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祺：说出一个真实的孙中山

    来源：金羊网 2006-11-06

    文/本报记者区健妍实习生周淑芬

    95岁高龄的中大教授陈锡祺是中国孙中山研究第一人，他称这一研究是他一生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陈锡祺档案
    陈锡祺教授，现年95岁高龄，江苏盐城人。广东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术泰斗、中国公认的当代对孙中山研究贡献最大的人物。
    在近日中山大学特地举办的庆祝陈锡祺教授中大从教60周年系列活动上，95岁高龄的陈教授对记者谈起他一生敬爱的孙中山先生，一脸神采飞扬。他说：“我这一生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为研究孙中山尽过微力。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我知道的讲出来，让你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大家都来学习他的精神。”

一次陪游改变了他一生命运
外国学者一句话刺激他，让他立志研究孙中山

    记者（以下简称记）：什么机缘让您把研究孙中山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陈锡祺（以下简称陈）：我上世纪30年代在武汉大学读书，受当时历史系主任李剑农先生影响，已经对孙中山的研究深感兴趣。但我决心全力去研究孙中山，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1955年，我陪同苏联著名学者谢宁到翠亨中山故居。他告诉我，苏联将在孙中山90周年诞辰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他还向我谈了一些研究孙中山的心得。我当时想，连外国都如此重视孙中山，我们中国人自己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才对啊。此后我就下了决心，并决定把重点放在孙中山的早期思想与活动上。

    记：在孙中山研究未走进学术以前，人们眼中这位伟人是何种形象的？
    陈：1949年以前，国民党尽管对孙中山表示崇敬，出版过一些孙中山的文集，但孙中山并未成为真正的学术课题，一些传记、年谱、著作、资料不够充分，评价上则往往有“神化”倾向。

    记：您深入研究孙中山后，对之前的观点作出了修正吗？
    陈：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主要以孙中山的事业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1957年，我出版了《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这本书。我把自己几年思考过的一些问题作了归纳。例如，1949年之前，旧中国的史家往往机械地照抄孙中山的某些自述，称孙中山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完全确立了“倾覆清廷，创立民国”的思想。我详细对比、考证了各种史料和记载认为，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反清的目标虽已形成，但“建立民国”的思想还没有确立。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正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在甲午战争以前，孙中山初步具有了反清的革命思想，而且在实践方面，已在集结同志，联络会党、防营，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但准确地说，孙中山的革命是从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的。1895年的广州起义，则表示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已经正式用激烈行动来宣布与清政府决裂。从此，他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再无更改。要系统和科学地阐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摆脱之前那种固定神化模式。

    华侨热泪令他坚信研究价值
    “所有民族分裂分子，都是孙中山的叛徒”

    记：当年的一些研究资料和手稿还保存着吗？
    陈：此后十多年，我曾为学生讲授有关孙中山的课程，指导研究生写作有关孙中山的论文，参与主持《孙中山年谱新编》的编纂工作（该书未公开出版，只印了少量油印本）。但由于当时在文化、教育界已经出现“左”倾的影响，我因“专门以资产阶级革命家为研究对象”而受到批判，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手稿也因抄家和搬迁而遗失。

    记：不少人认为，很多有名的历史人物经过这么多年的系统挖掘，已经被研究得七七八八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研究孙中山？
    陈：我想如果我们不系统深入地研究这位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华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重视最杰出人物的研究，因为这些人物反映了国家、民族发展历程最重要的方面。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史，孙中山应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离开了孙中山，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也就说不清楚。
    尽管孙中山逝世已经80多年，但他的威望与影响却与日俱增。研究孙中山，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设一个统一、民主、繁荣、富强的中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多次目睹老华侨参观孙中山纪念馆时热泪盈眶的情景，我相信，在纪念、研究孙中山的问题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够找到很多共同语言，能够达成不少共识。所有民族分裂分子，都是孙中山的叛徒。

    怀着感情也可以研究孙中山
    最佩服孙中山手握大权却不谋私利

    记：有人说您是怀着感情去研究孙中山的，这与历史研究有矛盾吗？
    陈：我觉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人物，带有感情的研究与实事求是并不矛盾。近些年，有些学者提出要对近代人物重新评价，他们觉得以往我们对孙中山讲得太高了，而另一方面，对某些孙中山的敌人应该予以新的评价。我觉得，作为学者，人人有选择课题的自由，同时，以往对近代人物的评价也确实有简单、片面的情况，提出新看法对促进研讨未尝没有好处。但我又认为，在近代，谁代表进步，代表民主，代表中华民族的愿望与前途？毫无疑问，是孙中山而不是他的敌人。所以，总体而言，我不认为对孙中山评价过高，当然，一些具体问题也是可以讨论、商榷的。

    记：孙中山哪一点让您最敬佩？
    陈：我最佩服的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情怀。他作为大总统、大元帅，在广东掌握政权多年，但却没有以公、以权谋私，甚至没有回去大修祖父、父亲的坟，没有给祖屋添一片砖瓦。他在国外募捐，经他手的钱财成千上万元，但他生活却十分俭朴，住的是最下等的旅馆。他逝世后留给妻子宋庆龄的也只是一些书籍及华侨赠送的住宅。你们想想蒋介石、袁世凯这些人，他们简直不能比啊。

    记：回过头看，您觉得毕一生之力研究孙中山值得吗？
    陈：1999年，我在沈建中先生编辑的影集《世纪肖像》写的一句话是“我这一生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为研究孙中山尽过微力”。我知道，我的研究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如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孙中山研究已成为我国人文学科一个繁花似锦的园地，我为此感到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