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四章以七事为证

题名：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四章以七事为证
撰写时间：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
原载：	据孙文著《建国方略》手书改正本，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实业计画（物质建设）》插图则自各版本中选用
出处：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全文：	第四章　以七事为证前三章所引以为“知难行易”之证者，其一为饮食，则人类全部行之者；其二为用钱，则人类之文明部分行之者；其三为作文，则文明部分中之士人行之者。此三事也，人类之行之不为不久矣，不为不习矣，然考其实，则只能行之，而不能知之。而间有好学深思之士，专从事于研求其理者，每毕生穷年累月，亦有所不能知。是则行之非艰，而知之实艰，以此三事证之，已成为铁案不移矣。或曰：“此三事则然矣，而其他之事未必皆然也。”今更举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为证，以观其然否。　夫人类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几何年代，而后始有建筑之学。中国则至今犹未有其学。故中国之屋宇多不本于建筑学以造成，是行而不知者也。而外国今日之屋宇，则无不本于建筑学，先绘图设计，而后从事于建筑，是知而后行者也。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绘图设计者为外国之工师，而结垣架栋者为中国之苦力。是知之者为外国工师，而行之者为中国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至表面观之，设计者指摇笔画，而施工者胼手胝足，似乎工师易而苦力难矣，然而细考其详，则大有天壤之别。设有人欲以万金而建一家宅，以其所好及其所需种种内容，就工师以请设计。而工师从而进行，则必先以万金为范围，算其能购置何种与若干之材料，此实践之经济学所必需知也。次则计其面积之广狭，立体之高低，地基之压力如何，梁架之支持几重，务要求得精确，此实验之物理学所必需知也。再而家宅之形式如何结构，使之勾心斗角，以适观瞻，此应用之美术学所必需知也。又再而宅内之光线如何引接，空气如何流通，寒暑如何防御，秽浊如何去除，此居住之卫生学所必需知也。终而客厅如何陈设，饭堂如何布置，书房如何间格，寝室如何安排，方适时流之好尚，此社会心理学所必需知也。工师者，必根据于以上各科学而设计，方得称为建筑学之名家也。今上海新建之崇楼高阁，与及洋房家宅，其设计多出于有此种知识之工师也，而实行建筑者皆华工也。由此观之，知之易乎？行之易乎？此建筑事业可为“知难行易”之铁证者四也。　民国七年十月，上海有华厂造成一艘三千吨大之汽船下水，西报大为之称扬，谓从来华人所造之船，其大以此为首屈一指。然华厂之造此船也，乃效法泰西，借近代科学知识，用外国机器而成之也。按近日在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地之外人船厂，其工匠几尽数华人，只一二工师及督理为西人耳。所造之船，其大至万数千吨者，不可胜数也。要之在东方西人各船厂所造之船，皆谓之华人所造者，亦无不可，盖其施工建造悉属华人也。作者往尝游观数厂，每向华匠叩以造船之道。皆答以施工建造，并不为难，所难者绘图设计耳；倘计划既定，按图施工，则成效可指日而待矣。去年美国与德宣战，其第一之需要者为船只之补充，于是不得不为破天荒之计划以扩张造船厂，期一年造成四百万吨之船。此说一出，举世为之惊倒。若在平时有为此说者，莫不目之为狂妄。乃自计划既定之后，则美厂有数十日而造成一艘一万吨以上之船者。全国船厂百数十，其大者同时落造数十船，小者同时落造十余船。如是各厂一致施工，万弩齐发，及时所成，则结果已过于期望之上。近日日本川崎船厂，竟有以二十三日造成一艘九千吨之船者，其迅速为世界第一也。此皆为科学大明之后，本所知以定进行，其成效既如此矣。今就科学未发达以前，举一同等之事业与之比较，一观知行之难易也。当明初之世，成祖以搜索建文，命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其第一次自永乐三年六月始受命巡洋，至永乐五年九月而返中国。此二十八个月之间，已航巡南洋各地，至三佛齐而止。计其往返水程以及沿途留驻之时日，当非十余个月不办；今姑为之折半，则郑和自奉命以至启程之日，不过十四个月耳。在此十四个月中，为彼筹备二万八千余人之粮食、武器及各种需要，而又同时造成六十四艘之大海舶。据《明史》所载，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吃水深浅未明，然以意推之，当在一丈以上，如是则其积量总在四五千吨，其长度则等于今日外国头等之邮船矣。当时无科学知识以助计划也，无外国机器以代人工也，而郑和又非专门之造船学家也，当时世界亦无如此巨大之海舶也。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外国之机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为何如？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造船事业可为铁证者五也。^ 　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秦始皇令蒙恬北筑长城，以御匈奴。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当秦之时代，科学未发明也，机器未创造也，人工无今日之多也，物力无今日之宏也，工程之学不及今日之深造也，然竟能成此伟大之建筑者，其道安在？曰：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西谚有云：“需要者，创造之母也。”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为北狄之侵凌天折者，长城之功为不少也。而当时之筑长城者，只为保其一姓之私、子孙帝皇万世之业耳，而未尝知其收效之广且远也。彼迫于需要，只有毅然力行以成之耳，初固不计其工程之大、费力之多也，殆亦行之而不知其道也。而今日科学虽明，机器虽备，人工物力亦超越往昔，工程之学皆远驾当时矣，然试就一积学经验之工师，叩以万里长城之计划：材料几何？人工几何？所需经费若干？时间若干可以造成？吾思彼之所答，必曰：“此非易知之事也。”即使有不惮烦之工师费数年之力，为一详细测量而定有精确计划，而呈之今之人，今之人必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今欲效秦始皇而再筑一万里长城，为必不可能之事也。吾今欲请学者一观近日欧洲之战场。当德军第一次攻巴黎之失败也，立即反攻为守，为需要所迫，数月之间筑就长壕，由北海之滨至于瑞士山麓，长一千五百余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线各重之防御，每重之工程，有阴沟，有地窖，有甬道，有栈房。工程之巩固繁复，每线每里比较，当过于万里长城之工程也。三线合计，长约不下五千余里。而英法联军方面所筑长壕亦如之。二者合计，长约万余里。比之中国之长城，其长倍之。此万余里之工程，其初并未预定计划，皆要临时随地施工，而其工程之大，成立之速，真所谓鬼斧神工、不可思议者也。而欧洲东方之战线，由波罗的海横亘欧洲大陆，而至于黑海，长约三倍于西方战场，彼此各筑长壕以抵御亦若西方，其工程时间皆相等。此等浩大迅速之工程，倘无事实当前，则言之殊难见信。然欧洲东西两战场合计约有四万里之战壕，今已成为历史之陈迹矣。而专门之工程家，恐亦尚难测其涯略也。由此观之，“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始皇之长城、欧洲之战壕可为铁证者六也。　中国更有一浩大工程，可与长城相伯仲者，运河是也。运河南起杭州，贯江苏、山东、直隶三省，经长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长三千余里，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于国计民生，有不可胜量也。自中西通市之后，汽船出现，海运大通，则漕河日就淤塞，渐成水患。近有议修浚江淮一节以兴水利者，聘请洋匠测量计划，已觉工程之大，为我财力所不能办，而必谋借洋债，方敢从事。夫修浚必较创凿为易也，一节必较全河为易也，而今人于筹谋设计之始，已觉不胜其难，多有闻而生畏，乃古人则竟有举三千里之长河疏凿而贯通之，若行所无事者，何也？曰：其难不在进行之后，而在筹划之初也。古人无今人之学问知识，凡兴大工、举大事，多不事筹划，只图进行。为需要所迫，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其成功多出于不觉。是中国运河开凿之初，原无预定之计划也。近代世界新成之运河，不一而足，其最著而为吾国人耳熟能详者，为苏伊士与巴拿马是也。苏伊士地颈处于红海、地中海之间，隔绝东西洋海道之交通，自古以来，已尝有人议开运河于此矣。当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拿破伦占领埃及，已立意开苏伊士运河，命工师实行测量其地，而结果之报告，为地中海与红海高低之差约二十九英尺，因而停止。至五十余年再有法人从事测量，知前所谓高低差异为不确，其后地拉涉氏乃提倡创立公司以开之。当时世人多以为难，而英人则举国非之，以为万不可能之事。而地拉涉氏苦心孤诣，费多年之唇舌，乃得法国资本家及埃及总督之赞助，遂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成立公司，翌年开凿，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告阙成功。英人乃大为震惊。于是英相地士刺厘用千方百计，而收买埃及总督之股票归于英政府，后且将埃及并为英国领土，盖所以保运河以握东西洋之咽喉，而连络印度之交通也。地拉涉开凿苏伊士既告成功之后，声名大著，为世所重，乃更进而提倡开凿巴拿马运河，以联络大西洋与太平洋之交通，而招股集资，咄嗟立办。遂于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动工，至八十九年则一败涂地，而地拉涉氏竟至破产被刑，末路穷途，情殊可悯。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半由预算过差，半由疾疫流行，死亡过众，难以施工。夫预算过差，尚可挽也；疾疫流行，不可救也。盖当时科学无今日之进步，多以为地气恶厉，非人事所能为力，而不留意卫生。乃近年科学进步，始知一切疾疫皆由微生物所致，而巴拿马之黄热疫则由蚊子所传染。其后美国政府决议继续开凿巴拿马运河也，由千九百零四年起，先从事于除灭蚊子，改良卫生。此事既竣，由千九百零七年起始行施工，至千九百十五年则完全告成，而大西洋、太平洋之联络通矣。由此观之，地拉涉氏失败之大原因者，在不知蚊子之为害而忽略之也；美国政府之成功者，在知蚊子之为害而先除灭之也。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中外运河之工程可为铁证者七也。^ 　自古制器尚象，开物成务，中国实在各国之先。而创作之物，大有助于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一而足。如印版也，火药也，瓷器也，丝茶也，皆为人类所需要者也。更有一物，实开今日世界交通之盛运，成今日环球一家之局者，厥为罗经。古籍所载指南车，有谓创于黄帝者，有谓创于周公者，莫衷一是。然中国发明磁石性质而制为指南针，由来甚古，可无疑义。后西人仿而用之，航海事业于以发达。倘无罗经以定方向，则汪洋巨浸，水天一色，四顾无涯，谁敢冒险远离海岸，深蹈迷途，而赴不可知之地哉？若无罗经为航海之指导，则航业无由发达，而世界文明必不能臻于今日之地位。罗经之为用，诚大矣哉！然则罗经者，何物也？曰：是一简单之电机也。人类之用电气者，以指南针为始也。自指南针用后，人类乃从而注意于研究磁针之指南、磁石之引铁，经千百年之时间，竭无穷之心思学力，而后发明电气之理。乃知电者，无质之物也，其性与光热通，可互相变易者也。其为物弥漫六合，无所不入，无所不包；而其运行于地面也，有一定之方向，自南而北，磁铁受电之感，遂成为南北向之性。如定风针之为风所感，而从风向之所之者，同一理也。往昔电学不明之时，人类视雷电为神明而敬拜之者，今则视之若牛马而役使之矣。今日人类之文明，已进于电气时代矣，从此人之于电，将有不可须臾离者矣。观于通都大邑之地，其用电之事以日加增，点灯也用电，行路也用电，讲话也用电，传信也用电，作工也用电，治病也用电，炊爂也用电，御寒也用电。以后电学更明，则用电之事更多矣。以今日而论，世界用电之人已不为少，然能知电者，有几人乎？每遇新创制一电机，则举世从而用之，如最近之大发明为无线电报，不数年则已风行全世。然当研究之时代，费百十年之工夫，竭无数学者之才智，各贡一知，而后得成全此无线电之知识。及其知识真确，学理充满，而乃本之以制器，则无所难矣。器成而以之施用，则更无难矣。是今日用无线电以通信者，人人能之也。而司无线电之机生，以应人之通信者，亦不费苦学而能也。至于制无线电机之工匠，亦不过按图配置，无所难也。其最难能可贵者，则为研求无线电知识之人。学识之难关一过，则其他之进行，有如反掌矣。以用电一事观之，人类毫无电学知识之时，已能用磁针而制罗经，为航海指南之用；而及其电学知识一发达，则本此知识而制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之电机，以为世界百业之用。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电学可为铁证者八也。　近世科学之发达，非一学之造诣，必同时众学皆有进步，互相资助，彼此乃得以发明。与电学最有密切之关系者为化学，倘化学不进步，则电学必难以发达；亦惟有电学之发明，而化学乃能进步也。然为化学之元祖者，即道家之烧炼术也。古人欲得不死之药，于是方士创烧炼之术以求之。虽不死之药不能骤得，而种种之化学工业则由之以兴，如制造朱砂、火药、瓷器、豆腐等事业其最著者；其他之工业，与化学有关系，由烧炼之术而致者，不可胜数也。中国之有化学制造事业，已数千年于兹，然行之而不知其道，并不知其名，比比皆是也。吾国学者今多震惊于泰西之科学矣。而科学之最神奇奥妙者，莫化学若；而化学之最难研究者，又莫有机体之物质若；有机体之物质之最重要者，莫粮食若。近日泰西生理学家，考出六畜之肉中涵有伤生之物甚多，故食肉之人，多有因之而伤生促寿者。然人身所需之滋养料以肉食为最多，若舍肉食而他求滋养之料，则苦无其道。此食料之卫生问题，为泰西学士所欲解决者非一日矣。近年生物科学进步甚速，法国化学家多伟大之发明，如裴在輅氏创有机化学，以化合之法制有机之质，且有以化学制养料之理想；巴斯德氏发明微生物学，以成生物化学；高第业氏以生物化学研究食品，明肉食之毒质，定素食之优长。吾友李石曾留学法国，并游于巴氏、高氏之门，以研究农学而注意大豆，以与开“万国乳会”而主张豆乳，由豆乳代牛乳之推广而主张以豆食代肉食，远引化学诸家之理，近应素食卫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所由起也。夫中国人之食豆腐尚矣，中国人之造豆腐多矣，甚至穷乡僻壤三家村中亦必有一豆腐店，吾人无不以末技微业视之，岂知此即为最奇妙之有机体化学制造耶？岂知此即为最合卫生、最适经济之食料耶？又岂知此等末技微业，即为泰西今日最著名科学家之所苦心孤诣研求而不可得者耶？又夫陶器之制造，由来甚古。巴比伦、埃及则有以瓦为书，以瓦为郭；而墨西哥、比鲁等地，于西人未发见美洲以前，亦已有陶器。而近代文明之国，其先祖皆各能自造陶器。是知烧土成器，凡人类文明一进至火食时代则能为之。惟瓷器一物，则独为中国之创制，而至今亦犹以中国为最精。当一千五百四十年之时，有法人白里思者，见法贵族中有中国瓷器，视为异宝，而决志仿制之，务使民间家家皆能享此异宝。于是苦心孤诣，从事于研究，费十六年之心思，始制出一种似瓷之陶器。此为欧洲仿制中国瓷器之始。至近代泰西化学大明，各种工业从而发达，而其制瓷事业亦本化学之知识而施工，始能与中国之瓷质相伯仲。惟如明朝之景泰、永乐，清朝之康熙、乾隆等时代所制之各种美术瓷器，其彩色质地，则至今仍不能仿效也。夫近时化学之进步，可谓登峰造极矣，其神妙固非吾古代烧炼之术可比，则二十年前之化学家亦梦想所不到也。前者之化学，有有机体与无机体之分，今则已无界限之可别，因化学之技术已能使无机体变为有机体矣。又前之所谓元素、所谓元子者，今亦推翻矣。因至镭质发明之后，则知前之所谓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元子者，更有元子以成之。从此化学界当另辟一新天地也。西人之仿造中国瓷器，专赖化学以分析，而瓷之体质、瓷之色料一以化学验之，无微不释。然其烧炼之技术，则属夫人工与物理之关系，此等技术今已失传，遂成为绝艺，故仿效无由。此欧美各国所以贵中国明清两代之瓷，有出数十万金而求一器者。今藏于法、英、美等国之博物院中者，则直视为希世之异宝也。然当时吾国工匠之制是物者，并不知物理、化学为何物者也。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化学可为铁证者九也。^ 　进化论乃十九世纪后半期，达文氏之《物种来由》出现而后始大发明者也，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然而古今来聪明睿知之士，欲穷天地万物何由而成者众矣，而卒莫能知其道也。二千年前，希腊之哲奄比多加利氏及地摩忌里特氏，已有见及天地万物当由进化而成者。无如继述无人，至梳格底、巴列多二氏之学兴后，则进化之说反因之而晦。至欧洲维新以后，思想渐复自由，而德之哲学家史宾那沙氏及礼尼诗氏二人，穷理格物，再开进化论之阶梯；达文之祖则宗述礼尼诗者也。嗣后科学日昌，学者多有发明，其最著者，于天文学则有拉巴刺氏，于地质学则有利里氏，于动物学则有拉麦氏，此皆各从其学而推得进化之理者，洵可称为进化论之先河也。至达文氏则从事于动物之实察，费二十年勤求探讨之功，而始成其《物种来由》一书，以发明物竞天择之理。自达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此种原则，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已能用之以改良物种，如化野草为五谷，化野兽为家畜，以利用厚生者是也。然用之万千年，而莫由知其道，必待至科学昌明之世，达文氏二十年苦心孤诣之功而始知之。其难也如此。夫进化者，时间之作用也，故自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理，而学者多称之为时间之大发明，与牛顿氏之摄力为空间之大发明相媲美。而作者则以为进化之时期有三：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伊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今太空诸天体多尚在此期进化之中。而物质之进化，以成地球为目的。吾人之地球，其进化几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后以至于今，按科学家据地层之变动而推算，已有二千万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已往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乃至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此“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进化论可为铁证者十也。　倘仍有不信吾“行易知难”之说者，请细味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可”字当作“能”解。可知古之圣人亦尝见及，惜其语焉不详，故后人忽之，遂致渐入迷途，一往不返，深信“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其流毒之烈，有致亡国灭种者，可不惧哉！中国、印度、安南、高丽等国之人，即信此说最笃者也。日本人亦信之，惟尚未深，故犹能维新改制而致富强也。欧美之人，则吾向未闻有信此说者。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又有某工学博士为予言曰，彼初进工学校，有教师引一事实以教“知难行易”，谓有某家水管偶生窒碍，家主即雇工匠为之修理。工匠一至，不过举手之劳，而水管即复回原状。而家主叩以工值几何，工匠曰：“五十元零四角。”家主曰：“此举手之劳，我亦能为之，何索值之奢而零星也？何以不五十元，不五十一元，而独五十元零四角何为者？”工匠曰：“五十元者，我知识之值也；四角者，我劳力之值也。如君今欲自为之，我可取消我劳力之值，而只索知识之值耳。”家主哑然失笑，而照索给之。此足见“行易知难”，欧美已成为常识矣。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四章 以七事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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