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三民主义打破旧思想恢复革命朝气
                                         欢宴广州各军将领的演说①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湘军总司令、豫军总司令②和滇、桂、粤及中央直辖诸君[军]各将领：
    今晚在此开这个欢迎宴会，和大家相见，饮酒庆祝，有两层用意：一层是庆祝这次在广州近郊打仗，大获胜利。这次大获胜利的原因，都是诸将士的功劳，所以要来感谢滇军、桂军、粤军和中央直辖诸军与夫这次新到的湘军、豫军。二层是我们同志以至诚的盛意，来欢迎湘军、豫军参加我方，共同向前去奋斗。
    今晚这个盛会不是偶然的。广州自今年春季沈鸿英作乱以来，大家都没有机会同饮。今晚同饮是沈鸿英作乱后的第一次宴会，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自沈鸿英作乱以来，北军两次自北江来攻，陈军数次自东江来攻，广州的局面总是风雨飘摇，大家无一天不是在恐慌之中。这次陈军来攻可算是最后一次，我们已经获了胜利。这几天北江又有北军来寇。据今晚消息，湘军已经打到了始兴、水南以北，从此大敌已无，广州的局面已到稳固地位。我们革命党可说拿广州来做个好策源地，从此向前奋斗，是大众希望的。
    ①  十月以后，讨贼军在与陈炯明部交战中接连失利，孙中山曾于十一月上旬三次赴石龙行营督战。是月十八日陈军数万人围攻广州，情势危急，湘、豫援军适时赶至，会同各路讨贼军于次日将之击退。讨贼军乘胜收复失地，月底将陈军逐回东江。孙中山为此欢宴各有功将领。
    ②  谭延闿，樊钟秀。^
    广州现在的局面和从前大不相同了。譬如从前滇、粤、桂诸联军在东江和陈炯明的叛军打仗，一败到博罗，再败到石龙。到了上月十七日陈家叛军打到石牌，广州人心便非常摇动，几乎有不能保守的现象。那天豫军凑巧已赶到广州，便由黄沙步行经过长堤到广九车站，当时赶上前线增援，把敌人打退。人民见过了豫军军容之盛，便异常镇定。后来湘军到了北江，又把始兴的北军打退。所以现在广州的局面，完全到了安稳地位。我们合十几省同志，在这个安稳的广州负些什么责任呢?以后应该做些什么事呢?大家要知道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革命党从前创造这个民国虽然有十二年，但是从前不是袁世凯做皇帝，便是张勋复辟，现在又有曹琨正锟)拿钱买总统做，想用武力反叛民国，所以民国的基础还是没有巩固。以后要保守我们从前创造的民国，巩固国基，就是我们的责任。担负这个责任，更进一步发扬光大，建设一个新民国，便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负起这种责任去做这些事，万不可延迟，便要从自今晚起立一个决心，大家向前去奋斗。
    从中国历史看来，每次新旧朝代更替之际，总有几十年的变乱。民国成立到今日已经过了十二年，这十二年中没有一天没有变乱。这个变乱不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便是因为新旧潮流的冲突。详细的说，便是因为旧思想要消灭新思想，新思想也要消灭旧思想，新旧思想迭相攻击，所以祸乱便循环不已。但就人群进化的道理说，旧思想总是妨碍进步的，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今天要请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做标准呢?大略讲，便是拿一种主义做标准。我们如果信仰一种主义，服从一种主义，总是照那种主义向前做去，那么打破旧思想的事业便可成功。如果不然，便没有希望。今天我们对于中国政治上所负的责任，是打破旧专制，提倡共和，来建设一个新民国。这个建设新民国的任务，便是我们的事业。要把这个事业实行出来，无论当中遇到什么困难，总是百折不回，向前做去，以求最后的成功，那就是信仰。信仰中的道理，用单简的话说出来，便是主义。我们做标准的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便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之中的头一项是民族主义。从前革命党在辛亥年把满清政府推翻，赶走异族，便是民族主义的事。这样相同的事，从前中国行过了的是明朝朱元璋。他推翻元朝异族的政府，把政权拿到自己手内，改国号为明朝，还是自己做皇帝，政体还是专制，把天下的政权由父传子、子传孙，一家之人代代相传，正像古人所说的“家天下”。我们这次把满清推翻，改革专制政体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这便是古人所说的“公天下”。这项公天下的道理，便是三民主义中第二项的民权主义。从前的人以为天子是天生的，原来便赋有一种特权，到后来人类觉悟了，不相信只有天子一个人有这项特权，推到百姓人人都有这项特权，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我们中国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这项思想，他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过当孔子那个时代，只有思想，没有事实。到了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大家都要做主人翁，承认用这项主义的政体才算是无上上的政体，所以民权主义到了现在便发达到极点。三民主义中的第三项是民生主义，世界上行这项主义最新的国家，只有俄国。他像英国、美国、日本，国家虽然富强，但是还没有行到民生主义。二三十年前，革命同志要排去满清的思想，是由于什么而起呢?因为看到了外国富强是由于有良政府，我们要想国家富强，也不能不要有良政府。要有良政府，便不能不革命，去推倒满清的不良政府。但是英、美虽然富强，社会内部还有问题。从前许多革命同志以为政府改良，弄到国家富强之后，便没有别的问题了。殊不知英、美内部还有很大的问题，他们全国的政权表面虽说是都在人民手内，但人民彼此之间把政权分得还不均匀。原因是由于他们社会有两种绝大阶级：一级是极大的富人。一级是极苦的穷人。富人的财产过多，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多数穷人不情愿受少数富人的压制，便想种种方法来反抗富人。那种穷人反抗富人的举动，便叫做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会上贫富太不均。极富的人虽然安乐，但多数人还是痛苦，所以他们生活上的幸福还是不平等。多数穷人要求平等，因之便结合起来，共同去推翻富人，酿成社会革命的结果。他们社会有今日这种结果的道理，便是由于从前不讲究民生主义的原因。预防这种社会革命，以达到生活上幸福、平等的道理，便是民生主义。
    我们革命党提倡改良中国，何以要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呢?就中国政治伦理的学说讲，古人说到忠君爱国，便以为很好；近未[来]人类思想改革，对于这种伦理观念还不甚以为然，必要人类得到极端的平等，才算是正当。如果不然，像满清征服中国，英国征服印度，法国征服安南，日本征服高丽，发生本族和异族政权上的不平等。那种不平等的民族要求平等，便用武力来反抗异族，那种对于异族的反抗便是民族革命。至于政权都掌在一种民族的手内，如果执政的人威权过甚，小百姓太没有能力，便发生有权势的人和平民之分，政权上还是人人不平等。平民想要求平等，便要去反抗有权势的人，那平民对于有权势的人的反抗便是民权革命。至于近来人类要求社会上机会平均，贫富相等，便是民生革命。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说是做到了民族革命，但以后各代专制太过，所以满清人关，政治宽大，中国人民还是欢迎他。由此可见，本国人专制也是不对的。但本国人政权上不专制，社会上的贫富还要平均才能相安无事，否则还免不了革命。世界上起了这项革命，现在已经成功的只有俄国。我们观察古今中外大势，默想本国将来的情形，要改良成一个完全的中华民国，行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所以行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民权主义的革命，必须兼顾民生主义的革命。^
    诸君或者还有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的。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就是几十年以前，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了一种制度，那种制度和俄国的共产制度是一样。他得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几省。人民受过兵灾之后，许多财产无人管理，他便集中于国家，用政府去管理。所以他打了十几年仗，没有借外债，人民也丰衣足食。等到曾国荃破南京之后，搬运南京财产有几个月之久。诸君看他的政府是何等富足呢!从前我在南京的时候，有一个替洪秀全当过差的老人报告政府说：“有一块地方藏有许多金银，金银之上盖有石头，四围做成屋形，如果挖到几十丈深，当见所藏的金银”云云。政府便派人如法去挖，后来果然挖到石头，但见石头之后更向下挖，还不见金银；大概金子过重，经过年日太久，沉到地底亦未可知。据老人说：“此处洪秀全所藏之金银极多，预算如果挖得了，可以还当时中国的外债。”由这样看来，洪秀全的政府又是何等富足呢!就是左宗棠、戈登打破苏州之后，所得的金银财物也不计其数。单就盖藏一项，烧了多日，尚烧不完。太平天国此等制度，便和俄国所行的共产制度一样。现在俄国所行的共产制度，是由于先有了思想知识，然后才去实行。洪秀全实行到了，但是没有知识，不过为势所迫，不得不要政府去维持农工耕作，作军队的给养。后来供给军队渐渐有余，政府便以所余的粮食接济民间，于是由农工政府渐变成商贾政府，所以洪秀全的政府便异常丰足。
    像那样把社会上无论大小财产都集中到政府手内的制度，只有洪秀全能够实行。俄国现在还行不通，所以他们改行一种国家资本制度，把极大的财产收到政府手内来，像大矿山、铁路、银行等都收归国有。他们行了这种制度，所组织的一个国家叫做俄国苏维爱①社会共和国。因为他们组织政府的原理是反对资本家，所以世界各国便调兵去打他们，打了数年之后，俄国已经大获胜利。前几天有一个俄国代表说：“我们俄国从前经济上事事受英国人、法国人的束缚，所有的大实业都被他们管理，现在我们觉悟了，战胜之后把从前外国人管理的大实业都收回来。我们把这六年中革命的事回头来一看，所得到奋斗最大的道理，便是实行民族主义。所以中国主张三民主义革命的道理是很对的。”
   ①  苏维爱(Soviet)，今译苏维埃。^
    就我们革命的实情讲，是怎么样呢?现在广东的军队都是各军占驻一两县，卖烟开赌，搜刮钱财，以饱私囊。我以为这样不过是眼前的行动，马上当要改良的。讲到军队的种类更是复杂，从前有滇军、桂军和中央直辖各军，后来又由福建来了一批粤军，现在新加入的又有湘军、豫军。如果这些军队都想霸占几县，各自图谋，广东的局面是不能永久的。我们要想把这个用铁血换来的局面永久保存，作革命的策源地，便不能不把前途想清楚。如果把前途想得清楚，筹得一个好办法，广东的局面还是很可有为。如果不然，便很悲观。像我们的同志许总司令①，他得回了石滩之后，’便不顾而去，跑到上海。推究他跑的原因，或者以为是他从前打败仗，被我责备了。不知道我责备同志是常事，我想他不以为奇怪的。真原因是在发表他的粤军总司令，他也不以为打过了败仗还来做总司令觉得有些不安，所以跑到远远的，内容②是受了总司令之后财政没有办法，所以不能不走。但是他没有办法，我有了办法，所以已经派人去请他回来。我希望大家忍耐眼前的困难，专向三民主义去奋斗，用广州做策源地，拿现在的十几万兵去得江西，将来收回湖南、湖北、福建是很容易的。只要大家是为主义而奋斗，办法是有的。因为广‘东财政向来收入每年有三千多万，我们现在的办法，只要恢复从前的财政状况，便可养十几万兵。现在更有新计画可再增加三千万，旧有三千万又新加三千万，合起来便有六千万。所以广东这个省分是很富的，是很可有为的。这项新财源弄成了功，什么事都不准挪用，专拿来做北伐的军饷。将来得了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十几万兵还不够用，还要多扩充。如果不能发展，就是这十几万兵还不得了，不要三年，便要消灭。所以现在的局面，便是我们生死的关头。
    ①  许崇智。
    ②  原文如此。“内容”似是“原因”之误。^
    再就广东局面说，东江残敌很容易肃请[清]，北江又打胜仗，此后外部完全不成问题，所有的还是内部问题。这个内部问题，简单的说就是财政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财政问题，表面虽说是难，但是只要诸君放大眼界，忍耐目前的困难，也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生在此时，拿到一万或几千兵在手内，当新国家将成未成之际，对于国家都要负一种特别责任，这种责任便是救国救民。大家担负这个责任，向前奋斗，如果遇到困难总是百折不回，让后人知道我们是为救国救民的主义来牺牲的，不是为金钱来做强盗的，那么就是千年百年的大事业还容易成功，便不是眼前广州的小局面。如果不然，就是这个小局面也不能长久。像滇军有一位师长，因为金钱轇輵便被部下的兵士押起来，此风一开，如果我们还不另筹良法，作长久之计，那么所有现在的军长、师长、旅长以后都是很危险的。讲起道理来，那位师长是应该押是不应该押呢?照军法说，长官如有吞食士兵的军饷，须要我把他押起来，那才算是正当。而现在他偏做自己部下兵士的囚徒，这是成千卜么体统呢?现在世界上士兵敢杀长官的只有俄国，他们的兵士当起革命的时候，去杀皇帝和保皇党的长官。推究他们的原因，是在要行革命主义。如果滇军士兵把长官押起来也是为行主义，那么我是很佩服的。但是只为金钱问题，便弄得士兵目五军纪，是实在不对的。
    我去年冬季到广东来，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替我担忧，以为到了广东恐怕受乱兵意外的危险，我却以为不要紧，因为知道滇军官长是很多明白革命主义的，所以单骑来粤。到了广州之后，数月以来各军将士待我果然不错，因之我天天所忧虑的只有外来敌人的危险，内部总是平安。等到今天，外部敌人已经打退了，广州可算是完全稳固，所以我来公宴诸君，和诸君过细谈话，这就是我对于广东还是很乐观的。广东的军事不久便可收束，但是敌人退却之后，军事上虽然没有危险，内部还有财政的危险。要解除这个危险，我已经有了办法，所希望的不过是要求大家来和我帮忙，共同实行那个办法便了。
    现在敌人已经打退了，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些什么事呢?第一是要精神上不可有暮气，还要把朝气恢复起来。推究民国成立的原因，完全是革命党的力量造成的。但是革命党在自己造成的国家之内，十二年以来从没有在别的地方同聚一堂，畅快的谈话过一次只有今晚。我们在广州可以谈话，此外别的地方仅有四川一省，但是四川和广东相离几千里，当中隔到①湖南，还不能交通。我们推究革命党在辛亥年能够创造民国，十二年以来不能维持民国的原因，自然不能不归咎于我们在民国成立以后，朝气便已消灭，所以到处都是失败。现在要革命党在各省之内都可以聚会，便要恢复我们从前革命的朝气。^
    从前革命党朝气最盛的人，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七十二烈士死难的故事，我很可以对诸君谈一谈。当他们没有起事之先，计画是很周全的，如果完全实行，很可以成功。后来实行的时候，因为同志做事不好，所以失败。同志做事不好的很多，譬如有一位同志，由黄克强派到日本去买一百枝驳壳枪，假如广州的同志得到这些枪，是很可以成功的。后来他们起事，打到制台衙门之内，各处都已成功，最后失败的原因全是由于武器不足。那位买枪的同志，在日本把枪买好了，已经运到船上，正在长崎开船的时候，忽然接到黄克强的一封电报，说香港戒严，要他小心。他沿途便把那些枪枝，三枝一次、五枝一次密密的运到船边，投人海内。到香港之后，黄克强问他：“买的枪呢?”他说：“你要我过细，香港是戒严的，所以我不带到香港来，在路上便已经投入海内了。”诸君想想：他这个人是顾命重于顾责任，全无革命党人格，安得不误了革命事业呢?拿这件故事来讲的意思，一来也是证明我们从前的革命同志，在广东、浙江、湖南、湖北都是没有一百枝枪，如果有一百枝枪，便老早可以成功。再者诸君都晓得黄克强的威名是从钦廉革命起的，他在钦廉革命是用什么武器呢?那个时候我们在安南到处和②他买枪，今日买三五枝“沙维治”，明日买几枝“曼里霞”，东凑西凑，然后才得了杂枪二百多枝，每枝所配的子弹最多也不过二百发。他带到这点武器到钦廉，便和龙济光、陆荣廷打了几个月仗。后来虽然失败，但是他奋斗的精神很大，实在令人佩服，所以他的威名便大震。诸君这次有的在石龙、石滩打仗，手内的枪枝最少也过万多枝，为什么不去和敌人拚一死命呢?为什么不战而退呢?像这样说来，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我们同志的胆量是很大的，革命成功以后同志的胆量便退步。这个有胆量没有胆量的原因，不是在枪数的多少，实在是由于我们同志的精神振作不振作。
    ①  “到”用作广州话方言，有“着”、“了”的含义。
    ② “和”于广州话方言本作“同”，此处之意为“替”。^
    精神能振作不能振作的道理，便是在于信仰主义的真确不真确。如果信仰一种主义很真确，像从前温生才在南洋听过我的演说之后，便深信用民族主义去排满，非多杀满人不可。所以他回到广州来革命，总是打听满洲将军孚琦的行动。有一天，孚琦自瘦狗岭看操回来，他便从街上阻住孚琦的轿子，把手枪连发几响，打死孚琦。后来孚琦的轿夫、卫兵都赫[吓]到魂飞天外，向四处跑散了。他还不跑，让清兵拿去，视死如归。像这样视死如归的原因，便是由于温生才信道笃，所以舍身成仁。七十二烈士敢于成仁取义的原因，也是一样的道理。后来参加了许多假革命党，所以弄到全党的精神便很涣散。本来革命的力量是和通常的力量不同的，用极小力量很可以打破极大力量的。现在曹琨[锟]、吴佩孚的力量，总比不了满清的力量呀。辛亥年的革命党没有几万兵，为什么可以打破满清?现在广州有十几万兵，为什么没有用呢?从前只有手枪炸弹还要去革命，现在有了洋枪大炮，为什么还畏缩不前呢?这个原因，全是由于同志知不知道革命主义。如果知道主义，信仰主义，便可以为主义去牺牲。能够牺牲，便可打破曹琨[锟]、吴佩孚，另外创造一个新中国。现在要我们十几万兵的精神都恢复起来，同七十二烈士与温生才一样，须要他们都明白革命的主义。要他们都明白主义、信仰主义，能够替主义去牺牲，造成一个完全人格，便要请诸君自今晚起，自己先明白革命的主义，能够替主义去牺牲，然后才扩充到兵士，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俄国革命成功快的原因，全是由于他们革命党都信道笃，拿主义来感化全国，所以没有打什么仗，便把政府根本改造。从前孔子的晚年周游列国，他是为什么事呢?完全是宣传他的主义。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革命军，如果变成了革命军，便可替革命主义去牺牲，以一当百，百当万，同心协力去定中国。否则都成滇军某师长的兵士，只知道押长官来要钱。我们革命的军人如果能够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国的华盛顿，否则便是滇军的某师长。那位滇军师长，平日听得说还是很有能干的，这次做兵士的囚犯，完全是由于他对兵士平日没有很好的宣传。我这次到广州来，每日总是为军事忙得不了，没有功夫和兵士见面。以后要请诸君让我和他们在省议会或者高等师范的大讲堂直接谈话，用精神教育来感化他们，和俄国的兵士一样。俄国革命的兵士都是明白革命主义的，所以他们不徒是打走俄皇，并且打败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诸联军。那些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兵士到俄国去打仗的时候，总是被俄国的兵士所感化，受俄国革命主义的宣传，不情愿和他们打。所以弄到后来，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的政府也没有办法，只好和俄国讲和，自己退兵。俄国这样用主义来打胜仗的道理，和我们孟子所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然后中心悦而诚服之”①的道理是差不多相同的。用武力去征服人完全是假的，用主义去征服人那才是真的。
    我们中国的历史还有几件好证明。从前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的武力该是何等强大，每次交锋，刘邦总是打败仗。到后来汉何以胜，楚何以败呢?原因就是在于刘邦人关之后，与民约法三章，政治宽大，有道理，有主义。再拿文王“百里而王天下”的历史说，王天下便是统一中国。百里是很小的地方，用很小的地方做策源地还能统一中国，他是用什么力量呢?是在他造成了一个良政府，令人信仰。现在俄国也是一样。广东以后把四境肃清了，或者要休息两三个月，在这两三个月中我们必要做宣传的功夫，让这十几万兵都明白我们何以要革命的主义。他们明白了主义之后，他们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样，他们的能力必定同俄国的兵士一样，出去打仗便有胜无败，便可征服吴佩孚。否则同吴佩孚的兵便没有分别。吴佩孚的钱多弹多，我们怎么可以征服他呢?兵家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能攻敌人之心，就是没有钱没有弹，也可以打胜仗，也可以统一中国。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军队都造成一种革命军，让到处人民都欢迎，像古人所说的：“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仁者无敌于天下。”那才算是不枉费了这十几万兵。
    ①  见《盂子》“公孙且上”篇，原文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城服也。”^
    现在我们同志在广东，是个千古难得的机会。要做千古有名誉的事业，成千古有名誉的军人，让千万年以后的人都崇拜，那才算是不错过了这个机会。这就是我今晚开这个欢迎宴会所希望于诸君的。今晚欢迎诸君到此，举杯敬祝诸君前途的事业成功!
    据黄昌毂记：  《孙大元帅欢迎联军各将领宴会演说词》，铅印本(非卖品)①
    ①  此为在广州印行的初刊本，未标出版时间。广州《国民党周刊》第五期(一九二三年—卜二月二—卜三日)曾载黄昌觳记《大元帅讌各将领演说词》(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一文，因错字较多，故采用初刊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