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2006-11-13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思想领域都有重大的理论建树。他的思想领航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纲领；同时,他的许多思想还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发和激励。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此文,深切缅怀这位伟人,继承和弘扬其革命精神，发掘并光大其思想价值。
 　　一切思想家都是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回答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因而这些回答一般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与此同时,因其思考比常人要深远得多,故其中的若干范畴、命题、观念又常常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甚至具有永恒的意义。孙中山是活动于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振兴而奋斗。他的思想既领航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纲领,同时,他的许多思想也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拟以思想的现代价值为视角,阐述孙中山社会经济思想中的几个问题。


    一、民生史观 


　　人类创造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又不断产生新的问题的历史。在所有问题里边,最大、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孙中山认为是民生问题。他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什么是民生?孙中山有过许多解释,但其核心都归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他说:“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他进一步解释道:“人类生活的程度,在文明进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满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说是半死不活。所以第一级的需要,是人类的生活不可少的。人类得了第一级需要生活之外,更进一步便是第二级,这一级叫做安适。人类在这一级的生活,不是为求生活的需要,是于需要之外更求安乐,更求舒服……得了充分安适之后,再更进一步,便想奢侈。”孙中山将人的生活分为“需要”、“安适”、“奢侈”三个等级,未必科学,但是,他实际上是在说,人的需要是不断增长、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正是人的这种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所以他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 
　　既往和现实的人类社会千姿百态,万象纷呈。孙中山认为:“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这就是说,社会现象之所以有各种变化,各种形态,其根源在于“民生问题”。 
　　孙中山的上述言论反映出他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看法,通称为“民生史观”。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有其直观、肤浅的方面,也有表述不清或不准确的方面,但是,从总体上看,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问世之后,人们对它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人们大都承认,这一学说有其合理内核。了解这一合理内核,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改革、革命,都是基于“民生”问题的斗争,也有助于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专心致志搞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二、调和与互助 


　　在推翻清朝统治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孙中山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但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孙中山则不赞成革命,也不赞成“阶级斗争”。他说:“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又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与“斗争”说相反,他主张调和,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他并且举例说:“欧美各国从这种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发达以后,社会便极有进化,大多数便享福。” 
　　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当旧的社会力量顽固地维护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时,就需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反对以至打倒旧的社会力量,形成适宜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便由此进步、发展。当然,也不能一味地过度夸大阶级斗争。其实,斗争与和谐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矛盾尚未发展到对抗状态,或在非对抗性社会与阶级、阶层中间,采取措施,使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向和谐方面转化,从而创造出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环境,同样会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前进。这种缓和矛盾、化解矛盾,使事物处于“和谐”状态的努力,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调和”。孙中山强调的就是这种“调和”。 
　　在提倡“调和”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倡“互助”。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如其他之动物者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又说:“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发现“物种竞争”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重大贡献。但是,将“物种竞争”之说引入社会,发展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成了为强权者、压迫者辩护的理论。与之相反,克鲁泡特金提出“互助论”,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大量“互助”共存的实例,用以论证人类应该“互助”,而不应该“斗争”。克鲁泡特金的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孙中山的“互助”说显然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 
　　正如“和谐”理论适用于非对抗社会和非对抗性矛盾一样,“互助”理论也只适用于非对抗性社会和非对抗的阶级、阶层之间。孙中山的时代,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自然,他的“调和”、“互助”理论只能是空想。但是,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调和”、“互助”之说就大有研究和提倡的必要了。 


    三、利用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相伴而生,它摧毁了中世纪的小农经济和手工生产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和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但是,它同时又充满血污和丑恶。因此,从资本主义降生人世以后,就同时出现了对它的歌颂、赞美与对它的批判和抗议。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大地缓慢地出现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思想界也就出现了或迎或拒两种意见。梁启超等人认为,资本家是“国民经济的中坚”,中国如果没有大资本家,没有托拉斯集团,就无法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要积极、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而以章太炎和刘师培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刘师培提出:“抵抗资产阶级,固当今之急务。” 
　　孙中山和上述两派都不一样。一方面,他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同时又积极提倡利用资本主义。早在1905年,他在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时就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第二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中国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老路。他说:“近世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孙中山期望以西方为鉴,采取措施,另辟新途,创造出远比西方更高的新社会:“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917年,孙中山制订《实业计划》,这是一份无比庞大的现代化工业计划。在其结尾部分,孙中山说:“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在这一段话里,孙中山除了明确提出要积极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外,还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互相为用”,共同促进世界文明。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具启发意义。 


    四、混合经济 


　　在中国,实行何种所有制形式才有利于经济发展?孙中山研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后,认为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混合经济。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一度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但在国家稳定之后,立即改行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俄国革命的这一转变使孙中山意识到,高度的公有化经济,只有在欧美那样高度发展的国家中才有可能,像俄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说:“照俄国人说,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又说:“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他主张“师马克思之意”,而不主张“用马克思之法”。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实在太低。他说“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孙中山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思想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这一思想有其错误的方面,但也包含着合理性,这就是,中国就整体来说,还是不发达社会,生产水平低,社会财富少,因此中国的急务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基于此,孙中山主张,中国必须实行混合经济。他说:“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认为,国家经营的企业之外,有些企业由私人经营较国家经营更为适宜,就应坚决交给私人去经营,国家不仅予以奖励而且要加以法律保护,并为之排除障碍。清末以来,政府官吏、官办企业常常阻挠民营企业发展。对此,孙中山坚决表示:“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除。” 
　　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积极方面,但也有其消极方面。怎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方面,又最有效地限制其消极方面呢?孙中山提出的办法是“节制资本”。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表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就是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限度,这个限度的警戒线不在于比例大小,而在于能否“操纵国民生计”。对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毛泽东曾给予很高评价,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 


    五、开放政策 


　　怎样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是对外开放,还是闭关锁国?孙中山的回答是前者。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之相应,对外长期处于闭关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更强化了不少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孙中山与众不同,一直主张对外开放。1912年9月,他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上演说:“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之世界甚不相宜……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孙中山是一个有广阔世界眼光的革命家,他仔细地研究过美国西部开发、日本明治维新和南美阿根廷等国的振兴史,认为其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对外开放。他说:“诸君试看日本国,土地不过我中国两省多,人民亦不过我中国两省多。四十多年以前亦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俨然称为列强。全球上能成为列强者,不过六、七国,而日本俨然是六、七国中之一国。他是用何种方法,始能如此?亦只是用开放主义。” 
　　孙中山开放主义的内容之一是募集外资。民国初年,孙中山曾计划以十年时间在中国修建20万公里铁路。当时,中国民穷财竭,不论国家或人民,都无力筹此巨款。孙中山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募集外资”。孙中山总结清政府向外国借债的失败经验,认为其原因在于丧失主权、滥用无度和必须抵押。因此,他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作为民国政府借外债的条件。为了既能大量引进外资、为民族兴利,又能坚决地抵制各种形式的侵略、维护民族权益,孙中山特别重视主权问题。他说:“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为此,孙中山提出,外国资本家在向中国贷款时,不能过问中方用途,不能乘机要求监督中国财政。1913年,孙中山在上海与法国巴黎联合银行代表谈判创办合资银行,孙中山提出的条件是:银行在中国注册,悉依中国法律;董事局全为华人,西人居顾问局;总办十年内用西人,十年后用华人。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国势不如人,财力不如人,在合资银行中,华股必须略占优胜地位。 
　　凡事有利必有弊。孙中山清楚地意识到,引进外资不可能完全无弊,但他权衡轻重,认为利多弊少。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孙中山特别指出,只要措施得当,还可以“避去其害”。1924年,他在《北上宣言》中特别表示,要改变外债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的地位”。 
　　此外,孙中山还积极主张中外合资、共同经营实业,主张引进外国技术和外国人才,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与措施。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孙中山可以称做是提出完备的开放思想与政策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孙中山一生都处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奋斗过程中,历史不曾给他提供实施其开放思想与政策的机遇。   
   (执笔:杨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