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二章以用钱为证

题名：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二章以用钱为证
撰写时间：	一九二二年六月前
原载：	据孙文著《建国方略》手书改正本，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实业计画（物质建设）》插图则自各版本中选用
出处：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全文：	第二章　以用钱为证今再以用钱一事，为“行易知难”之证。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视为自然，惟知有钱用，则事事如意，左右逢源；无钱用则万般棘手，进退维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钱是求，惟钱是赖矣。社会愈文明，工商愈发达，则用钱之事愈多，用钱之途愈广，人之生、死、祸、福、悲、喜、忧、乐，几悉为钱所裁制；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于钱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钱也，又如此其惯熟。然则钱究为何物？究属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几人乎？吾今欲与读者先从金钱之为物而研究之。　古人有言：“钱币者，所以易货物、通有无者也。”泰西之经济学家亦曰：“钱币者，亦货物之属，而具有二种重要功用：一能为百货交易之中介，二能为百货价格之标准者也。”作者统此两用，而名之曰“中准”，故为一简明之定义曰：“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中国上古之钱币，初以龟、贝、布、帛、珠、玉为之，继以金、银、铜、锡为之。今日文化未开之种族，其钱币多有与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游牧之国，有以牛、羊为钱币者；渔猎之乡，有以皮、贝为钱币者；耕种之民，有以果、粟为钱币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尚有以盐、茶为钱币者。要之能为钱币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种族则就其利便之物，而采之为钱币而已。专门之钱币学者论之曰：“凡物能为百货之‘中准’者，尤贵有七种重要之性质，方适为钱币之上选：其一、适用而值价者，其二、便于携带者，其三、不能毁灭者，其四、体质纯净者，其五、价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开者，其七、容易识别者。凡物具此七种之性质者，乃为优良之钱币也。”周制以黄金为上币，白金为中币，赤金为下币①。秦併天下，统一币制，以金镒铜钱为币，而废珠玉、龟贝、布帛、银锡之属，不以为币。周、秦而后，虽屡有变更，然总不外乎金、银、铜三种之物以为币。而今文明各国，亦采用此三金为钱币：有以黄金为正币，而银、铜为辅币者；有以银为正币而铜为辅币者。古今中外，皆采用金银铜为钱币者，以其物适于为百货之“中准”也。 ① 古代称银为白金，铜为赤金。^ 　然则凡物适合于为百货“中准”者，皆可为钱币，而金钱亦不过货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独具此万能之作用也？曰：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矣。今举两事以明之。数十年前，山、陕两省大饥，人相食，死者千余万。夫此两省，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也，物产丰富，金钱至多。各省为钱业票号者，皆山、陕人也，无不获厚利；年年运各省之金钱归家而藏之者，不可胜数也。乃连年大旱，五谷不登，物产日竭，百货耗尽，惟其金钱仍无减也。而饥死者之中，家资千百万者，比比皆是；乃以万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归于尽也。盖无货物，则金钱之能力全失矣。又读者有曾读《罗滨逊克鲁梳漂流记》①者乎？试拟设身其地，而携有多金，漂流至无人之岛。挟金登陆，寻见岛中风光明媚，花鸟可人，林中果实，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时岛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岛中之货财，惟彼所需，可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饥也，必须自行摘果以充饥；其渴也，必须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无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岛，货物繁殖矣，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等于无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钱也，乃一己之劳力耳。此时此境，金钱万能乎？劳力万能乎？然则金钱在文明社会中，能生如此万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穷求矣。　吾今欲与读者再从金钱之为用而研究之。夫金钱之力，虽赖买卖而宏，而买卖之事，原由金钱而起，故金钱未出之前，则世固无买卖之事也。然当此之时，何物为金钱之先河，何事为买卖之导线，不可不详求确凿，方能得金钱为用之奥蕴也。欲知金钱之先河、买卖之导线者，必当从人文进化之起源着眼观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开化之种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于深山穷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织而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风气与吾古籍所记载世质民淳者相若。其稍开化者，则居于河流原野之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利便，于是部落与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证古，可知古代未开化之时，其人无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足以自给，无待外求者也。及其稍开化也，则无不从事于交易，虽守古如许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实为买卖之导线也。或曰：“交易与买卖有何分别？”曰：交易者，以货易货也；买卖者，以钱易货也。钱币未发生以前，世间只有交易之事耳。盖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数业者，其必有害于耕，有害于织，断不若通工分劳之为利大也。即耕者专耕，而织者专织，既无费时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则生产增加，而各以有余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较自耕自织为进化也。 ① 今译《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作者笛福(Daneil Defoe)，英国人。^ 　惟自交易既兴之后，人渐可免为兼工，而仍不免于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余粟，不得不携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织者有余布，亦不得不携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类推，则为渔、为猎、为牧、为樵、为工、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携其有余，出而求交易也。否则，其有余者，必有货弃于地之虞，而不足者，必无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农、工两业，其妨碍固大，然而农、工仍各不免于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难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游记》有云：彼到未开化之乡，常有终日不得一食者。盖土番既无买卖，不识用钱，而彼所备之交易品，间有不适其地之需者，则不能易食物矣。古人与野番所受之困难，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余粟，而欲得布，携之以就有余布者以求交易，无如有余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则有余粟者困矣。有余布者，携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余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则有余布者又困矣。有余羊者，牵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则有余羊者又困矣。有余器者，携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则有余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余，皆为其余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当，则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无交易之机关，所以劳多而获少，而文化不能进步者也。　神农氏有见于此，所以有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为市之制，则交易之困难可以悉免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时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余，以求所需，彼此转接，错综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时间空间，为交易之机关者也。自有日中为市为交易之机关，于是易货物，通有无，乃能畅行无阻矣，其为物虽异乎钱币，而功效则同也。故作者于此创言曰：“日中为市之制者，实今日金钱之先河也。”乃世之经济学家，多以为金钱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时代之有中介机关，亦犹乎买卖时代之有中介机关也。买卖时代以金钱为百货之中介，而交易时代则以日中为市，为百货之中介也。人类用之者，则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则必受种种之困难也。未有金钱之前，则其便利于人类之交易者，无过于日中为市矣。故曰：日中为市者，金钱之先河也。　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交易通而百货出，人类之劳力渐省，故其欲望亦渐开。于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渐进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饰玩好等物矣。渐而好之者愈多，成为普通之风尚，则凡有货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后以之易他货物。如是则此等文饰玩好之物，如龟、贝、珠、玉者，转成为百货之“中准”矣。此钱币之起源也。是故钱币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渐变交易而为买卖之后，则钱币之为用大矣。自有钱币以易货物、通有无，则凡以有余而求不足者，只就专业之商贾以买卖而已，不必人人为商矣。是钱币之出世，更减少人之劳力，而增益人之生产，较之日中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类自得钱币之利用，则进步加速，文明发达，物质繁昌，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矣。　考中国钱币之兴，当在神农日中为市之后，而至于成周，则文物之盛已称大备矣。前后不过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为我国后代所不及，此实为钱币发生后之一大进步也。由此观之，钱币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类自有钱币之后，乃能由野蛮一跃而进文明也。^ 　钱币发生数千年而后，乃始有近代机器之发明。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而金钱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机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产全赖人工为之，则买卖之量，亦无出乎金钱范围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产，则合人工与自然力为之，其出量加至万千倍，而买卖之量亦加至万千倍，则今日之商业，已出乎金钱范围之外矣。所以大宗买卖，多不用金钱，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运货百万元至沪，分十起而售之，每起获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万元，皆收现钱。以银元计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后往市以求他货而买之，又分十起而买入，则运货往来之外，又须运钱往来。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货，又当分十起而收其钱，继又买入他货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钱，其费时费力，已不胜其烦矣。倘同时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则合数十百人而各有货百数十万以买卖，每人皆需数日之时间以执行其事，则每人所过手之金钱，一人百数十万元，十人千数百万元，百人万数千万元，则一市中之金钱断无此数，故大宗买卖早非金钱之力所能为矣。金钱之力有所穷，则不期然而然渐流入于用契券以代金钱，而人类且不之觉也。　契券之用为何？此非商贾中人，自不能一闻则了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贩货百万元至沪，分十起售之，获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万元，惟此十一万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银元，乃一张之字纸，列有此数目耳。此等字纸，或为银行之支票，或为钱庄之庄票，或为货客本店之期单，或为约束之欠据者是也。售十起之货，则彼此授受十张之字纸而已，交收货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银元矣。川客在沪所采买之货，亦以此等字纸兑换之。如是一买一卖，其百余万元之货物，已省却主客彼此交收四万九千五百斤银元四次运送之劳矣，且免却运送时之种种盗窃、遗失、意外等危险矣。其节时省事，并得安全无虞，为利之大，以一人计已如此矣，若以社会而言，则其为利实有不可思议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会中，实非用契券为买卖不可矣，“金钱万能”云乎哉？而世人犹迷信之者，是无异周末之时，犹有许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之旧习者也。不知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之兼业可以废；至金钱出，则日中为市之制可以废；至契券出，而金钱之用亦可以废矣。乃民国元年时，作者曾提议废金银，行钞券，以纾国困而振工商，而闻者哗然，以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战，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张之法。盖行之得其法，则纸币与金钱等耳。或曰：“元明两朝皆发行钞票，乃渐致民穷国困，而卒至于亡者，美国南北战争之时，亦发行纸币，而亦受纸币之害者，何也？”曰：以其发之无度，遂至纸币多而货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发不兑现之令，岂非废金钱行纸币票乎？何以不见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颦，而发不兑现之令也，只学人一半而违其半。夫人之不兑现，同时亦不收现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兑现，同时又收现，此非废金钱而行纸币，乃直以空头票而骗金钱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败也。英国之不兑现也，同时亦不收现，凡政府之赋税、借债种种收入，皆非纸币不收。是以其战费之支出，每日六七千万元，皆给发纸票，而市面流通无滞，人人之乐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数月必发行一次公债，每次所募之额，在数十万万元者，亦皆悉收纸币，不收现金。有现金之人，或买货、或纳税者，必须将其金钱向银行换成纸票，乃能通用，否则其金钱等于废物耳。此英国不兑现之法也。而北京政府则自发之纸票亦不收，是何异自行宣告其破产乎？天下岂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侩尚且不为此，而堂堂政府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钱之为用之过也。^ 　世之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汉兴，承秦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初以为钱少而困也，乃令民铸钱。后钱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铸钱。皆不得其当也。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并货之流通耳。汉初则以货少而困，其后则以货不能流通而又困。于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饶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谓知金钱之为用者也。惜弘羊而后，其法不行，遂至中国今日受金钱之困较昔尤甚也。方当欧战大作，举国从军，生产停滞，金钱低落，而交战各国之政府乃悉收全国工商事业而经营之，以益军资，而均民用。德奥行之于先，各国效之于后。此亦弘羊之遗意也。　欧美学者有言：“人类之生活程度分为三级：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若有欠缺，则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适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若有欠缺，则不得安适也。其三曰繁华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乃可有可无者，有之则加其快乐，无之亦不碍于安适也。”然以同时之人类而论，则此等程度实属极无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为安适，而他一人或以为快乐者也。惟以时代论之，则其界限颇属分明矣。作者故曰：钱币未发生之前，可称为需要时代，盖当时之人，最大之欲望无过饱暖而已，此外无所求，亦不能求也。钱币既发生之后，可称为安适时代，盖此时人类之欲望始生，亦此时而人类始得有致安适之具也。自机器发明之后，可称为繁华时代，盖此时始有生产过盛，不患贫而患不均者，工业发达之国有汲汲推广市场输货于外之政策，而文明社会亦有以奢侈为利世之谬见矣。由此三时期之进化，可以知货物“中准”之变迁也。故曰：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为金钱也；安适时代，以金钱为金钱也；繁华时代，以契券为金钱也。此三时代之交易“中准”，各于其时皆能为人类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时又非绝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为市既行之后，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钱出世之后，日中为市，亦有相并而行者，我国城厢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华之时代，世界人类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飞券、钞引，宋之交子、会子是也。但在今日，则非用契券，工商事业必不能活动也。而同时兼用金钱亦无不可也，不过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钱者所当知也。　我中国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级，盖我农工事业，犹赖人力以生产，而尚未普用机器以羁勒自然力，如蒸气、电气、煤气、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开港通商之后，我商业则立见失败者，非洋商之金钱胜于我也，实外洋入口之货物，多于我出口者每年在二万万元以上也。即中国金钱出口，亦当在二万万以上。一年二万万，十年则二十万万矣。若长此终古，则虽有铜山金穴，亦难抵此漏巵，而必有民穷财尽之日也。必也我亦用机器以生产，方能有济也。按工业发达之国，其年中出息，以全国人口通计，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而吾国纯用人工以生产，按全国人口男女老少通计，每年每人出息当不过七八元耳。倘我国能知用机器以助生产当亦能收同等之效，则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于今日百倍矣。如是则我亦可立进于繁华之程度矣。^ 　近世欧美各国之工业革命，物质发达，突如其来，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适地位而骤进至繁华地位。社会之受其影响者，诚有如佐治亨利氏之《进步与贫乏》①一书所云：“现代之文明进步，仿如以一尖锥从社会上下阶级之间，突然插进。其在尖锥之上者，即资本家极少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上升。其在尖锥之下者，即劳动者大多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是工业革命之结果，其施福惠于人群者为极少之数，而加痛苦于人群者为极大多数也。所以一经工业革命之后，则社会革命之风潮，因之大作矣。盖不平则鸣，大多数人不能长为极少数人之牺牲者公理之自然也。人群所以受此极大之痛苦者，即不知变计以应时势之故也。因在人工生产之时代，所以制豪强之垄断者，莫善于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竞争，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此事已行之于世数千年矣。乃自斯密亚当②始发明其理，遂从而鼓吹之。当十八世纪之季，其《富国》一书出世，举世惊倒，奉之为圣经明训。盖其事既为世所通行，又为人所习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为世所欢迎，至今犹有奉为神圣者也。不料斯密氏之书出世不满百年，而工业革命作矣。经此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答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动车③竞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麦克之所以行国家社会主义于德意志，而各国后先效法者也。如丕士麦克④者，可谓知金钱之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观之，非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又非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要之，今日欧美普通之人，其所知于金钱者，亦不过如中国人士只识金钱万能而已，他无所知也。其经济学者仅知金钱本于货物，而社会主义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学者乃始知金钱实本于人工也此统指劳心劳力者言也。是以万能者人工也，非金钱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钱，而不知钱者也。此足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之一证也。 ① 佐治亨利(Henry George)，后文亦作亨利佐治，今译亨利·乔治，美国人；其著作《进步与贫乏》(Progress and Poverty)，今译《进步与贫困》。 ② 斯密亚当(Adam Smith)，后文亦作司密亚丹，今译亚当，斯密，英国人；其著作《富国》(An l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严复畔，泽本名为《原富》，今译《国富论》或《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③ 自动车源于英文automobile，即汽车。后文《实业计画》又提及“自动车即“摩托”，其英文本作motorcar，仍指汽车。 ④ 丕士麦克，于《三民主义》中亦作丕士麦、俾士麦今译俾斯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