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州日报2006年05月27日


    帅府印象 清廉之风


    走进大元帅府，扑面而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寂静。
　　“其实平时人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周末，有集体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还经常有一些老人家。”大元帅府工作人员说。
　　穿过刻有“五蝠捧寿”的门楼，走过一段麻石板铺就的路面，就进入到了大元帅府的官邸——北楼和南楼。一切都尽量按照当年的历史原貌呈现，武器室里一排排的兵器、士兵寝室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被褥、会议室里空荡荡的坐椅和泛黄的报纸……走走看看，你会不经意地在某个角落窥见一个个“熟悉”的身影：眼神凝重的孙中山、安详端坐的宋庆龄、正在伏案工作的胡汉民……在阴雨天黯淡的光线下远远地望过去，他们呈现的只是一个并非特别清晰的剪影，偶尔有风从阳台掠过，还可以看见他们被风吹得略为浮动的头发。
　　一切都似乎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姿态。
　　在南楼三层的东北角是孙中山的办公室，室内陈设简单，除办公桌，一张转椅、两张给客人准备的坐椅，唯一的装饰物就是一张大幅的中国地图了。清廉之风，宛若拂面。
　　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副会长陈登贵告诉记者，这里的一切，都按照当年孙中山身边卫士的回忆，尽量恢复其原貌。“我们让他们分别来画出自己记忆中的大元帅府，结果惊人地相似。”
　　这样的一段记忆，也许在这些卫士的一生当中并非占据了太长时间，却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烙刻上不可磨灭的印记。根据他们的回忆，孙中山几乎是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救国救民的事业，工作上严要求，生活上低标准。星期天他总是要到广东大学（今鲁迅纪念馆馆址）演讲，本来备有汽车，但为了节约，经常不避劳苦，改乘小电船过江，再沿着东堤二马路步行前往。当年珠江南岸还没有自来水，庶务主任陆华显准备从北岸将自来水运来，供给孙中山和夫人饮用。可是孙中山说，珠江南岸居民不少，都是饮用井水或河水，我们与他们有什么两样？就不要劳民伤财了。
　　孙中山平时的饮食也是相当简单，早上甜品一碗，午、晚膳青菜、蒸鱼、炒蛋一小碟，不备羹汤，不备杂食，不抽烟，不喝酒。有时候他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也只是吩咐厨房弄点稀饭或者粉面充饥。北上临行前两天，恰好是孙中山五十八岁的寿辰，大元帅府卫士队长及副官等文武官员建议为他祝寿顺便饯行。孙中山说，敌人不消灭，食也食不安乐，做什么生日呢？敌人消灭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做生日。大家苦苦恳请，孙中山最后勉强答应，但还是一再嘱咐要节约，切不可铺张。孙中山最后的一次寿宴就是在大元帅府举行的，只是比平时多加了几个菜，但是孙中山破例和大家举杯共饮了一杯酒。散席后，他又匆匆地回到办公楼，继续批阅文件、处理公事了。
　　

    一个人的博物馆
　　

    近百年的历史，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痕迹，可是在采访中我们遗憾地发现，想在今天的广州寻访一位当年孙中山年代大元帅府的见证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一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参加过文物普查的工作人员无奈地告诉记者：那些曾经护卫孙中山左右的卫士们，在我们当年采访时都已是近八旬的老人家，现在还想找到他们，恐怕很难。
　　但是永远不要低估记忆的力量。
　　当87岁的潘景晴用干瘦的双手握紧钥匙，打开“博物馆”的大门——一间属于她自己的博物馆——向我们展示那里面埋藏的，对她弥足珍贵的一段记忆的时候，我们也终于找到了一直在苦苦寻找的东西。
　　这几乎是广州首屈一指的“私人博物馆。”它隐身于海珠北路的一座普通小楼里。它的主人潘景晴是当年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第一师以及在大元帅府任副官的张猛的遗孀。从1994年开始，潘景晴就开始一点一点地打造这个属于她和张猛的私人记忆仓库。“他生前一再叮嘱我要妥善保存好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一定要做到。”
　　跟着潘景晴走进这个面积不大的“家庭博物馆”，午后的阳光正斜斜地射进房间，照亮了一屋跳动的微尘。在这个大概有300平方米的私人住宅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占满了半边墙壁的老照片，潘景晴和张猛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历史印记清晰可见。这里有孙中山和张猛等文武军官在黄埔军校的合影，有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猛的大幅照片，有夫妻两人同何香凝，宋庆龄、李济深等名人的书信往来，还有徐悲鸿、沈尹默等艺术大师的墨宝……几多传奇、几多情深的历史风云，就这样同一对夫妻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
　　听说我们是为了解大元帅府的情况而来，老太太说了句“稍等片刻”，就隐身到了“博物馆”后方一座堆满了资料的小房间。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几叠泛黄的资料。“希望可以对你们有所帮助。”
　　这是张猛追随孙中山的回忆录。如何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骑兵科，与叶剑英同为校友；如何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第一师当上一名副官；如何在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跟随叶挺冲锋陷阵，保护宋庆龄安全脱险……而提到大元帅府的时候，张猛总是习惯叫它做“大本营”。他在回忆录里这样说：“……其简单情况，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大本营的三楼才是先生的办公室和住房，办公室同时也是会客室，孙先生办公和会客都习惯坐在同一张转椅上。在写字柜左侧和右前侧各有沙发椅一张，是招待客人坐的……孙先生的办公室只有勤务兵一人，卫侍副官黄惠龙、马湘、邓彦华、高中宇、黄民生等一至两个轮流值班，就坐在骑楼的两张藤椅上……孙先生的工作非常繁忙，要见孙先生面谈的宾客，都是预先约好，得孙先生指定时间才能来见的……”
　　看着我们很认真地翻阅资料，潘奶奶露出了很满意的笑容。潘奶奶告诉记者，建这样一个博物馆，首先是因为自己和老伴儿这大半辈子确实积攒了不少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希望可以给它们找个地方好好地“睡觉”，后人一旦有需要也可以马上找到。另外，她也希望可以用事实来说明，我们国家从辛亥革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其间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为之捐躯，我们一定要珍惜，要铭记。经常会有来人慕名而来，有中国人，也有很多外国人。潘奶奶总是喜欢亲自解说，虽然连续数小时不停地说话，对于她这个年纪的老人是吃力的，可是她喜欢。“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情况。”每看到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潘奶奶就会讲一个动人的故事，而每到这个时候，她的眼睛就会泛出快乐的光芒。
　　潘奶奶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给安排得满满的：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到各地给青少年宣讲爱国主义。她还练就一手好书法，楷书、行草和扇面书法样样拿手，写出来的字体秀丽端庄、妍美流畅。看着在这座忙忙碌碌的城市里，还有这样的一位老人，在如此执著地守望历史、珍藏记忆……我们怎么能不被她感动呢。


　　孙中山在广州其他足迹遗址


　　中山大学怀士堂
　　在中山大学的老建筑中，绿树掩映中的怀士堂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第二次访问当时的岭南大学，在这里向岭南师生发表演讲:“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之后，孙中山到黑石屋与岭南大学师生谈话时，抨击英、美干涉中国内政的炮舰政策。
　　怀士堂是由美国辛辛那提工业家史怀士捐资兴建，1915年建成。在怀士堂大门上方两侧镌刻有篆书“怀士堂”三字及孙中山在此演讲的题目。
　　离怀士堂不远，就是黑石屋。1922年6月18日，宋庆龄秘密来到岭南大学，住在大学副监督（相当于副校长）钟荣光的寓所黑石屋内，次日从此地赴香港。


　　中山纪念堂
　　中山纪念堂原址是清代督练公所，辛亥革命后改为督军署。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出任非常大总统时在此设立总统府。据介绍，那时的总统府也不过是数间平房。而孙中山则住在越秀山上的寓所里。1922年6月16日，总统府及越秀山上的孙中山寓所被陈炯明部队炮火击毁。
　　中山纪念堂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而设计建造的，设计者是吕彦直。中山纪念堂于1929年1月动工，1931年11月落成。中山纪念碑亦为吕彦直所设计。碑高37米，碑正面刻有孙总理遗嘱。碑内沿螺旋形钢梯直达碑顶，可俯视纪念堂全貌。


　　中山图书馆
　　孙中山决定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以推进国民革命后，于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其“三民主义”。1924年2月至5月，孙中山在原广东大学西堂向国民党员讲演“三民主义”，还未讲完即应邀北上。原广东大学西堂即是现在的中山图书馆一带。不过在“文革”后，中山图书馆建新馆时这里的原有建筑全被拆除。


　　为大元帅照相


　　在大元帅府流连，会经常看到一幅熟悉的照片，孙中山身着天蓝色的大元帅服，身板挺得笔直，目光凝重地望向前方——这是孙中山一生当中，唯一的一张身着元帅服的照片。“孙中山是很少穿这身衣服的。”大元帅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凝视着照片这样对记者说。因为，在先生不长的一生里，当“大元帅”的这段时间，可谓是命运最为多舛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个“大元帅”真的是有名无实的时候居多。不过，说起这张照片，还有个有意思的故事。根据当年的摄影师蒋元培回忆，在1923年2月，孙中山平定陈炯明的叛乱之后，在广州重任大元帅。在十八甫的真光公司照相部工作的蒋元培被通知前往大元帅府拍照。“2月21日，师傅领着我，一大早就动身，背着装有外影机的行囊，从十八甫步行到天字码头，再乘船到对岸，到大元帅府。到了那儿，一位军官招呼我们说：‘大元帅请你们先坐一会儿。’于是，我跟师傅抓紧时间，选择拍照的背景，把镜头对准了大门口梯级的左侧。随着一声‘大元帅到！’，我抬头一看，只见孙中山先生神采奕奕地从南楼大门拾级而下。他身穿元帅服，头戴黄丝穗缀顶的大元帅帽，戴着手套，仪表威武，目光炯炯。他看见我们，亲切地招手问好，然后还风趣地跟我们说：‘我平时指挥别人，现在我全听你们指挥了。’”
　　“师傅向我示意，我迅速打开了镜头盖，装上胶卷。师傅走上前，请先生略把身子转向左侧，脸向正前方。先生准备好了。师傅吩咐我开拍。我全神贯注，屏息静气，‘咔嚓’一声，拍下了孙中山先生威严而睿智的形象。”

　　撰文 金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