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农历七月八日，我的父亲杨殷出生在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华侨世家。我的曾祖父杨启文因家贫，早年在澳门被卖猪仔去美国做苦工。历时20载，后挖到金矿，发达荣归故里。他在家乡兴家立业，修桥筑路，使贫脊的翠亨兴旺起来，他晚年考上了举人，成了翠亨开村始祖之一。

杨氏是一个大家族，曾祖父有六兄弟。他娶了四个妻妾，生下十男十女。我祖父杨翰川，是启文公的长子，凭父荫，他攻书追求名利，由于屡考不中，郁郁不得志，晚年去世仍是一名秀才。翰川的十弟锡宗，从美国留学归来，当上了建筑工程师，设计过中山图书馆北馆，在国内事业颇有成就，后来还说服了妻子，卖了自己的房子，将款支给杨殷，支持革命。其他的八个弟弟均在美国或港澳经商或成为学者。

翰川中年，尚无子嗣，后续娶一妾，正室才生杨殷，二妈生下一弟熙乐，还有一个妹妹。杨殷是一个孝子，生母死时，他回乡奔丧，从村口一直跪叩到灵堂，这是今人所无的。

杨殷的堂叔杨鹤龄，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挚友，他俩是杨殷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最深。祖父有一个妹妹在石岐南门出家当尼姑，杨殷在县中读书时，常到姑姑庵堂吃斋，姑姑还给他讲了许多洪秀全等革命故事，使杨殷从小接受反清教育。鹤龄叔父更是身体力行，他与孙中山青少年时毁神像、拆庙宇、闹革命的事迹，对杨殷起了楷模的作用。杨殷于1914年在上海行刺袁世凯的爪牙淞沪区警备司令郑汝成便是一个实例。

杨氏家族是一个能接受先进思想的家族。继杨殷之后，杨东伯父的儿子杨日韶、日暲兄弟，杨万胜伯父的儿子杨维学，还有我的堂弟杨少白等均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我母亲李庆梅是香山麻湾(今斗门)人，也是生长在华侨望族。她的几个哥哥都是留学归来的。如五舅父李庆楷，是北京大学教授；七舅父李庆坤，是北京的盐务稽核处处长；八舅李庆余是铁道部工程师。我母是个有文化的人，她和我父亲的结合正是门当户对。但母亲受封建毒害甚深，她27—28岁时，请相士为她看相。相士说她命薄，过不了三十岁。自此，她背上这个包袱，郁郁寡欢，患了肺病，我父亲对她十分要好，父亲常用哲学思想来为她劝解，但她始终放不下这个心病，受尽了磨折，终于在1922年春四弟刚满月就去世了，终成了封建迷信的牺牲品。

我母亲去世后，我留在父亲身边，与二弟民皓在宿校读书，星期天回家或到二叔处，有时由大叔公陈李济药厂少东陈少泉接去过假日，三妹由杨鹤龄抚养。父亲牺牲后，二弟由舅父供书教学。四弟则由继母潘佩贞带回翠亨村。

我的继母潘佩贞是陈李济药广陈少泉二房的养女。自小供书教学，1928年初，由陈少泉作主许配给杨殷做继室，她自小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她和父亲实际上在香港只过了二个月的夫妻生活。

父亲牺牲后，她回到翠亨处住，长年照顾我那瘫痪了的四弟，四弟于17岁时病逝。

从孙中山年代起，杨氏家族便主动支持革命。我父参加革命后，他们也同样支持。

我父亲杨殷的口才很好，虽然说话有浓厚乡音，但讲活大众化，通俗易懂，有很高的艺术性，对高层人物和低层人物都不同，有人说他有政治宣传的魅力。

我们家与孙中山居室是一邻之隔，鹤龄叔公后门与孙家相通，关系非常密切，孙、杨、陆几家就像一家人。孙中山几次回翠亨，都通知大家来欢聚、同照相。孙中山的革命训言也成了杨氏家族的家训。且因受在美国族人的影响，思想上容易接受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故杨殷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所有的亲朋戚友都一如既往，扶持杨殷的革命工作。

父亲参党后，安排堂弟杨标、杨文英、文竹和陆皓东的侄儿晋垣到粤汉铁路工作。他们四人在杨章甫、潘兆銮等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工会，文竹是杨殷的文书，文英是情报特工人员，有一次他干了一件很出色的工作，立了功，杨殷代表组织奖绐他一个刻有“CP”字样的银牌，他一直佩戴到80多岁，死后做了传家宝。

我的父亲曾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他安排了堂兄伯鸣当提犯委员，伯鸣是杨鹤龄叔公的亲侄儿，常为杨殷提供市公安局方面的情报。四·—五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后，反动派与港英政府勾结，把大批政治犯——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引渡回广州杀害。所谓引渡，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工贼、叛徒在香港随踪我党人士，勾结港英警察，将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拘捕，然后审讯，判递解出境，出境就是将“犯人”押上到广州或上海各地的船上，船到目的地，由提犯委员、工贼会同反动军警在码头口把政治犯逮捕，押回市公安局判处死刑。如港英政府认为是重犯，便直接在狱中移交给提犯委员。伯鸣是提犯委员之一，只要他获得提犯的消息，他便立即找到杨殷提供情况，如果杨殷在香港，他就坐早船于下午抵达香港，通知杨殷及时组织营救。营救办法一般是在半途截走。有些重犯，杨殷在聘请英籍大律师辩护后，杨殷通过华人爵士后裔，借到英海军甚至总督游艇，待犯人被押上往广州的轮船，船至珠江时，在海员配合下，营救犯人送到澳门。营救成功后，港督还在梦中呢。

我的伯公杨瑞芝和帝崔哥，在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播宝”和“恰德安”两轮上当买办和管事，他俩常为杨殷送递文件，接送同志来往省港澳。四·一五后，杨殷营救了十多位中央和外省来的同志，因为他们都不会讲广州话，通过谭伯(水上人家)划艇送他们到停泊在白鹅潭上的“播宝”和“恰德安”，在瑞芝和帝崔的掩护下，安全到达香港。

香港有一间泰安栈(即旅店)，是翠亨村附村陈凤楷、陈凤源等兄弟开的，他俩是我们的表伯。清末，清兵三次围村搜捕革命党人，放火把他们住的三门村烧为平地。他们逃到香港开了泰安，后又在广州和上海设有分栈。这不但是我父亲在上海．香港的落脚点，也是大革命前后我党的交通联络站，聂荣臻在广州起义期间就曾在东堤的泰安住过，梁国治和李沛群到上海也是在泰安旅店出入的。

我的堂兄杨高，他的年龄和我的父亲差不多。是在美国和香港经商的百万富翁，他在香港希路道有一座洋房，是我父亲的活动据点之一，杨殷在那里设有支部，省委的领导人在那里开会。一次，杨殷被工贼追捕，就是杨高的管家掩护杨殷脱险的，我父为了革命，曾向杨高借了港币数万元，是为广州起义筹备和安置起义后来港人员用的。我父牺牲后，杨高回到乡下，把我家后花园的六七条防洪基石搬走，其目的有二：一是怕反动派说他借款支持杨殷，二是怕留尾巴，他的后代向杨殷家属迫债，故他对村人说：“杨殷欠我的渍，我搬走他的防洪基石抵债，今后，两不相欠了。”其实，这几条基石那能抵得上数万元的债款呢。

借款给我父亲支持革命的尚有何东的儿子侄何世光等香港上层人物。他们和我父都是香港英文书院读书的同学，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的姑丈张克清在九龙海关工作，经我父的教育，他利用关检的职权，掩护我党情报人员偷运武器过关，父亲的交通员李少棠就是用父亲特制的夹层皮箱，携带文件、短枪和手榴弹过关的。父亲牺牲后，张克清悲痛之余，还为我的前途着想，在海关为我选了贫苦出身、品格兼优的丈夫老崔，可谓对我关怀备至。

李少棠是香港早期党员李义保的二姑姑，她是个受尽封建制度压迫的青年寡妇，我父不但从思想帮助她挣脱封建迷信的禁锢，而且把她从一个普通女工教育成秘密通讯员，还培养她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父还通过她的关系，在她的姐姐办的教会明德女子学校设立信箱。当年，教会的信箱敌人是不敢检查的，在我父的统战工作教育下，李家大姐为党设立了信箱，便成了安全通讯站，许多中央和省内党的组织文件直接寄到这里转移到杨殷手里。

这里，我还要谈谈杨股与陈李济药厂的关系。杨家和药厂陈少泉是世交，陈少泉和我祖父翰川是好朋友，后来，少泉把养女佩贞下嫁我父，由好友变成姻亲。这主要原因是杨殷对陈少泉的教育，经常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故在四•一五的紧要关头，陈少泉能挺身而出，保护党的组织。我是在陈家见到王平民叔叔的。王平民是勤工俭学留法学生，湛江地区人，他和周恩来总理在法国同时入党，王平民在四·一五后病倒，能住在陈少泉家养病，实际上是杨殷通过统战工作，把情报站的负责人放在陈家掩护之下。而且，当年陈少泉是药厂的少东，对杨殷在药厂工人中开展工作是采取只眼开只眼闭的不闻不问的态度，这确实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扶持革命者。

我九岁母亲去世，那年秋夏间，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年底，他去苏联，回来给我讲了许多苏联人民解放的故事。以后，他工作很忙，很少在家，但我常以有这样的革命父亲为荣。父亲对我很严格，但又很慈爱。有一次，我舅父从北京托人带了一只金华火腿回来。从顺德调来我家工作的平姐告诉我说，明天有火腿吃，我到厨房问何权叔两次。第二天，我起床来不及洗面，便问权叔是不是今天午饭吃舅舅送来的火腿。权叔说，昨天晚上很多人来开会，全吃光了，剩下的骨头煲了粥。我听了有点不高兴。后来，父亲知道了便教育我一番，此后，我就不再小气了。

我常见来我家开会的同志抽烟，又见父亲写文章时咬着雪茄烟沉思，觉得很好玩。一天乘父亲不在家便在客厅取了一支香烟学抽，平姐生我的气说：“你父亲如回来见到你抽烟一定不能饶你!”不想，果然父亲回家来了。我便把烟收在背后，父亲发现我的异样，便叫我转过身来，我转身时拿烟的手仍是放在背后的，全被父亲看见了，他又好笑又好气，然后问我烟好不好抽?我知道已被父亲看穿，只好拿出来放在烟灰缸里。父亲并没有大声责骂我，而是慈祥地把我拉到他坐着的皮沙发身边，耐心地告诉我吃烟的坏处，还告诉我大人吃烟是不得已的事。此后，我再也不敢去碰烟了。

有一次，二婶给我做了一件花碌碌的长衣，我穿上了，觉得很好看。父亲回家看见，就问我谁给我穿的，我告诉他后，他就说：以后叫二婶不要做花碌碌的衫了，穿着朴素大方才好。”

广州起义前夕，父亲很想见我和弟弟，陈少泉洞察到他的心事，便嘱药厂工人把我和二弟从宿学校接回陈家。但父亲因为准备起义，工作十分繁忙，又怕我姐弟缠住不放，便想了一个办法，在陈少泉开烟局的小阁楼上通过小花窗，从镜子的反影来看着我姐弟俩吃饭。第二天，少泉的妻子问我们，有没有见到父亲，我说，几个月没有见他了，说着，眼睛都红了。引得她们哈哈大笑，指着阁楼说： “昨天下午，你爹不是看着你吃饭吗?”我急忙走上阁楼去，但是，阁楼哪有父亲的踪影呢?

1928年暑期，形势更加恶劣，成年人活动十分困难。我也当上了交通员，他常叫我把密写的作业送给他的文书陈志远，我手挽藤制书包，来往于港澳之间，从未引起过敌人的怀疑，每次都按照父亲的安排完成任务。

同年5月，他离开广东去莫斯科出席中共中央“六大”，听他说过跨越国境线时是打扮成江湖卖药佬来回的。“六大”后，他回来过一次。我因为几个月没有见他，他告诉我说去游杭州，带给我一张西湖划艇的小照片，还带回一块浮水的西湖石，这就是他最后给我的东西了。

由于我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人面广，不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和右派，三合会黑社会中的绿林好汉、联义社，致公堂等等组织中人，他都认识。党建立初期，组织遇到的麻烦事，都经他及时解决。

1924年，杨殷便负责党的情报工作了。我记得我时时随父亲去国民党广州第十区党部，有一个欧阳峰伯伯，原是佛山饼业工会主席，父亲把他调来做情报工作，他每天挑着自制的饼，由西关担到城里头(即今中山五六路一带)，搜集情报。

我的伯父杨琛如，住在榨粉街。他家中放着许多我父亲化装用的衣服、帽子、胡须等物真是应有尽有，伯父琛如是同盟会元老，没有人敢动他分毫，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由继母掩护，陪同到琛如家，住了几天，待风声没那么紧才化装由我继母陪伴去香港的。

就我所知，我父的交通联络站有下列多处：麦栏街、海味街4号、榨粉街、曾伟家、高第街和文德北路荣庐。

麦栏街联络站聚集的人比较多，邓中夏、王平民、陈志远与李少棠在这里活动。杨殷化名“李荣”租来房子。这里陈设简单，只有几把藤椅和两张桌子。

潘兆銮是西区工代会主席，他常来找父亲密谈，他穿着白鞋白西装，戴草帽，一色日本装的打扮。

少泉有一个出嫁养女亚花，他夫妇在禺山市场开柴店，杨殷在柴垛中心搭起房子，放置办公桌在里面。四·一五后，父亲常在那里开会和写文件。

父亲牺牲后，我很久都没有接到他的信，想念他的时候，我就拿出他最后给我的信看，反复地看，信的内容是勉励我努力学习的，他说：学习得来的学问，是自己的东西，家财是身外物，只有文化科学知识，是自己永远拥有的，你要记住。金钱是身外物……。”

过了几个月，二叔、二婶，姑丈慢慢向我透风，使我有了思想准备，然后才告诉我，父亲牺牲的消息是陈凤源兄弟通过广州泰安栈送来的。父亲牺牲的前夕，在狱中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士兵和狱卒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感动了他们，为他传出了给我的绝笔书。他们后来还为父亲、彭拜、颜昌颐、邢士贞建了一个合葬的墓。墓上树了块碑石，上写“龚四君之墓”。

我听了二叔婶和姑丈张克清讲述我父亲的狱中斗争和革命到底的精神，抹干了眼泪，为我的父亲献身革命而挺起了胸膛。

(据1962年12月12晚、13日、1978年5月24晚，26晚，1991年6日、1992年4月等采访记录整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