会史册，并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中恒久发挥作用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