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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广州日报2006年05月27日





    广州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的一个角落，坐落着两栋黄色的三层小楼。高架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日夜不停地轰鸣着，而它则在街道的这一边，安静地伫立。

　　位于闹市，却又遗世独立。这座颇有气质的建筑有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大元帅府。

　　它跟孙中山先生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孙中山的一生里，一共发动过10次大的武装起义，而广州是孙中山进行革命实践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革命遗迹共有四十多处。它们其中的大部分，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消失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四五处。大元帅府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今年5月，经过长达两年整饬的大元帅府重新开门纳客。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却终究留下了完整的“躯体”。如今前来参观的人一批又一批，它终于不用再在高楼环伺中独品落寞。

　　走近它，阅读它，你会惊讶地发现，在它看似朴素的外表下，曾经孕育着的，是一股多么强大的、震惊世界的能量……

　　始建于1907年的大元帅府，今年99岁。

　　1907年，清光绪丁未年，那个时候“大元帅府”是做什么的？孙中山后来又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做大元帅府？在大元帅府明亮通透的房间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黎显衡将尘封往事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

　　

　　

    全国第二大水泥厂

　　



　　大元帅府的最前方是一座门楼，它的最上方悬挂着一个巨大的牌匾，上书四个大字“大元帅府”。向前走近几步仔细端详，会发现这个牌匾后面居然藏着一块石碑。仔细辨认，可以看出它上面镌刻的是这样几个字：“广东士敏土厂”。

　　广州大元帅府，它的前身是一座水泥厂。是当年全国第二大水泥厂。1907年，清政府虽然在政治上仍趋保守，但在经济上却已经开始着意改革，兴办实业。两广总督岑春煊引进德国克虏伯机器设备，选择在广州的河南兴建了一座水泥厂，之所以选址在此，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另外一方面，还因为当年这里盛产灰石。这些灰石质地优良，适合制造士敏土。可别小看这个水泥厂。当年它的规模仅仅次于天津直隶开平水泥厂。所谓的“士敏土”，其实也就是英文水泥cement的音译。

　　走进大元帅府，在北楼的墙上镶嵌着一块“求是”石碑，这也是当年水泥厂留下的一件文物。据说是由曾先后任该厂会办、总办的刘麟瑞撰写的。碑文曰：“实事求是。夫求是之道，贵实事，尤贵虚心。”

　　翻阅当年的老照片，漫无边际的荒野上很突兀地出现了一排开阔的厂房，而两栋西洋风格的黄色小楼则孤单地伫立一隅。无论是这块碑，还是两栋小洋楼的“气质”，实在是和“水泥”，还有当年那片杂草丛生的荒野有点格格不入。似乎冥冥之中，它们早就知道自己在未来将会担负更重要的使命。

　　



    孙中山两进大元帅府





　　而这个水泥厂究竟是怎么被一代伟人“相中”，并且两度成为大元帅府？翻阅史料，说法很多，有说是“孙中山亲自征用”、还有的说是“厂主主动捐献”，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

　　黎显衡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罕为人知的资料，这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侍卫叶夏声的一份回忆，而其中有一段有关1917年孙中山如何来到广州的记录，为这个疑问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凡十余舰，船体相连，经汕头数日而抵广州……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本为辛亥四川首义都督，闻讯躬出迎接，督军陈炳琨者，陆荣廷所部师长也，亦随声附和，驻省河南福军司令李福林，自任以所部翊卫，广东士敏土厂长胡毅生，献厂作军府所在地……”

　　那是1917年的中国。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重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为维护《临时约法》，率驻沪海军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但是，当时占据广州城的桂系军阀广东督军陈炳琨，受陆荣廷的唆使，以广州河北无房可用为借口，三番五次加以推诿，不给他安排大元帅府。而此时，河南的拥护力量却在向孙中山招手，当时广东士敏土厂恰好因为经营不善而处于半停产状态，两座办公大楼被闲置下来。厂长自愿将两栋办公楼贡献出来。“很显然，孙中山之所以选中了这里，首先是因为河北的军阀不足以依靠，而河南这边却有相对可以信任的拥戴力量。”黎显衡告诉记者，当年广州的河南，除了这个轰轰隆隆的水泥厂之外，基本上是一片荒野，甚至没有一座桥与珠江北岸连通，出入只能走水路。可是如果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是个优势，“有珠江做天然屏障，易守难攻，比较安全。”

　　这第一次的驻留并未持续很久的时间。滇桂军虽然打着“护法”的旗号，实际的目的却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他们与北洋军阀勾结，很快就背离了护法的宗旨。1917年底，桂系军阀陆荣廷通电北方军阀主和，唐继尧擅自组织“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操纵“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一职，离粤赴沪，大元帅府瓦解，第一次护法运动也随之宣告失败。1923年2月，在上海重整旗鼓的孙中山再次由上海经香港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当时的广州城已是“客军”林立，大小军阀各自为营，情况复杂，原先位于现在中山纪念堂位置的“非常大总统府”又严重损坏。不得已，孙中山只好再次选中广东士敏土厂作为帅府所在地。

　　这一次，经过反思之后的孙中山已经意识到军阀力量不足以信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开始成形，对国民党的改组，确立了国共合作等重要决策，都是这段时间在大元帅府做出的。孙中山迎来了他政治生涯当中，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





    故人远去 遗迹留存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大元帅府旧址被市军管会接收。之后，大元帅府的旧址曾经被做过多种用途。最后在1964年由省农机供应公司使用。

　　几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弹指一挥。昔日的大元帅府，曾经辉煌的门楼不知道何时被拆去，连接南北两座楼房的天桥也没有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文管所首度来这里考察时，大元帅府的北楼是农机公司的办公楼，南楼是宿舍，如同72家房客那样的布局，连走廊上都搭着窝棚住着人。建筑内所有的历史遗迹几乎全部消失。除了我们这些搞文物的专业人员，已经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是大元帅府，曾经有那么多伟大的人物在这里工作生活，在这里做出过一个又一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决策。”

　　广东省文物博物学会会长陈登贵回忆当时的情景，惋惜的感情仍是溢于言表。“好在，大元帅府的整个外在框架还是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这为大元帅府的修复提供了保证。“首先是要让世人知道大元帅府的价值。”农机公司的宿舍开始有计划地从大元帅府旧址撤出，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南楼第三层进行了维修，一个筹备时间紧凑却很精致的展览在1996年开展了。那年正好是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一段时间里，虽然北楼的生产还在继续进行，却经常会有闻讯前来参观的领导和市民。人们说：“原来这里是孙中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你们的展览资料很详实，反映出来的历史很宝贵，大元帅府应该得到保护。”

　　“得到了这些评价，我们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因为我们终于有了把握，楼可以收回来了，大元帅府有救了。”

　　1996年11月20日，大元帅府被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长期的修整，大元帅府纪念馆在1998年正式筹建。

　　今年5月，大元帅府，整饬一新之后重新对外开放。明黄的墙体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更加焕发出一种勃勃生机。

　　站在大元帅府的门楼前，工作人员指着眼前的马路和高架桥的匝道对我们说，“规划已经做出来了，用不了多久，这里还将出现一座大元帅府广场，站在大元帅府，就可以望见不远处的珠江，吹到徐徐的海风了。”

　　一切都将被尽力还原至它最初的样子——孙中山从珠江的石涌口码头上岸，第一次踏足大元帅府时的样子。大名鼎鼎的永丰舰就停靠在不远的江边。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摆在中国面前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帅府往事





　　如果你不了解那段历史，只是在大元帅府里走走停停，你很难想象到，这座看上去如此朴素的办公楼，曾经具有怎样震惊世界的能量。

　　陈登贵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在忽略大元帅府的同时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是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指挥部。日理万机的孙中山在这里筹备改组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筹建了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收回关余、平定商团叛乱、组织北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元帅府时期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转变，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将被改写。 

　　



    筹备改组国民党

　　



　　1923年，大元帅府成立初期，孙中山一方面讨伐沈鸿英、陈炯明，一方面继续派人与前苏联联系，争取外援，并且开始邀请共产党协助筹备改组国民党。8月中旬，孙中山派出了蒋介石、王登云和共产党员沈定一、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前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10月6日，前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应邀到达广州，孙中山聘他为国民党特别顾问，鲍罗廷经常前往大元帅府拜会孙中山，向他介绍苏俄革命的情况。孙中山在与鲍罗廷的交谈中，受到了很多启发，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为排除右翼势力的干扰，孙中山还多次在大元帅府召集国民党员开会，作了《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宣传造成群力》的专题演讲，阐明了“以俄为师”，联俄、联共的方针，强调改组国民党和学习前苏联经验的必要和决心。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草案，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准备工作宣告完成。国民党“一大”开幕之前，孙中山邀请中共“一大”代表李大钊入住大元帅府，共商国事，还邀请张国焘等到大元帅府，征求他们对《建国大纲》的意见。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集军政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出师北伐；统一财政。他宣告护法斗争已经结束，今后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为中华民国打开一个新纪元。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孙中山很高兴，认为从民国十三年开始，下大决心办这三件大事，实为民国以来“最大的希望”。晚上，他还在大元帅府举行宴会，重申当日会议的重要决定，并希望千万年后，也要纪念1月4日的会议。1924年1月20日到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大”，完成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平息闹饷

　　



　　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时期，可谓困难重重。当时因为地方的税收都被各军就地私取，财政未统一，政府机关要依靠国外华侨捐助才能勉强维持。部分将领还自己建立山头，截取了各地税收，又常常借口粮饷不敷，伸手要钱要粮，要枪炮军械、要开拔费，否则就不听调动，不参加东征北伐。有一次，刘震寰、杨希闵煽动伤兵官员一二百人涌到大元帅府闹饷。他们气势汹汹，要求大元帅清还积欠的饷项，他们乱吵乱闹，毫无秩序。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下楼站在台阶上，以诚恳爱护的态度对他们讲革命道理，详细说明当时财政困难的情况，还说：“我身边的卫士，都是同样也欠了好几个月的饷银没有清发。这并不是对你们的歧视。我希望大家以革命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不要受人唆使……”孙中山坦荡的胸怀，诚恳的态度，使伤病员们为之感动，到了最后，他们居然纷纷向孙中山先生行礼致敬，表示服从训令，随后自动散去。一场闹饷风波就这样被平息了。

　　



    受鼎北上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北上商量国事。孙中山为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决定接受邀请，到北京去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他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国共两党和全国民众团体的支持。中共广东区委协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组织各界民众两万多人集会欢送。11月10日，广州96工团选出代表一百多人列队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赠献银鼎，上面还有“定鼎中原”四个大字。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离开大元帅府赴天字码头登轮北上。不久因操劳过度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