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
    ——访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邱捷教授

    来源于：中山日报 2006年11月11日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民的支持和自觉参与，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就“孙中山与农民”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邱捷教授。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不到半个月就发动了十几万民军向广州进发，促成广东“和平光复”。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拿起武器组成队伍举着革命党的旗帜，这是一个何等波澜壮阔的场景。邱捷认为，以往学者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动员农民的程度估计过低了。
　　辛亥革命时期，不少人说“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便宜）米吃”，孙中山认为这句话可以作为向群众宣传的材料。如在顺德，革命党人便用“食平米都来当民军”作号召。革命党人建立政权后，一批同盟会员1912年在广州创办的《民生日报》刊登过一首龙舟“劝农夫”：“富者就把地权垄断为圈套，我地农民无奈，就要做佢富家奴……佢坐食安居，为做米蠹；任得我地两餐唔足，子泣妻号……想起番来，真正喺唔公道……此事总因，全在地土，只为地权，全在佢的富豪操。……想话把农业振兴，以边一件为首务？平均地权，乃喺法理最高……”龙舟的作者用粤语、用通俗口语讲民生主义，自然是为了适应向文化不高的农民宣传的需要，应该也考虑到对不识字农民演唱的可能性。
　　邱捷认为，广东的同盟会政权曾实行过限制、打击士绅的政策，但他们在解散民军、清乡、大量发行缺乏准备金的纸币、恢复清朝的苛捐杂税等问题上，又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并没有把农民作为特殊对象的政策，也没有针对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的政策。无论从哪个阶级中都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支持者。但是，农民政策的失误并不是革命失败的主因。
　　众所周知，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动员工农参加革命，这对晚年的孙中山有极大吸引力。1924年孙中山对农民发表演说，公开同情农民的境遇，号召农民“结成团体”、“练农团军”，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反抗田主、商人。他表示，将要“把迄今在地主手中的所有土地转交给农民”，但农民必须首先组织和武装起来。孙中山之目标，既在发动农民以使革命取得成功，同时是在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境遇。但孙中山主要是把苏俄的经验当作一种革命技术来看待的。苏俄顾问一些脱离中国国情的建议和言论，更使曾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孙中山觉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才合符实际。
　　邱捷提到，1923年苏俄顾问鲍罗廷建议“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尽可能地召集数量众多的党员……把这些法令带到农民中去”，以此使千万农民支持战争。但孙中山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办。他认为广东乡村民团为豪绅掌握、而民团又经常参与广东各派政治势力的战事，如果真颁布了这个法令，直接的后果很可能是动员很多民团参与到陈炯明一边与革命政府作战。从实际情形来看，孙中山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邱捷认为，孙中山希望在“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近代中国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始终珍视的“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的平均地权方法，在近代中国也缺乏可操作性。不过，孙中山关于工商发展必然会引起城市地价暴涨的预见，关于地价暴涨产生的财富必须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不能由少数人吞占，以及政府必须对乡村贫穷的居民予以特别的关心与帮助的主张，在今日应该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移风易俗　终生不懈
    ——原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研究员、南开大学图书馆借阅部副主任邹佩丛谈孙中山移风易俗思想与实践

    来源于：中山日报 2006年11月13日


    孙中山是公认的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家，同时也是移风易俗的倡导者，但人们对他的移风易俗活动研究不多。在孙中山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原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研究员邹佩丛对孙中山移风易俗思想与实践做过深入的探究。他表示，孙中山一生努力致力于移风易俗活动，强有力地加速了中国社会风俗的历史变迁，应充分肯定其重要性和社会历史意义。
　　邹佩丛认为，对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的关怀，是孙中山关注移风易俗问题的出发点；而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提供了孙中山反思国民性的标尺。通过综合考察，邹佩丛提出，孙中山移风易俗思想与实践可分为四个时期：即青少年时代的萌芽期；革命时代的发展期；民国初年思想实践的高潮期和其晚年思想的深化成熟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青少年时代，是孙中山反抗传统敝俗陋习的萌芽期。早年孙中山对村民拜神、妇女缠足、男人留辫、纳妾、蓄奴等种种不合理的旧俗提出疑问，并有过一些抗议言行，是他移风易俗思想与社会实践的萌芽。从致郑藻如书、上李鸿章书开始，孙中山的移风易俗思想进入了一个发展期，自此以后，他从国家兴亡的角度来看待风俗问题，这就使其移风易俗的思想观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孙中山移风易俗的思想实践成为现实。这一时期，他的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下令改革具有封建色彩的政风、政俗；废除具有封建等级色彩的社会身份，禁止人口买卖，强调公民的平等权；严禁种、吸鸦片；下令剪辫、禁止缠足，改历改元，力促俗信变迁等，这些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法令与通电，是其移风易俗思想和实践实行法制化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在废除恶风陋俗的同时，孙中山还主张形成新的社会风尚，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自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至1925年逝世，则是孙中山移风易俗思想的深化成熟期，这一时期，他的移风易俗思想与他的学说、主义和建国方略密切交织在一起。
　　综观孙中山一生的思想与实践，邹佩丛指出，重视用制度化的法规来改良风俗，是其特点之一。特点之二是将移风易俗与政治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进行。特点之三将教育与科学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
　　邹佩丛对孙中山移风易俗思想与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虽然孙中山移风易俗思想难免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但其大力主张移风易俗的思想与实践，曾强烈地冲击了古老的中华大地，对民国时期诸多旧风俗的变迁与新风俗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直接的、间接的或者是潜在的影响，其进步性和革命性是十分显著的，影响是深远的，是符合历史和时代潮流的。



    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
    ——访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蕴茜

    来源于：中山日报 2006年11月12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强化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建构，设置革命系列纪念日，其中最多的就是孙中山纪念日。据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蕴茜介绍，这一纪念日由一组时间序列符号构成。如根据孙中山的出生、逝世以及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起义日、就职日等。但是，国民党并不满足于每个纪念日都只呈现一种形式，而要对其进行再“制作”，让每个纪念日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从而使民众在纪念日活动中形成深刻记忆，达到纪念孙中山、宣传意识形态的目的。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便是国民党为推广孙中山崇拜所做的一项举措，它将植树与纪念融为一体，既有效地推动了全国植树造林运动，又在植树实践中推广了孙中山崇拜。
　　陈蕴茜认为，国民党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主要因为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倡导植树造林的政治家。1893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急兴农学，讲求树畜”，以强国家。1915年，孙中山提议以每年的清明为我国的植树节，同年7月北洋政府正式规定清明节为中国的植树节。以后，孙中山还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
　　植树仪式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纪念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达，参与者能够在仪式中对孙中山精神产生强烈共鸣，由此产生“全场悲壮热烈”之效。植树实践则是植树仪式的继续与延伸，一般在植树仪式结束后会举行游行，沿路进行纪念孙中山与号召植树的宣传。植树节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纪念孙中山的意义，更具有实践特征，可以更深入地传达纪念孙中山符号的信息。这一整套仪式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融于其中，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涵化。
　　陈蕴茜说，在全国纪念孙中山、大兴植树造林运动的同时，为突出植树节纪念孙中山的功能，国民党特别将植树节期间所造林称为“中山林”或“中山纪念林”、“总理纪念林”等。中山纪念林在全国各地的出现，折射出国民党推行总理遗教、实现孙中山森林救国的实践卓有成效。同时，它使国民党力图铸就的“中山精神不死”在空间上获得了充分的展示，植树节在孙中山崇拜运动中的象征意义不仅在时间上得到了延伸，而且在空间维度上获得了拓展。这种时间、空间与实践的复合运作，将宣传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技术运用到极至，民众在这样多重复合的强势符号传输中，或多或少地被意识形态化。可以说，中山纪念林是从空间上进一步强化时间的纪念功能，二者构成的特定时空为推行孙中山崇拜提供了纪念场域。
　　植树节在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特别是植树实践与意识形态宣传相结合，比单纯向总理遗像默哀、恭读总理遗嘱等纪念形式更具有现实意义，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护，植树造林成为全国性运动，而孙中山符号也在植树造林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正因为如此，植树节与孙中山精神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遗产。


    科教兴国　矢志不移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高级顾问盛永华谈孙中山科教兴国思想及实践

    来源于：中山日报 2006年11月14日


    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高级顾问盛永华认为，孙中山的科教兴国思想十分丰富，科教实践也很多样，在“科教兴国”列为国策的今天，深入研究孙中山的科教思想及其实践，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盛永华指出，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受到较为系统的近代科学教育，深切感受到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在实践中产生了科教兴国的思想。其中，最早表达孙中山政治见解的《致郑藻如书》，较集中地表达了他早期的科教兴国思想。1894年，孙中山与同乡好友陆皓东赴津投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较系统地表达他们振兴中华的设想，其中就有提倡学习西方近代农业技术的内容。
　　 由于李鸿章既没有接见孙中山，也没有采纳他上书的意见，其提倡科教、实施改良的救国之梦破灭。投身“战争事业”后，孙中山没有放弃其科教兴国的理想。盛永华指出，其科教兴国思想，在他的革命纲领中有明确的体现，如《香港兴中会章程》提出拟“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其提倡近代教育和科学技术，特别是改良农业使逐渐实现农业近代化的思想亦可见一斑。
　　 据盛永华介绍，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尝试一系列科教兴国实践。1912年1月19日，孙中山颁布了第一个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发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当年3月又发布《民国教育部官职令》。这3个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颁布的文件，以法令、法规的形式分别对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教育学制、课程、官职、教学及管理人员、管理机构等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建立了新型学制，开设科学课程，使中国教育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盛永华认为，发展实业是孙中山科教兴国的重要实践之一。根据中国的国情，孙中山认为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首先要发展现代交通，尤以铁路建设为最重要。盛永华还特别提到了孙中山所写的《实业计划》。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落后中国的实际情况，孙中山提出实行开放政策，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机器和熟练技术的工人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