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关余问题致北京外交使团函

题名：	就关余问题致北京外交使团函
撰写时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	据《粤海关事件之外交文书——孙中山与外交团往来函电》，连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申报》(六)、十九日该报(七)
出处：	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全文：	就关余问题致北京外交使团函 (英译中)①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 广东领事团领袖真密孙②阁下：兹付上通牒及照会二件，乞即转交外交团领袖③，转请列国公使察核施行。该函系西南各省要求均沾关余事。窃念敝国关余除拨还外债外，所余尚多。此款关余，北政府多用以偿欠债，而用他项收入以为兴兵侵伐西南。西南各省因不得不另自筹正当之款，兴兵以自卫。故西南各省所收之损失正倍，盖一则以生息之款移于北京，为其搆兵以害西南：一则西南不得不另筹相当之数，以为自卫之计。此项不平之事，吾人实不能长此忍受。兹附上公函二件，一则述西南各省要求均沾关余之理由，一则述将来之用途，乞一并代为转呈，俾便及早核夺赐覆为荷。 ① “关余’’即中国关税收入扣除对外赔款及偿还外债后的剩余款额，清末迄今皆由控制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列强所支配。广州军政府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分得粤海关的部分关余，后被停止支付。自一九二三年九月起，孙中山及其重建的军政府再次向北京外交使团(由各国驻华公使组成)提出“均沾关余”的要求。本函即为交涉文书之一，于此同时收录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的照会，其余附件未录。 ② 真密孙(James William Jamieson)，通常译为杰弥逊，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广州领事团团长。 ③ 即麻克类(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英国驻华公使，北京外交使团团长。^ 附：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照会 (英译中) 为照会事： (一)粤海关税前于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年间，因广东宪法政府之请求，每年内应还抵押外债部份外，所有关余皆归本政府之用，计截至一九二○年三月止，关余之交付其由伍廷芳博士①经手者六次。嗣以七总裁意见不合，内部瓦解，关余之付遂以中止。迨一九二○年底政府恢复以后，当请外交团将该年所有积欠关余二千五百万余两全数交还，并请以后继续应付等情。总税务司②以及北京外交团全体对于此请竟不赞同，最后以美国国务院来一训令，遂致此项关余尽付与北京政府。 (二)美国国务院对此之态度，前曾咨函伍廷芳博士，略谓“实因银行团方面有受关税收入之委托责任，其目的即为满足此项关税收入之用途，至其关余则外交团须无条件的奉还于曾经外国所承认之中国政府”云云。吾广东政府亦正为此点而争，盖关税收入除扣还各项外国债款外，所有关余固纯为中国政府自身之物也。如果今日之北京有一“中国的政府”存在，可以无条件的收受关余者，则广东政府当可以五条件的收受同样之关余。然不幸今日之北京已无所谓“中国的政府”存在，而此“中国的政府”不存在者亦已几年矣。此种事实具在，为中国国人所共认。即外国人刃；将承认之。言其近例，则临城之案及今日北京之政象，均足以证之。一九一九年间，各国曾正式禁止各项军械运人中国，并于正式公文中流露无一政府“其权力所及可以支配全部中国”之语。是故所谓北京政府者，其权力之所及，谓能支配全国者数载不闻矣。北京政府亦不过为今日国中政治之一部份，惟其据有中央政府之旧址，故得外交上之承认。数年以来，北京政府屡向西南各省宣战，今日四川、广东之流血足为明证。今以由西南各省所收之关税诿诸其敌，不用于本境各种建设之用，而假手于敌人作戕杀其子弟、涂炭其人民之器具，此诚不可忍之事也。我西南各省人民以关税之收入，充履行外人之一切债务，实有应尽之责任；若谓以其部份之关余充北方军阀以杀吾民之用，不顾公理，违反正谊，此又为吾人民所誓死而反对者也。 ① 时任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兼外交部长。 ② 即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英国人。^ (三)是故外交团务宜训令银行团，在各种外国债项履行之后，须将所有关余五条件的交与总税务司，以尽中国全体国民信托之责任。本政府只愿将关余与北京政府作比例的分配，并请将一九二O年以后西南各省份下关余全数补还。 (四)反对此说者，或谓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后，所有关余已拨为整理内国公债之基金，而总税务司又受北京政府委托保管此项基金，现实已无关余之存留。西南各省亦将此点细为考虑，然终不敢承认此说。今言其要点如下：甲、如果西南各省已植定其一部关余要求之基根，则断不容北方军阀有侵害其权利之举动。自实际上言之，最近六年间西南各省对于北京政府之一切行为均认为无效，故一九二一年三月北京政府之命令自失其效力。乙、且“关余”两字有其至意存焉，关余者，即对于外国债南各省固自有取得此部份关余之权利。倘北京政府以其自身之部份履还其所有之债务，此属于北京政府之事，吾人固不得而干涉之，惟政府绝不得以西南各省部份之关余以充其目的。且西南政府对于北京所订各债款，其属于军事上、政治上之用途而用为抵抗西南之用者，西南更难承认之。此外北京政府借款中，甚有借自少数私人银行，其目的专以投机为事，其利率又奇高，此种内债亦皆为西南所反对焉。丙、如果总税务司一面承认上述议案有效，一面对于第三节所指之办法表示犹豫，不肯采纳，即宜指明仍须存有的款足敷办理此事之用。一九二一年三月北京之命令，规定关余如有不敷应用时，须指定下列两项收入法：一、每年一千四百万元之盐余；二、每年烟酒收入一千万元。此外由交通部每月垫款五十万元，至此项收入足敷偿还之用为止。上述两项收入，前只付给七八个月，职是之故，以后所有公债基金只由关余项下拨付。观此则知西南分内之关余扣除后，如果遵守北京之命令，尚有大宗款项可为公债基金之用。现在北方军人既取用盐税、烟酒、铁路等收入以为征粤平川之用，则公债基金不得不专赖关余。 (五)兹据各方面情形而观，第三节内所述之事项自可迎刃而解，深望从速设法，以便办理此事。西南各省所争之关余．拟即用于下列各途：一、改良广州市政经费二百万元；二、建筑省道经费二百万元；三、整理金融经费四百万元；四、浚河经费一百万元；五、改良蚕业经费五十万元；六、设立农事试验场经费三十万元。关于教育者：一、改高等师范为大学经费五十万元；二、改康记(译音)医学为医业大学并改良校舍经费五十万元；三、师范学校经费二十万元；四、改良农业学校经费三十万元；五、遣送学生赴外国留学经费三十万元；六、购置军舰以剿海贼军费一百万元。以上共需洋一千二百九十万元。凡稍悉南方情形者，均认此款实为至急之需。据《粤海关事件之外交文书——孙中山与外交团往来函电》，连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申报》(六)、十九日该报(七)